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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2008年危机全球突然出现了38个饥饿国家,今年呢?

凤凰网财经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的“2020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为期7天的超级财经周里,嘉宾们观点犀利,金句频出。

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全球粮食贸易问题、国内粮食安全问题,农产品的生产及流通问题都出现新挑战。如何重新审视我们的粮食和农业问题?如何以疫情为契机带动农业转型与乡村振兴?在5月13日的“2020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上,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分析了疫情影响下的三农形势,他提到2008年发生华尔街金融海啸时,全球曾经出现了38个饥饿国家,而今年的形势更值得关注。

温铁军分析,因为和粮食有关的供应链即物流,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过去能够通过调存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今年这种形势之下物流或供应链的断裂,会导致对粮食调运的不利影响。

此外温铁军表示,供应链断裂本身还造成一个严重影响。由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化学化程度高,石油农业已成既成事实因此当供应链发生断裂的时候,以过度依赖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来维持农业产量的生产方式会受到较大冲击。

“从三农的形势来说,第一大值得关注的就是疫情是否会影响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温铁军说。他认为第二方面是老问题,即粮食安全真正的体制问题仍待解决。在现实挑战面前,谁应该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不承担粮食安全责任。最终承担责任的是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发改委管理战略储备。但作为拥有14-15亿人口的大国,仅靠库存解决人民粮食需求并不长久,也不明智。

因此,温铁军呼吁应该关注三农。他强调,不要简单的看原来农业生产或者和农业直接相关的几个经济因素,而要更广泛的打开思路,多看相关因素。应带动生态化的空间资源开发,形成从基层发起的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和生态文明的转型战略高度相关,以此带动整个农村经济朝向绿色生态方式的转型,朝向生态文明转型,这才是我们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温铁军对凤凰网财经表示。

嘉宾介绍:

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对疫情影响下的三农形势,特别是和粮食食品安全有关的形势应该有所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发生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相继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就在量化宽松政策采取的当年,全球曾经出现了38个饥饿国家,也就是有38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饥饿状态。而那个年代,其实农业的总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全球粮食的总产量也没有减少,上市量也没有减少。

上一轮的经验教训非常清楚,这十几年过去,2020年离2008年的粮食危机相比不过才十几年。上一轮危机,2008年以后美国共采取了三次量化宽松,每一次量化宽松都造成粮食价格的异常波动。我们看2020年,量化宽松的总量比上一轮还要大很多,那当这个量化宽松变为过剩的流动性,大量进入期货市场的时候,就会导致粮食发生异常波动。

为什么说今年的形势更值得关注呢?是因为和粮食有关的供应链,也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物流,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响。过去相对可能还算比较通畅,能够通过调存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今年这种形势之下,恐怕会发生比较大的影响,物流或者叫做供应链的断裂,会导致对粮食调运的不利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供应链的断裂,供应链断裂本身还造成一个严重影响,就是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的化学化程度。石油农业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了,我们又是世界上使用这些化学品最高的国家,那因此,当供应链发生断裂的时候,过度依赖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来维持农业产量的生产方式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可能相当多的专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往往是粮食的产销调存这四大因素,顶多再加上气侯变化。如果还有考虑,那就加上病虫害、水旱灾害,气侯变化,这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农业和粮食的结构了。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关注,今天的粮食问题很大程度上产生于金融化,而全球化本身又是全球金融化带动的。所以疫情导致全球化危机,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供应链断裂导致产业链断裂。总的趋势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尽管从原来的农业生产任务来说,我们的总量不小,库存量也够,但是必须关注到其他并非粮食产销调存的因素,也不是仅仅气侯变化或者病虫害、水旱灾害有关,还要关联到其他的相关领域上。

所以我觉得从三农的形势来说,第一大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疫情是否会影响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发生影响其实已经不是可能性了,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希望在座的各位高度关注,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觉得是个老问题,就是大家谈到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注意,粮食安全真正的体制问题。我把它叫做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简单,在座的各位都吃粮食,但没有谁想过你对粮食安全有责任。作为消费者,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谁对粮食安全承担责任。

