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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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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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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官宣 | 第八届国际CSA大会主题正式发布，报名通道今已开启！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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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招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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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写给乡村的一封信 | 2021年度 “口述乡村·故乡纪事” 计划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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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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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当代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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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0 - 11

王洪喆：苦难与梦想的团结——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工人文化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012016年12月的北京，雾霾笼罩、阴冷萧索，然而在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皮村社区工会办公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工人文学小组诗歌朗诵会却吸引了几十位工友前来，1997年出生的女工晨晨，打开自己微信朋友圈中的链接，开始朗诵一首关于劳动的诗歌：吊带裙邬霞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吊带裙》来自1982年出生的诗人邬霞，她14岁随着母亲从四川内江南下深圳打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歌，通过工人们的手机网络流传到全国。出来打工才一年、老家辽宁抚顺的晨晨从这个比自己大15岁的姐姐那里，读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隔、车间工作的繁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东北部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城里人”看来，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十几年前，几个打工青年在这里成立了工友之家，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

2018 - 10 - 11

许多：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实践之路

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演员王德志是我们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偷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几百块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下火车，他打听着路直奔中央电视台，到了央视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自我勉励，他鼓起勇气向门卫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可门卫对他说，春晚的节目是早就定好的，像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参与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头徘徊许久，最后只好进了一家饭馆干起了杂工。在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中，王德志干过的工种最多，这在他后来创作的相声作品《漂》中有过生动的描写：“我是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暖，朝阳跑过广告，宣武掏过下水道……”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

2018 - 10 - 09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原编者注：本文由作者授权,摘编自吕途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全书共分四个部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和“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全书共十六章，由13名工友的生命故事、和作者在台资厂和德资厂的打工体验组成。本文摘录自前言与全书第一章。前言本书用工友的生命故事来描述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全面控制的现状和表现，从作者的认识角度来解释和分析劳动者是如何在资本的逻辑下被操纵、无奈挣扎、寻找安慰、麻痹自我和没有出路。本书不讨论文化理论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表象出发做一些浅显易懂的文化分析。目的是让劳动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历史和现实一次次告诉我们，任何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与人共同合作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本书文化分析的期望就是唤起更多人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微博和网络上骂人或者夸夸其谈不是承担社会责任。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践行自己的责任。这本书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3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决定做现在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就是因为在写作上本书时所发现的困惑和问题。在研究和写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写前三部分是一个阶段，写最后一部分是另一个阶段。在写头三个部分（新工人群体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每当我被无力感困扰的时候，我会寻求两个思路的帮助，一个是：“察己可以知人”，我会思考在这样让人迷茫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积极的力量越少，我们就越不应该放弃，否则我们对不起自己、子女和后代，所以，我不会放弃，那么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

2018 - 10 - 05

郭春林：看见与再现 —— 纪录片《工厂青年》的意义

《工厂青年》是一部不错的纪录片。伊文思说，“一部纪录影片的力量主要来自它的内容。”2更准确地说，来自内容与形式的贴合。在我看来，《工厂青年》发现了我们时代的症候，并且找到了较为贴切的再现形式；它让我们看完电影后，不得不严肃地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对一些重大命题进行思考。在《工厂青年》中，这些重大命题多是以两个或多个一组，构成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社会整体。然而，在今天关于现实的叙述中，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媒体再现，抑或文学艺术，乃至学术论文中，这些原本属于一个整体的对象却常被割裂开来，被视为一个个各自独立、自成系统的部分。而《工厂青年》则重新将这些被孤立对待的部分放回到一个整体中。这个整体首先是这部纪录片，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虽然作品尚未能建立整体性，当然更不可能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但它是一个开始，标志着一种重新整体化意识的觉醒，为我们重新理解现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工厂青年》有两个版本，一个3小时正式版，一个5小时导演版（实际是5小时40多分钟）。拍摄历时近7个月，据导演郭熙志介绍，7个月里，一共拍下了500多个小时的素材，约7个T的容量，全部的剪辑等后期制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于2016年9月完成3小时版，同年12月完成5小时版。本文主要讨论3小时版。为方便讨论，也为了让大家了解《工厂青年》拍摄的背景和基本出发点，我把片头的三段文字抄录如下：大约有三亿的工人在中国的工厂工作，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3，受过中等以下的教育。他们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所在的工厂被称为“世界工厂”。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工厂里出现了被称之为“新生代”的工人。新生代的工人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大部分虽然来自农村，但从八十年代出生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开始，已经没有人会种田了。深圳市康佳集团下属的康佳通讯制造总厂，是一家有三十年历史的国营工厂，也是中国第一部本土手机的制造厂家。这座工厂生活着近千名新工人...

