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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从万隆(1955)到2015亚非拉国家、民族和人民面临的新旧挑战

一、全球的框架,更长远的眼光

1、万隆(Bandung)和不结盟运动国家(NAM)

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国家的意志:要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所有劳动阶级利益一致的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独立。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

正如万隆会议的领导者们所回忆的,这次会议是第一个“非欧洲”(所谓“有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曾遭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认。虽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存在差异,这些国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强专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入一个真正的、加速进行的内向型发展进程,夺回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条件。

正如苏加诺总统(Soekarno)在其致辞中所说,这次会议把选择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各个国家联合到一起。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称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具有国族和大众特色的发展道路,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可称之为“国族/大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Nehru)的印度、纳赛尔(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国家均为例证]。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以摆脱仍是农业和矿业商品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控制这一过程的主要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一点)在根本上可能与全球体系的统治逻辑相冲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其需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有可能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

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所有亚非国家都得益于不结盟运动的存在,无论他们的选择如何。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万隆首倡的政治团结带来了回报。倘若没有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和不结盟运动,例如加蓬(Gabon)这样一个国家就无法获得石油租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因此,重点在于政治团结,而不结盟运动国家也都一直支持余留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津巴布韦(Zimbabwe)]民族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并反对南非和巴勒斯坦(Palestine)被占领地区的种族隔离。

截至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是围绕上文界定的那个主轴,在各国内部展开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历史,而那个主轴就是:另一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有意义的有效发展策略是什么?这些斗争也和国际舞台上的冲突,特别是和东西方的冲突,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万隆会议上的提议,及不结盟运动对这些提议的展开,是冷战带来的意外事故,就像昨天和今天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那样。苏联站在不结盟运动这边,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在亚洲和非洲进行的斗争,特别是那些针对西方在经济上,时或军事上的侵略。其原因仅仅在于,苏联和中国也被排除在参与一个真正平衡的多中心模式的全球体系的利益之外。与此相比,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与不结盟运动相斗。因此,西方媒体所表达的认为随着冷战结束、1990年苏联解体以及中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不结盟运动也失去了它的意义这种观点,是毫无意义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所表现的挑战依然存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在外国干涉的支持下,国内反动势力所组织的政变终结了许多受万隆会议启发的国家体制和民族民众运动经验[如印尼、埃及、马里(Mali)、加纳(Ghana)和许多其他国家]。过去就有的针对苏联和毛派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内部矛盾的日益增长,以及针对形形色色的民族民众运动经验中的每一个所持有的矛盾,为美、欧、日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反攻铺平了道路。

在万隆和不结盟运动时代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并且具有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即使难免存在自身局限和缺陷。那种认为“万隆失败了”的看法,恰如西方媒体所表达的那样,纯属一派胡言。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说的是,万隆和不结盟运动体系,尽管有成就,却也无法克服其局限,并因此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被侵蚀以至最终丧失了内容。

2、一个没有万隆和不结盟运动的世界(1980-2010)

1974年,不结盟运动在阿尔及尔(Algiers)制定了一个一致且合理的计划——新国际经济秩序,请北方国家作出调整,以适应南方追求发展所要求的那些需要。这些提议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全盘否决。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反攻目标,在1981年坎昆(Cancun)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得以明确表述,当时里根(Reagan)宣布“我们比他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的意思是进行单边的结构调整,拆解国民生产体系,实行私有化,并对财政掠夺与自然资源劫掠保持开放,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接受)“华盛顿共识”。

三个大陆的社会对这种与帝国主义全球秩序部署相关的战略后果还记忆犹新:一方面是多国控制的离域工业和地方所有的外包工业及服务业中对廉价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专门利于维持北方社会的持续富裕与浪费。这些资源不止包括石油、燃气和矿产,还包括日益增长的农耕地(“土地抢夺”)、森林、水、空气和阳光,挑战的生态维度已走上前台。这样一种“失业发展”的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日益严重的贫困与排斥,乡村无业者向贫民窟的转移,以及悲惨的、非正式的生存活动,失业,尤其是青年的失业,以及对女性的压迫等等。在万隆时期开始构建的连贯的国民生产体系被系统地拆解了,合理的公共服务(健康、教育、住房、交通)的胚胎也被摧毁。

