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广东省领导密集调研新农村建设问题。放眼世界，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有何可参考的发展路径？有哪些模式值得借鉴?

◎《南方》杂志记者∕史成雷 发自广州、北京

◎本文责编∕郭芳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

2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去年以来，广东省领导密集调研新农村建设问题。放眼世界，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有何可参考的发展路径？有哪些模式值得借鉴？《南方》杂志记者就此专访中国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院长温铁军。

突破生态、经济难以两全的困局

《南方》杂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国外在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温铁军：中国的农村建设可借鉴欧盟或者日韩等国的经验，把小农经济与第三产业相结合，开发农业在生态环保、休闲养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以此突破生态、经济难以两全的困局。日韩在农村全面开展购销超市、金融保险、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养生体验、生态景观等农村第三产业，有效地帮助农民增收，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一方面重视利用农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从1961年开始，政府大力推动工业过密地区的工业向农村地区转移，使得农民可以在附近的工厂就职，业余时间回家务农，从而增加了家庭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977至1986年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出现了“一村一品”运动。虽然“一村一品”运动存在着小规模、分散性的特点，再加上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市场条件、生产技术水平等的差异，除少数个别成功的事例以外，总体来说发展结果并不理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借鉴其通过兴办地方加工业来促进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据统计，从1967年开始，日本农户的收入就超过了工人家庭收入，并且一直保持这一趋势。

《南方》杂志：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都是生态农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

温铁军：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崛起的时候，出现了逆城市化带动的市民农业趋向。西欧早就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了。欧洲农业60%的农场是市民经营，市民作为多元经营主体拿钱做农业投资。

相比于传统农民来说，市民更重视食品安全，因此会百分之百地做有机农业生产。现在欧盟国家的农业产品几乎全部是生态化、有机化，至少是绿色的。当前，我们国家也已经有大量的市民自觉下乡创业，今后市民搞农业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重视城乡一体规划发展和乡村治理

《南方》杂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城乡融合方面，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温铁军：日本、韩国等国家非常重视城乡融合发展。

日本从1962年制定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些措施均着重强调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将农业与城市均衡发展的理念根植于区域振兴政策中。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村运动，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缩小城乡差距。我们到日本、韩国的农村去看，感觉不出农村跟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感觉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农村空气好，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比城市差。

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大城市很少，主要是中小城市和城镇，它体现了城乡兼容、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社会文化。此外，它的工业中小企业很多，大多是坐落在乡村，很多服务业也在乡下，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

正因为这些国家不过分追求城市化，所以那里的工厂、学校周围就是农田，从工厂望出去就是绿色的果园、牧场和农田，那里的农村经济追求的也不是所谓土地产出率，政府确定的农业政策是生态化的景观农业，要求搞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循环农业。这样，人和自然就和谐共生。

《南方》杂志：在引导、组织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方面，国外经验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温铁军：日本、韩国的农村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并使之发挥出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在日本，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或低税进入、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第二、第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给“三农”。比如，日本农村合作社金融占全国金融总量大约三成，国家不仅实行免税而且建立中央农林金库为基层合作金融承担风险；相应地国家要求其收益51%返还基层农协，成为农协主要收益来源。

韩国也是这种模式——保证农民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作综合农协——收益并不主要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是来源于政府给综合农协以特殊优惠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二、第三产业中占有较高收益。所以在日本、韩国，95%以上农民加入综合农协，农民的收入也高于城市居民收入。

韩国的新村运动还非常重视结合改善农村治理进行。一方面，韩国非常重视发挥村庄委员会、村庄领导的作用。政府要求每个村庄组织一个由5~10名村民组成的村庄发展委员会，来决定政府援助物资在村中的投向。同时，政府非常重视村庄领导的培训工作，认为是否有好的村庄领导是引导村民参与新村运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将新村运动看成是对农村的综合整治，而不单单将其定义为一个简单的农业经济问题，其具体实践不仅有基础设施建设、生活设施建设，而且还在农民合作、基层民主意识的培育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可见，大多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府都把优惠政策直接赋予综合性的农协，由此体现惠普原则而不是对私人资本用于产业化。

生态文明的内涵是多样化

《南方》杂志：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生态振兴等“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欧洲的乡村让人印象深刻，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化为内涵，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个内涵性的改变，它首先改变的是认识论，要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在比较强调多样化、多元化、生态和环保的欧洲，现在的农业是什么样子呢？已经变成景观农业了，欧洲的景观农业强调农业的多样性。

《南方》杂志：结合国外经验来看，乡村生态振兴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温铁军：我去欧洲考察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建设了很多“转型城镇”，有些已经将路两旁的行道树改成了果树，有些草坪改成了市民菜园，它特别强调生态化社会作为共识的“生态足迹”和“食物足迹”的限制。

这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教育需求。所谓在地化知识，是乡村生活保留的自然、人文、环境各种条件都有在地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如果能够转化为我们在地传播的知识，转化成在地化的社会教育，那这些多样化的知识就活了，比如说山野自然风光，比如说传统的木刻楞的房子，比如石头砌的老房子。

本文原载于《南方杂志》总第2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