2018 - 10 - 03

吕途：工人文化的继往开来

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于今年6月24日至25日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该会议暨第6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及第3届北师大教育社会学论坛。孟登迎、吕途、潘家恩等文化研究学者、实践者在25日上午第一场的“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论坛中做了发言，陶东风教授做主持和评议。下面是吕途老师现场发言的文字版，文字已经作者本人审阅。特别感谢大会邀请我，有这样的机会学习。首先，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学者，我是从我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去寻找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结果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这个文化研究，可能我想也是因为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恰好说明了文化研究的本质。我们知道，文化即生活，我理解中，文化也是思想的交锋，是一个文化斗争的战场，所以就这样进入到文化研究的领域，那么我理解文化研究第一点呢，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只对它描述的话，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不批判的话就没有进步，所以我觉得描述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文化批判，但是如果只有批判没有建树的话，那也就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建树的批判是无力的，而只批判的话，光说不做，我觉得个人与社会也无法改变，你的建树也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化本质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具体做什么样的人。1、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那这就是我工作与生活的世界，就是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那么我是怎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的，我的工作，刚才黄老师特意交代了下，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大家也不认识你啊。我呢？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活了好几辈子了，然后我这辈子呢生活在皮村，我的另一个工作的场地是在北京的平谷，那我就不介绍我这几辈子了，要不然介绍不完。那我就介绍下我的学科背景，我的本科是在农业大学读的，读的是植物生物生理生化，生物学院啊，我的硕士是荷兰的海牙，读的妇女与发展专业，我的博士呢，...

2018 - 09 - 20

潘毅：农村改革——新工人主体的起源

【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中国的新工人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农民工。之所以用“新工人”来形容这一群体，是因为他们是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后重新诞生的工人阶级。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经济被摧毁，小农经济复苏。但小农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无法为农民生存找到出路。一方面，小农经济模式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改革导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部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上的产出已经无法保证农民的生存，农民被迫来到城市，进入工业区，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这便是新工人主体形成的起源。今天，中国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是资本之都，是各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的目的地，是投资和投机的梦想之地。但是中国崛起成为资本之都，却并非像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转变是由国家主导的，由跨国资本共同谋划实现的。全球化和市场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首先，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和“劳动力的解放”是中国迎接资本回归的前提。自七十年代以来，奉行改革主义的领导人和商业精英，一直呼唤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提倡实行更为弹性化、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倡导以商品市场的规定为标准重新塑造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经过了三十年的革命，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完成了社会主义转变，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可如今劳动却再次被彻底看成是一种“商品”，在新生市场上自由交易，如今政府大力推广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这种对个体自由的呼唤，被认为是从僵硬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解放思想”出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敞开大门，面向全球经济。中国改革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再无产阶级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工人主体现在不得不变成“自由”的主体，脱离集体经济，逐渐失去生产资料，在重新建立的劳动市场中除了出卖自己的...