但是,我们对这些灾难进行抗议还不够。我们需要理解制造这些倒退的过程,如果不对体系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即资本的集中与资本控制的集中化、金融化的进程有所了解,并展开严密的分析,就无法形成对挑战的有效回应。在这样的环境中,衡量发展的常规手段已失去意义:一个遭受此种破落流氓式的发展模式打击的社会,依旧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对资源的掠夺,通过一种只利于极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涓滴效应,享有很高的发展速度。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对生产体系的集中化管理,也导致了其对政治生活的寡头控制,这又抹除了代议制民主的意义。

然而,在全球性灾难的框架内,一些南方社会已有能力利用深度全球化的新全球秩序,甚至似乎还以成功的制造业商品出口者的身份从那个框架中“脱颖而出”。这些成功反过来又滋生出幻觉,让人以为这样一种尊重资本主义积累和全球化市场基本法则的进程,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这些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帝国主义三巨头之间日益增多的冲突(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获取上),以及与此种进程相关的内部不平衡,都需要加以分析。

社会的灾难也带来了一场同样巨大,或者说更加巨大的政治灾难。过去,不结盟运动成功地在国际政治的管理上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状态,而这已被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摧毁。以联合国(UN)、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G77)以及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共同体的合法性已遭废黜,这样就有利于一个自我任命的所谓“国际共同体”,其规模仅限于七国组织和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的“朋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和卡塔尔(Qatar),它们可不符合民主共和国的模型!这个所谓的“国际共同体”精心策划金融、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干涉,再次否定了所有亚非拉民族的主权权利。

3、走向万隆精神的复兴和不结盟国家反全球化战线的重建

亚非的国家和民族复兴的第一次浪潮形成了人类史上的重要转变,它是针对当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秉持着万隆会议的精神在不结盟国家的框架内自我组织起来的。如今,同样的这些民族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的那些民族国家,遭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而后者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平衡的。因此,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成功地面对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将创造一次三个大陆的复兴与进步新浪潮。

不结盟运动只把亚非的民族国家联合了起来。拉美国家,除了古巴(Cuba),并未加入该组织。这一失败的原因有案可稽:(1)拉美国家自19世纪初起就一直在形式上保持独立,未共享亚非民族国家夺回主权的斗争;(2)美国通过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对该大陆的支配并未遭到当时的任何一个执政的国家政权的挑战(古巴除外);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包括了主子(美国),因此被古巴称为“美国殖民地部”;(3)统治阶级是“欧洲精英后代”,把欧洲和美国看作有待复制的模型。出于这些原因,建造一个“三大陆”的尝试没有成功:它只通过斗争(经常是武装斗争)中的运动才结合在一起,但被当时该大陆的所有国家政权所排斥。

那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1) 近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已经成立了它们自己的组织(The Community of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CELAC,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因此也在形式上拒绝了门罗主义;(2)新的民众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对其社会的多民族特征的意识(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精英后代、非洲裔);(3)这些运动也提出一些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解放策略,并取得一些成功,在若干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在南方其他地方已取得的成就。因此,不结盟运动的复兴如今必须将其纳入,并使之为一条三大陆的前线。

在斗争中,三个大陆的国家应围绕一个轴心团结起来,即建造一条共同战线,对抗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的帝国主义全球化。

我们已经看到,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在如何战胜帝国主义统治以及推进建设本国社会方面持有不同的见解;然而它们却能够克服那些差异,以成功地面对共同的挑战。今天依然如此。三个大陆的统治力量和尚在斗争中的民众运动,面对同一个更新了的挑战时,在方式和手段上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一些国家发展所谓的“主权计划”,即结合积极的国家政策,以系统建构一个以积极进取的出口能力为支撑、全国性的整合一致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关于对外国资本和各种资金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机性的金融投资)的开放程度、方式以及最终的管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的观点又有所不同。在开放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准入方面,各国奉行的政策也提供了广泛的不同选择和优先次序。

在反对执政权力体系的民众运动的计划和行动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差异。不同的优先考虑涉及范围广阔:民主权利、社会权利、生态关怀、性别、经济政策、农民对土地的获取等等。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也试图把这些不同的要求纳入一个共同的战略行动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

如此广泛多样的处境和态度确实给所有人制造了各种问题,它们甚至可能使国家之间和/或斗争的各方之间产生冲突。

二、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会议的提议

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的庆祝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会议,为讨论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讨论可以涉及所有的大难题就好了。讨论应该对不同的见解和提议保持开放,牢记我们的目标是秉持建设的精神,为反全球化的不结盟运动的复兴作出贡献。

