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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

编者按:联合国把贫困列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主题之首。从全球来看,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贫困依然存在,贫困现象蔓延、贫困面扩大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在中国,反贫困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从中国视角、用中国话语总结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反贫困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是践行“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作为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反贫困研究与中国减贫历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书写下辉煌的篇章。本报今日推出专版,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反贫困研究的成果和故事,以飨读者。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减贫事业,在农村人口基数大、贫困面广的不利条件下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推动脱贫攻坚。从减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划分,大致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消除绝大多数“绝对贫困”

1952年土改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受益农民达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约70%。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

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吸纳了20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到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达到127.9元,比1949年增长了80%

第二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

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中国不得不自主维持不能产生市场效益的军重工业。加之1959年-1961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逐年降低,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409斤减少到1960年的312斤。

1963年,国内经济逐步恢复,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三五”计划的重点内容。一方面,采取了“顺周期”紧缩和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另一方面,大规模投入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和农业建设。1949年-1982年期间,全国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绝大部分获得了整修加固,各地计划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达107项,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达208万处,共扩大灌溉面积3240余万亩,使得全国耕地面积从14.68亿亩增加到16.19亿亩。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再度大面积消除贫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1981年-1985年期间,全国实现了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超过4亿吨。

1982年起,连续5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重大改革,以农村百业兴旺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复苏,随后在1983年实现高增长。1981年-1985年期间,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年均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长1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实际增长率远远超过城镇居民家庭,特别是1981年、1982年和198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超过20%。

针对老少边穷地区,1982年中央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形成了中国扶贫区域开发和易地脱贫的减贫模式。随后,国务院于1986年成立扶贫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省、市、县建立扶贫领导机构,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中国扶贫进入组织化、计划化、规范化的大规模国家开发式扶贫时代,并且建立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952年土改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受益农民达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约70%。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

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吸纳了20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到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达到127.9元,比1949年增长了80%。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变局中育新机

中央于1993年夏季再次决定实施宏观调控,1994年相继推出财政改革、分税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来应对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和赤字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乡村整体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收益外流,部分农民失去非农就业收入,分散小农户市场化竞争能力减弱。

对此,1994年,我国提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重点对分布在中西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等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实施靶向扶贫。同时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赋予信贷、财税、经济开发方面的优惠政策。其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约531.81亿元,年均增长9.81%。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为实现城乡再平衡,2002年,中央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同年明确城乡统筹战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确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发展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与中小企业;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确立为新的发展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突破二元结构作为城乡一体化主要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都需要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近年来“三农”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

为实现贫富差距再平衡,2001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巩固扶贫成果、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重点扶持集中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贫困人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2014年,中央进行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2015年,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消除7000余万贫困人口的战略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

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央用“看得见的手”,对资金、技术等老少边穷地区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同时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脱贫攻坚。2001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00亿元左右。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ggHEOtCPcQedYQRFuN-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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