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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未来的位置

今天上午温铁军教授的发言、萨米尔·阿明教授的发言和大家的发言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图景,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都在寻找改变的可能性,但怎么去改变?我选的题目是“未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忙着应对问题,很少讨论未来。而即便谈及未来,也都好像都是在谈论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未来。历史的终结与未来的终结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内在关联的。未来是现实中被压抑的要素,,它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但的确是被压抑的。这也意味着未来不在别处,而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的行动里。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未来。我就想从这里开始,做一个引言。

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拍摄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资本论》的克鲁格先生。他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答,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你能否用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代表中国的未来?他原来是阿多诺的学生,熟读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的著作,他的设问背后,站立着本雅明笔下的巴黎:巴黎是从十九世纪里面伸展到二十世纪里面来的,哪怕是在纳粹占领之下,这座城市也代表着一种精神或者说。代表着一种未来,一种从过去里面来的、与现实不协调却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的未来。

什么是中国的未来?或许不是哪些摩天大楼。在1930-1940年代,在中国最困苦的时期,如果问一个进步的青年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他会想到哪儿呢?被占领下的上海、南京,或者苦苦撑持的重庆?大概都不会的。他们会想到延安,一个贫困的但却潜藏着未来的地方。我由此想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中的乡村在当代中国的位置——在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二十世纪的两个乡村建设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的例子、一个是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所代表的乡村建设的例子。他们的实践是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伸向未来的可能性的象征。1929-1930年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的时期,毛泽东发表过两篇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篇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两篇文章都是讲革命的,都是讲大失败之后的革命的命运。毛泽东是怎样寻找未来的可能性的呢?当时的中国白色恐怖遍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心地区的武汉、上海这些地区很强,但在这些中心地区找不到这个可能性。经过对中国现实与世界局势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边区、即落后省份交界的地方。这里是未来的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现在是以“薄弱环节”的形式存在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个“薄弱环节”。不是上海、南京、武汉,而是这些“薄弱环节”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换句话说,未来的可能性存在于最落后、最没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二十世纪的故事:在失败和危机的情势下,中国的可能性出现了;当革命者发现“薄弱环节”的时候,革命发生了一次很重要的转折。

这是上面所说的两个例子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先生、卢作孚先生、晏阳初先生探索的乡村建设,中国革命进行的乡村改造,都代表了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未来的探索。今天早上,温铁军教授在讨论到中国的某一种特殊性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形成。通过中国革命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土地制度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太一样的。这个土地制度的变迁与一场广阔的社会动员联合在一起,你可以挑出其中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的确值得反思,但这个土地制度的形成是通过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多重运动而产生出来的。这不是外来殖民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的能动性的体现。这与东亚有一些国家,在战后由于美国的占领、或者依附于当时的帝国主义体制所产生的土地再分配,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在大规模的农村变迁、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中、在农民逐渐成为一场革命的主体力量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要讨论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曾经产生过的、今天我们现在还正在部分享受着的遗产,就必须思考它形成的历史。这个遗产今天面临着严重挑战。我称之为自主性的危机。这个危机与土地问题、乡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与农民日益失去其自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经济的依附性越来越高,比如由于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我们反而被美国的金融政策所绑架;比如我们的发展模式大规模的依赖国际市场,从而国内的劳动分工必须更大规模地服从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比如我们必须依靠农业却又没有能力推进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其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的自主能力的双重削弱。我也是在这个双重削弱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的遗产的。

