1998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杨云标回到了家乡，带领乡亲们上访。此后的13年间，从早年的维权协会到后来的老年文艺队，再到创办合作社，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经历了三重身份。表面看，杨云标领导的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既无心争取政治舞台，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他的心思在人的建设上。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的试验是一面镜子。

制度困境

2001年4月，农民杨云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南唐村换届选举，把上一届村干部们告倒的他当选文书，另一个维权骨干唐殿林当选村主任。

杨云标向本刊记者回忆，虽然当初维权时大家口头承诺将来不做村干部，但后来却发现无论维权如何激烈，撤换的永远是村干部这一级，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既然每次换人都一样，还不如自己干”。在这之前，杨云标的头衔是农民维权协会的召集人。从1995年前后，就开始有村民向上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镇里到区里再到市里，材料写了一大堆，却都石沉大海。“交了公粮交提留，建校费、河工费、修路费……村里隔三差五就要收钱，交不上钱就拉东西抓人，甚至邮递员送个汇款单，不给点好处费都拿不到。”

村民们说起当时的处境都历历在目。1998年，在西安读完3年大专的杨云标回家，他本来是回来准备律师资格考试的，投诉无门的乡亲们知道他学过法律，便悄悄找上门来向他讨教。“那时候都不敢白天去，怕村里报复。”最早参与维权的村民们都记得，每到夜晚，杨家的小院便聚集了前来反映问题的人，甚至有河南的农民大老远赶来让他支招。

杨云标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招数。他把举报材料一路从省里写到中央，还两次跑到北京上访，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2000年10月，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省委督察室派人来调查，清账时村干部们送礼买衣服的钱都记在老百姓头上，被集体撤职。为了继续反映其他村子的问题，杨云标召集大伙成立农民维权协会，虽然它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承认，但却是杨云标乡村组织建设的起点。

成立了协会，告倒了腐败村官，自己又当上了村干部，按理说，杨云标可以大展手脚了。但现实并不如想象，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云标很快发现，村干部在现有村民自治体系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工作安排、绩效考评、工资待遇全部由乡镇负责，村干部名义上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言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乡政府的执行者。”在3年任期内，村干部代表村民抵制乡镇的不合理摊派，让杨云标记忆深刻的例子举不胜举。“一次，乡里要求收取河工费，每人20元，但村干部们很现实，一算工程量，每人5块钱就够了，这钱不能收，争论到最后乡里只好同意把总额度分摊到每个村，果然只收了5块钱。”但是，像这样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大多数时候，村干部夹在乡政府和村民中间，两头不讨好。

以杨云标后来的观察，“能人治村”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这样的村干部对上有政府人脉，对下有威望和威权”。以“捣蛋队长”闻名的杨云标，因为长期维权已经与当地政府关系恶化，显然不可能得到多少政治资源的支持，索性又把精力放回到了维权上。这个文书也成为杨云标迄今获得的唯一一个政治头衔。

当年一起维权的唐殿林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直到现在，他还是村干部，2007年南唐与孙庄、赵王两村合并后，唐殿林成为入选新村委会的唯一一名南唐人。性格温和的唐殿林现在被村民们戏称“南唐110”，不管谁家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马上赶到。因为前段时间生病住院，积攒下来一些工作，是些什么工作呢？在他两个鼓鼓的公文包里，装的都是乡亲们看病、办户口、建房子等等开的证明，他的工作就是为大家跑腿办手续。

唐殿林的家就位于村委会旁边，低矮的平房里阴暗潮湿，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跟我们回忆起这10年的村官路，他最大的感慨却是“村庄自治功能退化，想干事太难了”。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村里就没有了集体收入来源，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上级规定每年每人的集资额度不超过15元。南唐村1700人口，一年下来也不过1万多元。村东的一条路，从2002年申报，直到去年还没有修成，他只好靠着私人关系拉了些碎砖来垫垫。“上级拨款少得可怜，每年春节前镇财政给村里的办公经费只有三四千元，连支付电费和计生用品都不够。”

虽然距离阜阳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但南唐村的老百姓说起自己的村子，“偏僻”仍是每个人的印象。经过村头的一条县道是几年前才修的，因为经费不足，只有一侧是柏油路，另一侧仍旧坑坑洼洼。这里没有工厂企业，甚至连村里出去做生意的都不多，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成为仅有的收入来源。眼瞅着儿子大了要结婚，新房还没盖，唐殿林说他不打算参加换届选举了，想来想去，除了开开证明这样的琐事，村干部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搞计划生育”。

