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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多样的青年与建设的可能

从“反向”看“返乡”

当前高校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增速放缓且城市生活压力激增,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正成为一种新的热点。本文所讨论的广义“返乡”不限于“农二代”们“城市梦”受阻后的被动行为,还包括理性思考后的主动选择以及在此“危中之机”下对乡村展开的重新认识,其不仅涉及感性与情绪,背后还是百年激进与乡村破坏的复杂脉络。既是一个现实与行动的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在思辨中重置乡村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命题。

如此“返乡”,自然区别于“好人好事”与“就事论事”,一定意义上联系着卡尔·波兰尼所提出的“反向运动”。在新的视野和坐标下,“乡”不只是地理范畴上的固定空间,“返”也非被动无奈的权宜之计。前者既涉及到“乡土社会”这一梁漱溟先生归纳下的中国文化“有形之根”,还包括食品危机及空气污染困扰下“乡/土”本身所蕴含之丰富启示与别样可能;后者也不是简单的“回去”,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挑战,以及新出路的寻找与探索。新时代的返乡,非仅限于直接从事农业或乡村一线工作的孤立行为,也是包括市民、消费者和文化工作者等多种力量在内的开放性参与。同时,其还挑战人们对乡土未来的单一想象与城乡分割的刻板认识,回归一种结合起“可持续农业生产、乡土社会、生态文明、社区重建、平民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视野与建设性态度。

不同形式的“返乡”实践,实际上都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去重新“发现故乡”。所“发现”的不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资本逻辑面前的陷落与退败,也包括乡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其所蕴含的广大的建设性力量和不息的突围努力,并在新的坐标中,重新理解“乡/土”的独特价值。更深入的“返乡”,还将在此过程中揭示各种类型的遮蔽,挑战对“三农”的对象化与客体化,增强对乡村多样性的认识,进而反思当下社会,探索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新可能。

如果以此视野重思“返乡”,首先需要探讨的是:返乡之“返”的前置状态“离”是如何发生的?除了相对容易的返“身”,“心”与观念坐标如何一并得以建设性的“回归/重置”?

对于大部分的“农二代”80后来说,似乎有着相近的经历——我们的教育是线性和上升的,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同时也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这样的单一方向——从逻辑上就与“返乡”或“乡建”存在着根本矛盾。在方向上,以“去乡土”为目标的乡村教育多以城市为认同与导向,日渐远离“乡村的教育”或“为乡村的教育”,而仅成为“办在乡村的教育”(近年来“一刀切”的撤点并校让这点似乎也成为奢侈)。在内容上,现有知识体系多建立在高度抽象且概念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脉络和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效果上,对于大多数现有时间与未来想象都已经与乡土、社区、农作劳动无关的乡村新一代来说,在接受多年的书斋式教育之后,我们的思维常变得跟公式一样简单和封闭,容易将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浪漫化和简单化——“只要……,就能……”式的想当然和胸有成竹成为了我们的逻辑推论。即使较好把握了农村现状,大多数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外化着随后的行动方案。

如果说被改造过的乡村教育让我们对脚下的土地与真正的乡土社会日益“陌生”,那么现代文化的浸淫与覆盖则产生着进一步的“疏离”效果,它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分割所内涵的追逐动力与人们追求舒适生活的普遍欲望,这些本无可厚非,但当资源有限的“三农”被裹挟进消费社会“多少算够”的无限逻辑与发展主义“进步至上”的幻象迷思时,城市与现代生活真切而有效地构成了多数乡村新一代别无选择的主导型追求,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利与凯旋,但也暗含着裂隙遍布的现实与危机。

这样的反思与坐标重建既有助于对相关议题的推进拓展,也有利于对实践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与现实困难保持清醒:“返乡”既不是想象预设中的牺牲与悲情,也绝非鲜花掌声与荣光喝彩中的“衣锦还乡”——2011年河北某高校研究生返乡务农导致父亲喝农药自杀即为一个不无残酷的提示与警醒。

跳出“返乡”看“返乡”,其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和被动逃离,也是返乡个体在自觉结合乡土社会的“再脉络化”实践,更是面对全球性整体困境的积极想象与可能性探寻;“返乡”除在实践层面上对主流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不合理城乡关系进行挑战与回应外,同时也在认识及行动层面上通过“发现故乡”和“理解故乡”来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眼高”并“手低”

一直以来,“眼高手低”都会被批评为某种不踏实与好高骛远,主要问题是行动能力弱,“想做的”和“能做的”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我们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却常常“反用”该词,形象地强调对“理论—实践”关系的新认识并以之为自我要求。