以下提议当然没有涵盖所有的问题,而只是有选择地涉及其中的一些大问题。

在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和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 Forum)的框架中达成的网络将在10月底组织三次圆桌会议,每次圆桌会议将邀请五位发言人(发言人依其能力以“主题发言人”或“受邀发言人”的身份被邀请)。我们应在适当的时候选出这些发言人。除了参加我们的圆桌会议之外,当然也欢迎这些发言人应邀参加在印尼组织的其他讨论。

讨论的问题应考虑对万隆时期的相关回叙,并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尽管如此,讨论的焦点应集中在当前的挑战和有助于前进的可能回应上。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近期的不结盟运动会议所表达的立场上,尤其是2014年5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尽管每次圆桌会议所提议题的具体内容仍有待确定,我们将在下面提供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提议。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不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的行动计划。此类演练可以为期待中即将到来的丰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做一个预估。

圆桌1:建构亚非拉和加勒比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团结

(1)不结盟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南方国家展开的政治团结是富有成果的。在万隆会议上遭到谴责的殖民遗产除巴勒斯坦之外已经被清除。因此,有必要努力重建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阵线。

(2)如今的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北约(NATO)/日本的战略部署,其目的是确立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为此它们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和干涉,并通过事实上仅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国际共同体”,把这些干涉虚假地“合法化”了。除了分析这些导致全社会毁灭的干涉外[伊拉克(Iraq)、利比亚(Libya)、叙利亚(Syria)是这些结果的悲惨例子],我们还应进行讨论以评估三个大陆的国家共同体对此核心挑战的回应(或回应的缺失)。挫败全球军事控制战略是得以成功重组另一种世界政治体系的条件,这个新体系将保证各个民族国家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保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存。许多问题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比如为废除美国军事基地而进行的斗争,对所谓“反恐斗争”、国家恐怖主义的含义的评估等等。

(3)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联合国采纳了表达人民权利及发展权利的章程。旨在使那些权利得以切实贯彻的强化方式与手段的提议是必不可少的。

(4)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也应该考虑有系统地致力于重建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体之代表的合法性。

(5) 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和非盟(African Union)应该齐心协力。我们欢迎使上述各方的合作制度化(成立共同的秘书处?特别工作组?)的提议。

 (6)我们也不应忽视三个大陆的国家之间在陆海边界问题上的冲突。我们的讨论或许应该集中于创造一个制度框架,提供方式和手段以清除这些冲突,以免它们为意图破坏我们团结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操纵。

圆桌2:推进三个大陆的主权、民众和民主的另类计划的建设

 (1)我们首先应从不结盟运动国家努力建设内向型的国/民经济——正如这篇文稿的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所有这些经验(以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一个大缺陷在于,他们忽视了如下措施的基本重要性,即发明种种方式来确保更高级的民主形式能够进步发展,后者反过来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一切有意义的有效管理的条件。这个缺陷滋生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并为种种怀旧主义的幻想所吞没,正是那些幻想构成阻碍,使我们无法达致所需的以与我们当今世界的挑战相适应的、更新了的、“主权计划”概念为基础的另类方案。

(2)“主权计划”这个概念本身必然是讨论的一个主题。考虑到跨国投资对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门的渗透程度,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这里所说的是何种主权?

为获取自然资源而进行的全球斗争,是当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北方对各种资源的依赖,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南美、非洲和中东那些资源尤为丰富而历史上又常遭掠夺的国家,构成了一个挑战。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发展出一种国家与区域政策,以此开始对资源采取一种理性公平的、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管理吗?我们能够在中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发展出一种与此视角一致的关系,从而把中国获取这些资源的机会,与对相关国家的工业化的支持关联起来吗[这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那些所谓“捐赠者”拒绝做的]?

如果没有真正得到民族与民众的支持,一个独立的国家政策依然脆弱不堪,而那些支持又要求政策的基础是确保各阶级民众能够从“发展”中受益的。这就是主权计划取得成功所需的社会稳定性条件,它可以抵制帝国主义计划在政治上造成的动荡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现存的或潜在的主权计划与权力系统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之本质:它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的和民众的计划,还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虚妄计划?

非大陆国家能发展主权计划么?他们的局限是什么?何种形式的区域联合有利于这方面的进步?