与基本瘫痪的村民自治组织并行的合作社，反而成了更为活跃的平台。已经壮大到560多户，覆盖周围3个区县18个行政村，下设经营组、有机农业组、财务组、资金互助组等，分成11个社员互助社区。除了农忙时节，合作社的骨干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到位于村口的办公室，这栋简陋的三层楼房还是大家自己建的。杨云标带领大家制定了合作社的章程，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密密麻麻一大本回忆记录上可以看到，哪怕是再琐碎的议题，也曾有过充分的讨论甚至争论。一楼会议室里摆放着各式锣鼓，合作社的老年文艺队已经小有名气，墙上张贴着各种评选结果，理事们对过去一年的自评都被写成了大字报。在工作分配表上，除了“分工负责”和“光荣榜”两栏之外，还专门贴出了一个“加油站”，专门督促那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

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但很多时候，杨云标仍是当地官员眼里的“异类”。因为合作社曾经与有境外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有过接触，当地公安部门打招呼让官员们注意回避，迄今为止合作社参与的唯一一个政府项目就是2008年的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还是在北京的农业研究专家帮助下才得以争取到的。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定性为互助性经济组织，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兴农合作社注册下来的专业类别为农资类，通俗讲，也就是带领大家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以求降低成本。

资本力量

出身于维权的兴农合作社，在有意规避政治力量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的力量。虽然合作社从最初的每股股金100元提高到200元，但为了避免被资本所左右，合作社规定每个社员最多不超过5股，采取“一人一票制”而非“一股一票”。杨云标对于任何可能左右合作社的外来力量都保持着一份谨慎，他强调最多的是“要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尊严和幸福”。

集体采购农资，直到现在还是兴农合作社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和收入来源，只是规模有限，即便去年有了质的飞跃，所获利润也不过才4万元。2005年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每股分得14.5元，2006年每股15.2元，今年大家估计能够分到每股30元，“很不错了”。算上采购农资所节省下来的100多元，一年下来，能够为每个社员创造的直接获益达到150元，在大伙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这笔看似微不足道的钱，只有放到当地的村庄环境下来看，才能理解其价值。阜阳市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站长高玉臻向本刊记者介绍，有“百亿粮仓”之称的阜阳是全国产粮大区，占0.5%的人口产出全国1%的粮食，也是最早一批外出务工的地区，现在全市870万人口，外出务工者达到220万。在南唐村，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守村庄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今年38岁的杨云标一直保持着合作社最年轻成员的纪录，直到去年一个年轻女孩的加入，这个纪录才打破，而57岁的副理事长盛玉彬就算合作社里的年轻人了。他向我们分析道，留守老人除了种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即便一两百元对他们来说都算大钱。

盛玉彬在淮北煤矿当了一辈子工人，前几年退休后才回到村里。在合作社里，他算是见过世面的一员，从去年开始承担了经营、资金互助等最主要的经济工作，现在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他的经济压力很小，即便如此，还是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猪。“合作社大部分都是老人，一穷二白，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带领大家致富几乎不可能。”

其实，在合作社的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2008年，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小母牛组织”曾经有意资助合作社的养殖项目，当时村民们热情高涨，报名申请的达到了200多户，合作社广泛动员，新发展了100多个社员。但就在签约前，四川汶川大地震与金融危机接踵而来，合作告吹。质疑声四起，甚至有人说“杨云标打着合作社的名义骗钱”。经过这次风波，也让杨云标认识到“资本是把双刃剑，如果组织和团队建设做不好，任何诱惑都有很高的风险”。

致富的追求虽然渺茫，但对于现实主义至上的农民来说，当然不会放弃。杨云标评价过去一年的重要成绩是“合作社吸引了几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从2010年初开始筹办的小酒厂，终于在夏天酿出了第一坛高粱酒。虽然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作坊式工厂，但这一办厂历程再次证明了，对农民来说追逐资本何其艰难。刚开始盘算着5000元的启动资金就够，到现在已经逐步追加到十几万元的成本，大大超乎了老人们的经验。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把他们挡在了外面，酿出来的酒只卖出了1/4，市场销路迟迟没法打开，来买酒的还只是附近的乡亲。

杨云标经常到外地去开会，有时候连着跑几个地方。我们的见面最后约在合肥。他刚从湖北返回安徽，接着又要去北京，好在大多是组织方负责差旅费。他有些无奈地向我们发出感慨：合作社既不大可能获得政府资源，又很难得到社会投资，只好四处联络一些研究性机构的支持。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发展资金互助。“仅仅一个三合镇，春节期间回乡农民工带来的银行存款就能达到1个亿，但一年下来放给当地老百姓的贷款不足1000万元，大部分钱都流向城市建设了，调动起这些资金为老百姓所用，农村才会有自己的发展。”他向我们分析说，但现在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入社。在南唐村，我们也遇到几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只是，言谈之间，他们对合作社还多有不屑。