对于乡村建设来说,理想当然很重要。如果没有理想所带来的热情和激情,想“反向”促成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实是复杂的,行动更是充满艰辛,因此务实同样关键。深入实践后将发现,激情和平和可以共存,做“小事情”和想“大问题”不应矛盾。乡村建设所一直强调的“行知合一”,不仅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与“表里如一”,更指出正确的认识与将之付诸行动的能力同样重要。所以,既需通过各种行动来体现并修正自己的认知,也要在行动过程中加强学习并保持理论敏感,不被盲目的激情所左右,在实践和思考中淬火激情,使之转化成为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

因此,我们既需要立足本土、行动力强、不吝小事且能够真正落地的在地化实践(“手低”)。但这种实践自然不等于纯粹做事,它联系着更多的思想资源、现实经验与理论视野,不同程度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刻板化“定见”,并动态生发出更多的实际行动。同时,也需要一种能够有效与实践形成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激活的理论(“眼高”),它应该有助于挑战随处可见的精英意识、道德自恋与代言冲动,进而产生真正的解放性力量。因为实践本身的具体性和应对复杂现实所内在的不完美性,其既需“得寸进尺”和“见缝插针”的灵巧,还要“借题发挥”与“旧瓶新酒”的策略,“见招拆招”更是其常见状态。这些自然与追求自洽和纯粹的一般理论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因此,这样的理论不应教条和洁癖,而应更为开放和包容。

这样说,并不是要在实践与理论间摇摆,而真正的“眼高”和“手底”无疑同样艰难,也都同样有意义——让我们在各种限定条件下重新出发、创造可能。

恰是这种整体性视野,有利于我们重新看待包括“返乡”在内的各种乡村建设实践,以及乡建青年在其中的历练与成长——其尝试通过拨开纷扰和繁华的“城市梦”面纱,让长期被“遮蔽”的维度得以再现,而这个过程既重建了个体与时代、经验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带出具体的实践行动并让另类探索真实落地。

这种视野下的“返乡”自然并非当下才有,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更为规模化的“返乡”可追溯自至今有着十五年历史的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十年历史的“农村人才计划”。虽然参与其中的大部分“80后”和“90后”们,因各种原因暂时没有回到自己家乡,而把“他乡”作为“故乡”。对于他们来说,故乡不只是某个具体村庄,“返乡”不应是退守与限制,而是打开与发扬。根据该计划发起人和组织者刘老石的理解,这些群体性实践希望通过三种“回归”(回归责任、回归实践,回归团体),“让教育回归人,让人回归社会;让社会找到理想,让理想回归现实;让现实回归正义,让正义回归行动;让行动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青春”。实践者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培养,强调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实践研究和理论学习相互促进,知行相长。

这一“反向”于“进城”和“向上”之主流的实践计划为何在过去十余年里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青年参与?在参与者自己看来,这段经历最珍贵的地方在于“给青年一个对自身生活意义、对社会现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重新思考的机会”(吕程平);而这种“自我动员、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主动学习方式和实践方式,正是当前学校单调教育的补救良方”(孟登迎、何志雄)。

90后实践者王茜则以自己为例指出:“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或是对于‘机械化、工具化’人生的恐惧,我开始走出来寻找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青春,它不是出走,而是回归,回归人之为人的本性。而正是这样的想法激起了我对于人生、民族和社会的无限好奇,所以,我希望能走出狭小的世界去外面广阔的真实世界探求自我的追求,这个外在的世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意识到的宿舍外的主流社团,也不是仍旧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狭义社会。”

除个体意义上的经历与选择外,长期关注这一群体实践的钱理群先生认为应该回到历史脉络中(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六次下乡运动”),在他看来“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

当然,无论“个体返乡”还是“群体下乡”,这种“反向”实践,不可能很顺利,难处或张力一直存在。一方面,作为“后革命”与独生子女一代,80后乡建实践者们伴随着改革话语成长,自然不可能外在于时代结构中的各种浮躁、功利与个人至上。另一方面,他们经常承担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无奈,与其说是个体、家庭或村庄层面的不理解,不如说更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关系的集中体现。当我们看到这些“农二代”父母们决绝彻底的离农情结(绪),进而构成返乡之路第一重阻力时,与其说是“农一代”们对土地的感情不再,不如说恰是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与不公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形而下的方式对家人的保护与救赎。在主流坐标与价值体系中,不合时宜的“乡/农”难道不常绝缘于面子、尊严和成功?双手劳动与知足常乐不一直就被视为落伍保守及不思进取的典型特征?父母们不恰也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的共同对象?身处这一价值体系基座的最终承受者,“跳出农门、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被理解却饱含心酸的微小期待?

