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在反服贸运动当中，“统派”为了维护统一的大目标，与许多中产阶级一道，站在维护两岸贸易的立场上。在运动中，也有一些力量处于不同的动力和立场，试图用左翼的言辞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对于支持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力量而言，这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统派”的本意是说：新自由主义有问题，应该批判，但两岸沟通和互惠有益于台湾。这个论述不但对于年轻一代毫无吸引力，还使得原来有着充足的历史资源的左翼统一力量的当代面目变得非常模糊，很难凝聚实质力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估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两岸贸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国有企业仍然被当作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的象征加以鞭挞，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宁更像是打破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中国的这种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国际市场体制之外，中国以同样的原则进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逻辑批评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在与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国保留了一些早期国际主义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其行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心转移的独特方式出发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通常以贸易和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引发的危机而告中断，但这些中断也会促成恢复生机的体系重组。用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话说，这个体系重组的基础是强势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而每一次重组的结果就是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比先前的综合体更加强大。他敏锐地观察到：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新一轮金融扩张（这是对过度积累的典型反应）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阿锐基在1990年代上半叶所做的分析还主要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不是中国的崛起，但他所预见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分家正是东亚地区的新现实。这一分家导致了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为基础的、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个则是以东亚地区强劲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由于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东亚、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恰恰相反，其经济扩张和军事上的脆弱恰好与美国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维持其旧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存在着双重的趋势：一重趋势是以10+1或10+3为中心的、以经济和金融为中心的区域整合，另一重趋势是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为标志的向某种冷战格局回归的趋势，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则是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动机的、以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旧盟国为基础的TPP计划。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推进区域整合的努力其实正是这一轮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趋势的必然产物。若不能对这一双重趋势本身展开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单向地批评两岸关系中的经济主义趋势，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视的陷阱。在两岸关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经贸关系，而在于必须改变经贸关系中的“让利逻辑”。说到底，“让利逻辑”恰恰是以两岸分隔为前提的。

如果美日同盟显示出愈益清晰的向旧秩序的回归态势，两岸关系势必面临巨大挑战。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日本的关系却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个被调动的历史资源。台湾的殖民跟东北的满洲国很不同。满洲国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满人政权，尽管是傀儡，但还要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满洲国自身需要一个当地认同的再生的过程。这与台湾的皇民化过程有重要差别，用日本人的话说，它在台湾实行的是所谓“内地延长主义”，这里所谓“内地”指日本本土，所谓“延长”是指将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东亚战争让台湾成为它的后备基地，皇民化则是配合其殖民和战争政策的认同政治。

关于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我再说个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湾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里设宴邀请余英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我，《联合报》的老总（忘记名字了）、联经总编辑林载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次日恰好是《严复合集》新书发布会，辜振甫早上起来，上了轿车，秘书才跟他说了“两国论”的事情。李登辉没跟他打招呼。我到会场时见很多记者围着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着。辜的“两国论”补台讲话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讲的。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万千。辜振甫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讲他所经历的两蒋（主要是老蒋）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以及李登辉的对日交往。他说李登辉的日语虽然可以，但书面语不行，对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亲自写的。聊天中，他强调说：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日本之间的更深的关系。《联合报》的老总说，能不能给《联合报》写文章，他说现在不能写，但是将来一切都退出了就会写；他笑着说：标题都想好了，就是《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美国鼓励日本解禁自卫权，默认其重新军事化，实际上是以日美联盟为轴心，向遏制中国的冷战秩序回归。如果日美在这个方面很明确，两岸又无法形成政治对话，台湾下一步面临的抉择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导的军事-经济体系，还是以发展较为顺利的两岸经贸关系和日渐广阔的两岸人员交往为基础，重建两岸的政治关系？重造冷战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符合区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台湾加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区域势力，对中国大陆不好，对台湾也未见得好，一定也对中日两国关系不好。“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打断了服贸。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陆方面在设想和签署服贸协议时缺少对台湾社会状况的总体评估，只是着眼于经济。两岸关系既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推动服贸、货贸又怎么可能不去考虑更广阔的问题？从政治谈判到台湾加入TPP都应该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议题。真正的问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重启究竟以何为基础？在未来的时期里，怎样的力量，或者创造怎样的政治势能，才能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太阳花运动”提出了真实的平等诉求，但它反两岸服贸，却不反霸；运动对程序民主表示了不满，公开占领立法院，但又没有新的政治纲领。由于实际上支持加入TPP,运动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态度骨子里很暧昧。有人说：占领议会有什么不好？那就占吧。也有很多人说:反服贸有盲目性，就算有道理，也应该连TPP一道反吧。若是他们一道反，我们就该支持他们。如果“太阳花运动”敢于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扩展到对TPP的拒绝，敢于将对占领立法会的运动发展成为对于当代民主政治危机的反思，为什么不支持呢？但是，看似激进的“太阳花运动”并没有走向这个方向，它的动员仍然依赖于统独的议题。不过，“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是过去没有的行动。这至少表示，1989年后，特别是90年代之后，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终结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只有批判这个过程才算得上进步。“太阳花运动”比别的运动都直截了当，它用非法的形式清楚地向台湾的政党政治——当然主要是国民党的政治-——指出：你们的民主程序纯属政治游戏，误尽苍生。“太阳花运动”也确实打旗号说反对新自由主义，但重音落在服贸上，也就是落在中国大陆和两岸关系上，而没有落到综合了新自由主义和传统霸权结构的TPP上。如果“太阳花运动”将其反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落到TPP上去，那么占领运动就会变成另一种运动了。在今天，反思民主的危机是必要的，但如果批判民主与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结合、与霸权性的区域体制结合，其政治的走向就让人担忧。