乡土成本

杨云标在村民眼中的“另类”，也包括对这个“利益至上”想法的批判。一方面，他尝试着带领大家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有钱不一定团结和谐，如何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才是关键”。

为了“更有尊严”，不管这个团队的名字如何变化，即便是在已经恢复平静的今天，杨云标仍然坚持“维权的本色不能变”。他会举办一些类似忆苦思甜式的活动，在白板上画出一条长长的“历史的河流”，让合作社的骨干写出过去10年来的经历。结果发现，大家记忆深刻的仍然是当年虽然恐惧但却拧成一股绳的维权岁月。让杨云标感慨不已的是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秩序的冲击。现在的农村，一般老人过世，葬礼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有钱人家请来唢呐队，甚至连哭都可以花钱雇人代替。合作社的老社员去世，杨云标就带人去给逝者开追悼会，念完悼词的那一刻，儿女们泪流满面，“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老人一生的价值所在”。

为了“更幸福”，杨云标组织起老年人文艺队，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让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村头，甚至连党的农村政策也都编成了当地民谣。老年协会成立后，评选出了村里的“十佳婆婆”和“十佳媳妇”，奖品不过是一块毛巾或一个暖壶，但却能让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心生惭愧。

不同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和逐利的经济组织，这个农民自治组织有着鲜明的乡土特色。虽然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南唐人，但当他抱着书本知识来进行乡村试验的时候，还是发现差别万千。“政治力量强大，我们可以规避；资本力量危险，我们可以谨慎；但是，乡土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这才是乡村自治组织的最大挑战。”杨云标向我们感慨道。

在兴农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挑战也不是没有过。因为最初维权的时候，为了尽最大可能壮大队伍力量，不可避免地吸纳了一些素质不高的村民，到了转向发展为主的阶段，矛盾陆续暴露出来。有人为了追逐私利而来，有人为了获取名誉而来。2008年，一位副理事长因为账务问题，跟合作社大吵大闹，杨云标差点一气之下解散合作社。当然，后来的查账结果表明，问题确实出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最后只好灰溜溜退出。这再次让杨云标下定决心，“咬住人心建设不放松，合作社才有未来”。

农民的小聪明、小圈子曾经让杨云标焦头烂额。仅仅是个开会的问题，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老好人、明着一套暗地一套，乡土权谋淋漓尽致。为此，杨云标找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袁天鹏，专门到合作社推广英美议会流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袁天鹏学电信出身，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读研期间，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议会”。第一次开会就让曾经在国内做过学生会主席的他看傻了眼，“那么多问题，主持人却很从容地安排发言、辩论、表决，最后也没个总结，事情就都定下来了，真看不明白”。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困惑，后来才得知原来欧美国家开会有一套详细的规则可依。后来回到国内，袁天鹏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翻译了这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并致力于它的推广。但是，这样的洋药方能否在农村实施，他心里并没有底。

2008年10月，袁天鹏带着书来到南唐村做了4天的培训，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他把582页的原著压缩到53条，再压缩到40条，最后形成了乡土气浓厚的“南唐议事13条”。比如，针对农民开会依赖领导发言的问题，规则专门设立一条：“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针对以前开会时常拍桌子瞪眼的情况，规则明确要求“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的发言。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乡村是熟人社会，以前开个会经常讨论半天也不能定夺，反对的人也抹不开情面，现在，规则要求“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理由”。

现在，这个被村民们戏称为“萝卜规则”的开会要求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杨云标对抗乡土成本的一个利器。一伙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开会，“动议”、“附议”、“表决”等时髦词已经成为口头禅。

表面看来，杨云标带领的兴农合作社既没有权力舞台，也没有资本实力，它的价值何在？关注兴农合作社已久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提醒本刊记者注意，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经济指标只是其一。“依靠单纯追求GDP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云标对乡村自治组织建设的探索，意义更加深远。”

维权时外斗，发展时内斗，杨云标接触到的其他地方的农民自治组织，生命力持久的没有几个，他一个劲感慨自己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为了守护这份幸运，他特意叮嘱记者尽量不要过多描写他的个人境遇，虽然他为此几乎付出了全部，直到现在还住在父母的老屋里，没有成家，且因为过度操劳，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

文章出处：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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