我们确实需要讨论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阿明教授提出的重新定义“兴起”的问题;另一个是温铁军教授提到的“主权外部性”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追求独立自主是一个传统,但随着基本社会体制发生转变,外部性的要素渗透到自己的体系当中,这使得重新定义“兴起”在中国今天的语境里面变得尤其的急迫。在总结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时,反思批评非常多。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掉”,否定二十世纪的进步的历史传统。在今天的中国,这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在我过去的文章里也提到过讨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前提,即是在二十世纪形成的比较独立自主的国家性格,以及和这个国家性格相应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这个“独立自主”不是在我们一般说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是作为一个漫长的政治过程、一个争取独立自主的社会进程的产物。这个意义上的主权是政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的独特性,就是通过农民和农村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改造重构政治的基础。在二十世纪的前期,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非常少,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的、农民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社会转变,主要是通过农村的社会转变而得以深入推进的。这样一场运动是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发生的,但同时它又带有追求社会主义的性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种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就其社会政治条件而言,要求超越自身社会阶层的利益来追求公共的普遍性利益。就此而言,农村的变革是一个带有未来性的运动。对农村社会而言,一方面是要让农民分得土地,获得农民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个阶级解放的过程又包含了创建新社会的过程。创建新社会的过程还包含了一个自我否定,即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的自我否定。这是在农业社会里面发生的、通过农民的政治能量的激发而产生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这场社会动员是通过“革命政党/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广泛结合才能产生的。当原先以城市为基地的革命者跑到延安去,当原先在都市活动的知识分子跑到邹平、定县或别的乡村地方去的时候,当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下乡”过程,而是转化自己的主体性,同事又通过把自己融入到乡村社会里面而与农民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不同于旧乡村的农民的农民阶级。换句话说,从事乡村建设不是让自己变成农民,也不是让农民变成精英所期待的人,而是通过运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体性。新的社会主体性在这个交融过程中重新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就知识分子而言,用二十世纪的政治术语表述,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阶级背叛”的过程,即背叛自己的本阶级而去和另外一个阶级结合,不是简单的变成哪个阶级,而是通过与另一群体的相互运动产生出个新的政治主体。这样的政治经验,在今天不但已经大规模地消失了,而且也正在遭到改写和扭曲。但余温尚存,我们在今天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还是看到了这个历史传统的痕迹,看到了通过新一代人的努力而将这些消失中的、被压抑的痕迹发展成为适应变化了情境的新形式的探索。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许多志愿者、合作社的实验,从事乡村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个历史遗产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某种延续。我把它们视为对未来的探索。

我不是说今天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过去的运动的简单延续。在当代的条件下,不是也不可能简单地回到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里面去。讲二十世纪的传统问题,不等同于要回到这个时代及其试验的形式。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个运动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今天一天的讨论,我们涉及了全球化、金融、粮食、土地、水……等所有这些领域普遍存在危机。就政治方面来说,当代全球化、垄断性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曾经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它,这个术语叫做“代表性的断裂”或者“代表性的衰落”,它表示的就是政治的体制、政治的构造和一般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之间产生着巨大的断裂或脱节。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发生在单一的社会中,当代世界的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政治和社会形式之间的程度不等的分离或脱节。在美国、在欧洲,以及在中国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条件之下,都出现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巨大的脱节,在中国曾经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底层社会已经很难有渠道流向另一个阶层,社会流动性大规模的衰落,也正是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脱节的后果之一。这是中国社会和许多社会面临的危机的中心环节。

如果解释这个危机?我认为有几个基本的层次或方面。我用一个顺口溜来说明这个危机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政党国家化”。“政党”在二十世纪曾经是连接着社会和国家的一个政治性的运动,它代表的不单是价值。它通过这个运动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代表着自主性的社会,形成由下而上贯通社会流动的体系。但是今天我们的政党,就其规模而言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规模庞大的政治组织。但是,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政治性质却在不断地衰落,它逐渐地退化成为一种国家机制。一方面政党好像也的确掌握着很多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它运作的方式却越来越遵循国家的一般逻辑。这使得这个社会中政治的动力出现了问题,至少在中国是这个状况。

第二个方面,我称之为“政府公司化”。由于国家的政治逻辑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国家—尤其是各级政府—越来越接近于公司化的运行。政府主要的工作是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增长,而不是提供社会服务。我们经常在公共政策,甚至很高层的政策咨询中看到自我矛盾的表述。为什么会自我矛盾呢?因为它代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同时又是未经整合从而缺乏连贯性的表述的直接出现,意味着国家难以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恰恰相反,它是盘根错节的、与今天的市场利益关系同构的、直接反应其内在矛盾的政策大杂烩。

第三个方面是所谓“媒体的政党化”。今天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媒体经常表述出一些政治的意向、提出政治的议题,但是事实上媒体的这些政治议题不能够代表一般社会的真正的运动,毋宁说代表了媒体网络背后的利益关系。以乡村建设做一个例子,今天有多少媒体深入地做过报道?媒体的绝大部分话题都被另外一些力量所设置,当政治力量发生了危机、原来的政党不能够清晰的提出未来目标的时候,似乎是由媒体在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这些媒体被各种利益所操纵,不断地流动,极大的鼓励了政治上的投机和虚无,表面上扮演着“政党化”的角色,但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意义上的政党,它没有实质的理念,只有“过硬的利益或利害”。这是今天很清楚的一个现象。