“太阳花运动”是继2009年“野草莓”运动之后新生代直接参与政治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较长时间内台湾政治的脉络。对新生代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包括这些学生运动，最终达到的结果就是加入美日为中心的霸权结构的话，那等同于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们虽然年轻，却可能是过去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来。美国重返亚洲与日本解禁自卫权都是以创造区域性的新冷战为指向的，也都是以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趋势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新社会运动面临一个政治抉择：他们是要作为霸权的附庸造成一个新冷战格局，还是重新思考“中国”、探讨争取台湾社会的自主与平等的斗争与大陆探寻新的社会道路的努力之间的重叠关系？新社会运动必须思考这一轮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重构的独特性，也正是在这里，隐藏着运动的未来。在两岸关系中，这一反思集中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涵，但其实质恰恰是一种批判性的世界主义。

若要将这样的全球视野纳入对台湾的定位，就不得不重审“中国”的政治意义。重审“中国”的政治意义，对于两岸交流来说，也是无法回避的课题。重启政治谈判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步骤之一。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中，在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相互分离条件下，全球秩序的混乱和矛盾将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一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两岸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伟大传统，避免区域秩序向新冷战回归，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创造一种基于全新的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的新社会前景，是两岸年轻一代的共同使命。这一对于政治-军事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双重突破，不正预示着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主义未来吗？对“中国”的再叙述是不可能脱离这一进程的。 

三、 政治认同的至关重要性与两种规则的冲突

谈到区域整合，离不开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将两岸关系置于内陆与海洋的关系中去解释。日本的亚洲论其实是从欧洲的海洋论发展而来，现在的台独论也是一脉相承。用海洋来贬低内陆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主要的特点。海洋和内陆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世界史叙述才行，不能够只讲两岸关系。台湾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把台湾编织到海洋历史的叙述里面去，却省略海洋历史跟大陆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的确值得解释，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角度值得解释，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释。

大陆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张承志，但他没有谈论台湾问题。张承志讲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将那个时代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张承志从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从中国内外到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世界史谱系。这个谱系是在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脉络中展开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哥伦布探险、美洲发现和印度问题均与此有关，但这些事件大多被组织在欧洲中心的视野中。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影响如何？荷兰人入侵台湾（1624-1662）也正是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适逢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无暇旁顾这一海疆边陲，直到郑成功于1661-1662年进攻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南，访问赤嵌楼，那个地方原是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也恰是郑成功军队占领台湾的第一个立脚点。占领那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补给，当地有不少汉民可以提供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即那是一个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线的战略要地。台湾跟东南亚是连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开辟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路线。台湾在欧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与因奥斯曼帝国崛起、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中断相互关联的。

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而且朝贡圈内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马克思批评英国议会欺骗人民，因为议会讨论掩盖了以恰克图为枢纽的中俄贸易规模远超英国用枪炮换来的沿海贸易额这一事实。我三次去伊斯坦布尔，最近的一次还去了以佛所。这个地区的欧亚互动之丰富是惊人的。奥斯曼王宫里面有珍宝展，展品与大英皇宫相比也并不逊色。大陆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种类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奥斯曼苏丹搜罗了许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这些东西是市场上买的，不是赠品。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朝贡关系，而且是贸易关系。对于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促使所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丝绸之路中断，原来的贸易路线不再通畅，逼迫着开辟了另外一个航线。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与东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拥有了远航的技术，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拓殖；郑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术不成问题；清朝虽然是从北方来，继承这个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没有研究过，姑且先提出来思考吧。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回到前面的话题，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993年，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欧亚铁路已经贯通，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新的经济计划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困难和挑战都是显然的，有人说连新疆都搞不定，还怎么去谈“一带一路”？但是，新疆问题或其他区域问题恐怕也正是在展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我们从“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遭致失败和报复。“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路一带”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新疆问题是一个信号，2014年的台湾也是一个信号。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17世纪之后台湾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1989年后作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东西，在今天无一例外，都处于深刻危机之中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摆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实践的问题，两岸关系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局部危机，所以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进去。当年，像这样的一个台湾部落社会，其内部组织已经很完善，要想从外部攻进去很难。原来大陆许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就像台湾社会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动如此广泛的时代，统治者却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内部在发生什么，这表明断裂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现在需要重新拟定方向，纲举目张。这儿抹一块，那儿抹一块，没用。还是要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明确方向，逐渐地使得这个局势逆转。比如说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应该重新来讨论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探索还没有展开，问题可能就终结了。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这是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文章出处：“文化纵横”网；本文系根据汪晖于2014年6月底与台湾友人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作者在发表前审订并修改了文稿。

文章链接：http://www.21bcr.com/a/shiye/lishiguan/2015/0130/3550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