(3)对即便十分遥远的未来所做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模型?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竞争,还是对团结之优势的肯定?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相关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地球生命状况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实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视为普世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了避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境地,为了避免重走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我们应该确保回答以下的主题:1)今天,什么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在追问过去所表达的“乌托邦”?2)关于地球生命的再生产条件,我们拥有哪些新的科学知识?

(4)总而言之:目标是追上今天的富裕社会,比如说美国(中国的目标)、德国、日本甚或欧洲的富裕小国(其他国家的目标)吗?这样的目标是值得要的且可能实现的吗?还是说这目标更具野心:要创造条件让我们三个大陆的社会为开创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做出贡献?

圆桌3:回归农业问题;应对日益增长的土地获取不平等所提出的挑战

(1)我们认为,必须给予亚非拉的农业问题以特别的关注。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大举进攻三个大陆的农民农业(众所周知的“土地攫取”过程)。顺从这一当前全球化的主要构成是死路一条,只会导致三个大陆上数亿人的大规模贫穷化/排斥/赤贫化。这将进而终结我们社会在全球民族社会中上升的一切努力。因此,任何有意义的另类发展模式必须基于相反的原则,即尽可能平等(或至少尽可能不那么不平等)地让所有农民获得土地,以使之成为建造一个连贯的、结合了工业生产与食品主权的主权生产现代体系的一部分。

(2)以富有的家庭农业和/或农业公司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如今正意图对第三世界的农民生产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北美、欧洲、拉美南部和澳洲的资本主义农业,受资本收益原则支配,只雇佣几千万农夫,但他们的生产力却达到了全球最高纪录。另一方面,人类中的近一半人——即三十亿人——依然在农作体制中求生。如果“农业与食物生产”被当作另一种生产形式,在一个放开监管的市场上服从竞争的法则,那么,会发生什么?这些原则会促进生产么?确实,我们可以想象:五千万左右的新增现代农民能够生产出当前三十亿农民在确保他们自身(可怜的)生存以外为市场所提供的一切。但这样一种另类方案取得成功的条件,必然让好的土地流向新的农业从业者(我们不得不从当下的农民社会中夺取这些土地),并开放市场(以购买设备)以及消费者市场。这样的农业从业者确实能够与当前的数百万农民相“竞争”。但对那些农民来说,会发生什么呢?数十亿“无竞争力”的生产者将在短短几十年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已提出的使替代性的“竞争”学说合法化的主要论据是,这样的发展在19世纪的欧洲确实发生了,并且最终也带来了现代富裕的城市-工业-后工业社会以及能够养活国民甚至还有余力出口的现代农业。为什么当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不能重复这一模式呢?这一论证没有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它们使那种模式的生产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变得几乎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欧洲的模型是在一个半世纪里与劳动密集的工业技术一起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则远非如此。所以如果第三世界的后来者要使他们的工业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他们就不得不采用那些技术。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在漫长的转型期内因其“剩余人口”可以向美洲大规模移民而受益匪浅。

我们能够想象其他以所有农民获得土地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另类方案吗?这个框架意味着在维持农民农业的同时,还要参与一个持续的技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允许我们在逐步建设一个连贯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渐进式地向非农业雇佣转型。

这一战略目标也意味着我们要保护农民食品生产不受现代化的农业从业者——国内外的农工联合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的危害。它对工业-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后者不应过多地优先考虑出口,不应以出口为导向,这本身就是在利用低工资的优势(低工资反过来又意味着食品的低价格),而更应关注用一种社会平衡的方式来拓展国内市场。同时,选择这样一个原则,也有利于在总体方案中整合那些确保国家食品主权的政策模式,后者是一国成为全球共同体活跃成员、享有必不可少地自主保证与谈判能力的必要条件。

(3)在这方面,万隆时期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混合的图景。中国和越南秉持这种精神,保证所有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其他地方则不然。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民众经验确实实行了土地改革,以限制农民农业体系的毁灭进程。但总体上,尤其是在拉美,这个令人悲哀的进程还是继续下去了。

2014年7月1日

文章出处:“亚际书院”微信公众号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3×tamp=1530619020&ver=1&signature=El9dGJZKy8NWB449hHxikvaVu7Yzf96RzUAC3dS8Sd044vSIxAEf8g3TPCRDLH65j-GSpMN92Sfv8TaDpiqpbVH7oVt9J-BGMEZ*-Y*BUsstEvFteggWRCS05YKlLtvhHe19YgpOmrfIVo5iSDtZ5wRrQ09wd*uFmu8n53NcT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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