第四个方面是“政客媒体化”,这一点我不多说。它是上述几个方面发生变迁的必然产物。

在上述政治现象之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更为庞大的社会转型。金融全球化带动了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今天中国的工人已经近三亿,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称之为“农民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阶级制造过程。但是,在大规模的阶级重构的过程当中,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同时却大规模地衰落了。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转化了,不能—至少迄今为止—像过去一样以阶级为中心产生新政治。当然,可以在理论上去思考什么是阶级、怎样去理解阶级政治这些问题。

就以工人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关系来观察,我这里举出四种不同形式的斗争模式,其中的两种模式是大家常常讨论到的。一种,在媒体中谈得比较多,是法律维权,即依据《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来保护工人的这些权益。它以今天的法律的为基础,重心在于维护工人个人的权益,很多NGO、律师在做这样的事情,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劳保待遇的谈判和保障等方面。

第二种更具有政治性一些,是围绕着工会的运动。比如本田汽车的罢工,工人们在斗争中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工会。在一些跨国企业当中,也逐渐产生出这样的工人运动。这些运动的产生,事实上与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里面由于有公有制,所以工会的角色和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工会角色完全不一样。在欧洲的社会运动、包括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工会运动是远远早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里面,恰恰是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带动着工会的运动。后来的政治性的运动并不是从一般的工会运动当中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确定之后,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说服、教育、帮助、和保护工人的角色,从而工会是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国家连体的。在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之后,原有的体制不再代表工人、也不能保护工人了。工人的政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一个政治的发展,需要更加自主的、有组织的发展。但是,这些运动的能量有限,在今天它不是一个能在宏观上改变整个方向的运动。

第三种斗争的形式常常被忽略,但影响巨大,它在报纸新闻中经常不是作为运动、斗争来表述的,而是作为劳工短现象来谈的。比如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很多大型的跨国企业纷纷从沿海到了内地——这些劳动力更加密集、也比沿海更加廉价的地区,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维系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但最近出现的现象很值得观察,即在这些所谓劳动力剩余的地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也与前几年沿海地区一样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过去沿海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在内地也常常会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与这个现象有关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打工短期化”。很多人不愿意在工厂呆很长时间,他们待一年两年甚至半年就离开了,造成了工厂在雇佣方面的压力。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河南富士康招收工人的时候,每招收一个工人,当地政府补贴两百元。劳工短缺逼迫资方提供工资、改善待遇,也促使地方政府改善相应的社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第四个斗争形式与打工短期化有密切关系。很多农民干了一两年就离开了工厂到别的地方,或者去寻找别的工作,或者回到自己家乡。他们这样做是有损失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劳动合同法》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提前离开,没办法签署资方要求的干五年的劳动合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劳动补偿。在这个状态下,有些地区的劳工利用原来乡村社区的联系,在城市当中进行斗争。一种简单的形式是领工制,就是由一些中间人在工厂与乡村之间组织劳工,工人离开的时候由这些中间人代表工人去和资方谈判,讨回一点利益。这个过程当中有双重剥削的问题,但也形成了某种以乡村关系为纽带或以乡村共同体被背景的所谓“看不见的社群”。这里的积极因素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摧毁一切社会团结的时刻重建了某种社会纽带。事实上,领工制只是较低级的形式,我们还可以看到较高级的形式,例如一些少数民族社群在城市生活中通过政党、法律和政府提供的纽带重建其关系网络。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工厂里面自杀的事件。今天的生产使得人完全的异化疏离,无法形成社会关系。领工制这样的社会网络,或者通过乡情、族群或其他纽带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也是劳动者在城市化的条件下重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种努力。他们试图把从乡村中带来的社会联系变成自己在城市的生活中重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

上述斗争形式,尤其后两条,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可持续性的乡村建设有很明显的相关性。当代城市社会中,劳动者地位的变迁必须和乡村建设的问题连接起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劳动者的位置,也从而反过来促进乡村的建设。乡村建设成功,背靠乡村腹地的工人就能够逼迫资本作出妥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通过乡村建设运动看到的不仅是乡村的变迁,而且看到了一个新的连接点,一个使城市工人的运动与乡村社会的建设重新关联起来的可能性。这也提供了我们重新理解二十世纪的另外一个政治遗产的契机,这就是城市和乡村关系的重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新的联盟和联系。在这个地基下,我们可以通过脚踏实际的实践来探索我们的未来。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2012年12月,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举行,本文为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会议发言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fB2fpxJDB8D3y9Hh4t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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