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返乡或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工作时,多需要有从“别处”到“走近”,再从“走近”到“走进”这两个阶段,即使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相对于巨大的主流来说,虽然真正的“返乡”可能零星微小,但却不仅作为简单的反应或点缀,同时也是旧观念的松动与新坐标的开启。

抵抗,或建设的可能

孙歌先生在“边缘与前沿——《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2015年10月,海南博鳌)上指出:不应把边缘与中心对立起来,也不应把边缘简单等同于“弱势”。比如在精神生产上,边缘因其与中心有距离,常有更大的多样性和自由空间。同时边缘意味着离“他者”更近,因此边缘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中心。笔者认为:在中心困境日益显现且风险集中的当下,这种对“边缘”的相对化思考十分重要,这也有助于让我们看到包括“返乡”实践在内的“另类”探索,其真正意义绝不仅在数量上对主流的补充或纠偏。

《80后,怎么办?》发表后,引起学界的较大反响,在随后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杨庆祥进一步指出,他在“失败的实感”中所谓的“失败”更多指“个人和历史之间没有办法互动,没有办法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中,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主体意识”。而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80后从小资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这一命题,因为“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

当代青年问题自然不是一时一己的困境,其联系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一方面,需要看到其中多数成员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从阶级属性上说,当代乡村建设青年也多属于“小资产阶级”,并已在实践内部形成自觉和提醒);但另一方面,小资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或静止不变,与其大而化之地悲观焦虑,不如具体细致地进行开放性讨论。比如,对于“农二代”的许多80后来说,“城市梦”和“中产梦”本来就是外在建构出来的,日益衰败的乡村对他们来说是真切深刻而不可能完全摆脱的生活实感与现实经验,乡土社会本身的丰富意涵与可持续性也将在现代世界的困境“倒逼”下得以重新认识。当他们在主动实践中自我改造并与乡土脉络构成有效互动时,在行动中克服“知—行”分离所带来的无力感与虚无状态时,践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态度时,其除了被收编、向中产阶级靠拢或谋求想象性解决外,是否还蕴含着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会有曲折和反复,但却不应该只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或“假面”。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乡建青年所进行中的各种“建设性”实践并非对此种互动的被动等待,虽然大部分实践者的“在地”工作十分平凡琐碎,但却直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捉襟见肘的现实困境,自然也参与着历史互动与建构,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包容和多样的。这些“建设性”实践,相对于主流来说可能是边缘和微弱的,但却不能简单地说其外在于历史,其仍然坚韧而广泛地存在于草根社会,并为社会的可持续转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生活逻辑和生命逻辑往往受到生产(资本)逻辑的挤压与遮蔽。然而,生活和生命毕竟作为人类生存中更为基础和必要的方面,本身也更为丰富、广大且坚韧,其不可能完全且彻底地被后者所异化。

回到历史脉络,乡村建设当然不可能作为纯粹的存在而独立于主流,这些实践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并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与批评,无力感与自我怀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实践者身上。这既提示我们需要将如此“微小”的努力放回整体性困境之中,从转型中国“大时代”的角度理解这些张力的结构和土壤,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主流困境下的点滴努力给予尊重和包容,理解其不易、艰辛与难能可贵。拒绝让日常实践中的单调和琐屑重新成为虚无的理由,并推动进一步行动,为更大的改变累积基础。

如果说雾霾的肆虐提醒我们正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危机之中,那么也正是这个新困境让我们有动力对主流价值与意义系统进行质疑与重思,由此建立生态文明与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新坐标。它既不是对原有逻辑的妥协和承认,也不是简单替换——用一种对“农业/乡土”的新浪漫化替代对“工业/城市”的旧浪漫化,而是基于“有限地球”之生态可持续视野所进行的建设性探索。

面对“返乡”实践者与“返乡”行为本身,我们不应仅以旁观者或加油者的心态,去期待着他们的突围或算计着他们的成功概率。正如,与其在城市化率的冰冷数据中判断“逆城市化”到底是衣食无忧中产阶级们的个案之举还是新视野坐标下的大势所趋,不如沉下心去思考这种新生活方式本身是否更符合生命本质与生态可持续性;与其在城市化浪潮和乡愁惆怅间焦虑纠结,不如去发现并理解乡土草根的坚韧、不甘与丰富,从改良土壤开始,为这个世界的良性变化创造一些积极因素;与其归之为“农N代”们的寻根之旅,不如说也是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必要自觉。因为在空调病、富贵病日益增多的当下,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在都市日益异化与膨胀的今日,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6ml37ldi5g7w1tZVgeI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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