大家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当然农民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真的做调查研究你会发现,农民并不对粮食安全承担责任,甚至当国家把粮食的战略储备以及粮食安全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之后,农民作为第一生产者,最主要生产者,他其实并不在意粮食到底够还是不够,作为生产者他不承担责任,但他作为消费者也不承担责任,作为粮食安全的调控者,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政策叫做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我们都知道,但是请问何时曾有过省长因米袋子问题而受追责的?何时有过市长因为菜篮子问题受过追责的。

请问地方政府对粮食安全承担责任吗?地方政府追求的是GDP,追求的是本地的财政收入,他怎么会管这个粮食到底够不够呢。在这个全球化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上海人吃加拿大小麦,是正常的呀,你这个广东人可以大幅度减少粮食用地,用它来搞开发建设,或者有点地有来搞经济作物,比如果树、鱼塘等等。广东人吃越南米、泰国米是正常的。在正常情况下,在全球化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不是问题,但是供应链断了呢?或者一但有说更严峻的形势,比如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他在“去中国化”,在强行推进硬脱。

在所有这些现实的挑战面前,到底谁是国内粮食安全的责任人?谁应该承担对粮食安全的责任?生产者不承担,消费者不承担,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安全承担最终责任的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靠什么呢?只能靠国家发改委。过去还有粮食局来管战略储备。但是请问世界上可曾有过先例,我们现在14亿人口,未来15亿人口的大国,靠库存能支持多少人多长时间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关注三农,不要简单的看原来一般的农业生产或者和农业直接相关的几个经济因素,而要更广泛的打开思路,打开视野,多看相关因素。

对外,刚刚提到的,粮食金融化了。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发生生产产量变化,也没有发生供应量变化,照样会发生饥饿。建设中国的粮食生产是化学化的生产方式,直接受供应链断裂的影响,这不是小问题。

关于自己内部的制度体系,尽管我们很重视,但却很少真正关注这种制度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三个相关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调控者,都没法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来发生,这恐怕是当前迫在眉睫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上一轮危机,正好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知道像县以下农村基层,每一万亿的基本建设投入能够带动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的就业。所以那个年代我们从2005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到2009年大批失业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已经做了四年,像农村修水电路由器加宽带,五通进村,这个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基本建设的工程中间去,所以那一轮我们的经验是靠大规模的国家老基建缓解了数以2500万之高的农民工的失业。

接着就是2010年,出现了沿海再度进入经济高涨,却没有人去打工了。它已经被农村的基本建设吸纳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到乡镇村调研,乡镇干部都着急说我们完不成任务,我们动员不了劳动力,一度发生了劳动力的卖方市场,这种现象是上一轮的经验。

那这一轮呢?如果上一轮的经验仍然是可取的,那请关注和三农直接相关的,即这一轮正在发挥作用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当然,有关的经济部门,仍然试图以城镇化的方式,以城镇化工业化叠加的方式来继续维持传统的复工复产模式,以维持传统的增长模式,但别忘了,那叫做粗放的数量型增长,已经被批评过了。今天叫做质量效益型增长,首先得把生态文明大战略做一个转型战略的引领,然后把下面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纳入进去,然后同时推进的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加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农村中的三变促进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来把整个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形式代入到农村改革中,把现在大量的生态空间资源--绿色资源,变成对应增发货币的资源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基层形成的集体经济来活化已经投下去的130万亿的基本建设的设施资产。

同时,应带动生态化的空间资源开发,形成从基层发起的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到县级平台,平台对应央行的货币增量,这样也等于把过去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货币增发铆定在货币储备上,改为把货币增发铆定在绿色债券上,绿色债券是和生态文明的转型战略高度相关的,以此带动整个农村经济朝向绿色生态方式的转型,朝向生态文明转型,这才是我们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本文转自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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