2018 - 09 - 04

孙恒：乌托邦成长于当下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在“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注释1)圆桌讨论上的发言。他从一位实践者的角度出发，在现实的语境中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与其所处的宏观局势，并呼吁知识分子生产有机的、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虽然孙恒一再自谦为“只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发言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活力。这位与志同道合的工友们一起在当代社会中建设劳动者乌托邦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知识生产与介入社会的方法论。标题与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本来这个大会是邀请我来给大家唱歌儿的，我歌儿唱完了第二天发现还有一个“引言人”的任务，然后我就问吕途什么叫引言人，我问了三天，她到现在也没告诉我（笑）。后来我去问潘家恩：“引言人做什么啊？我又不是专家学者、研究者，我只是一个行动者、实践者。”他说：“那你就随便说点儿吧。”所以我就很开心，可以随便说。我觉得引言人就是“引言”嘛，引起大家的发言，就是抛砖引玉吧。我从自己的实践和行动出发，另外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会场听大家发言，我有一些感触。所以基于这些，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既不是什么理论，想得也不那么高深的一些我的想法而已，我不知道能不能引大家发言。理论活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我想谈谈我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看法。我觉得理论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对于我们新工人群体。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工友每天都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现实生活。当工人罢工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工作者出来给工人出主意、想办法？没有。当工人迷茫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家、思想家站出来，跟工人一起讨论，或者指明一个方向、道路？没有。但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在解释这个世界，可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有一个朴素的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看法：理论，应该是...

2018 - 08 - 17

郭春林：什么文化？怎样的命运？ ——读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它抓住了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与他们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体，但“语言的藩篱”将我们隔开了；更要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不仅加剧了共同体内部的区隔，还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区隔，制造内部各种基于不同原因和划分标准的分裂，和人们的疏离感，以及“我们”和“他们”不同而且无关的幻象）。《迷茫与崛起》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新工人生存状况的描述，《文化与命运》的重心则是吕途对这一生存状况的深入分析；正如书名所传达的，“文化”和“命运”是第二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关注新工人群体新的切入点。如果《迷茫与崛起》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更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与命运》则是通过进一步地思考，期待读者从新工人群体的命运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实践中获得启示，介入现实，发出如下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发展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是良性的，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乃至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汪晖在《迷茫与崛起》的序言中写道：“（新工人）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以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开始为界简单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那么，新工人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就是后三十年的现象。按照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至1988年，是新工人“艰难的流动”阶段，总人数约两千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中国大陆形成前所未有的“打工热潮”，新工人增长到六千万；至2003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膨胀到一亿两千万；而到2013年年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总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六千多万。毫无疑问，随着城镇化的...

2018 - 08 - 16

温铁军：工友之家事件与基层债务难题

编者按19日晚，微信朋友圈里传来消息，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各种名义的“检查”与为难后，面临“逼迁”。工友之家求助信发出后，有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发表或转发文章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声援，呼吁更多人关注。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注册成立，从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社区，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建了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且连续数年举办为打工者的“打工春晚”。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探索与付出，难道要被“逼迁”抹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016年12月24日晚，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对温铁军教授就此次事件进行了专访。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整理后，本次访谈发表于今天的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温铁军看来，这一村委会和打工者所代表的下层社会的冲突，应该认识到实际的处境和困难。这一冲突反映出的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临还债压力，把村乡两级债务链所发生的矛盾转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务组织和其他的租户。大多数人是从“打工者公益组织是否应该在北京落地生根”这样一个角度来谈此次“皮村逼迁”事件的。但，这个角度似乎未能深入认识到这次问题发生背后的实际原因。以我对现在基层情况的了解，认为相关背景更需引起关注。第一个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对还债压力（例如北京工友之家求助信里所反映的私下索要钱款的情况）。第二涉及基层为应对这种复杂状况而采取的非规范手段（例如求助信里提及“几个刚喝了酒的小伙子”对工友之家强行断电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层情况，往往会恶化为不同形式的下层社会的对抗性冲突，且很容易被浮躁地做“泛政治化”处理；但被人热炒一番之后的结果却并不有利于弱势群体……先看逼迁可能涉及复杂的基层债务问题。从北京工友之家现在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实际原因似乎是村和乡两级之间...

2018 - 08 - 15

汪玉玲：新工人文艺：从流动中的劳动者开始

打工诗人郑小琼在一首题为《流水线》（2007）的诗里写道：“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衣”、“工帽”，姓名被一串又一串同样冰冷的数字取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用“打工”来称谓包括郑小琼在内远离乡土的城市劳动者，吕途等人用“新工人”来重新命名这群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其诉求也正是要在这个全球资本化的新时代重建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但在现实情形里，上述诗中的劳动场面书写的就是时至今日新工人的工作处境，“打工”很多时候也仍然是新工人群体身上最受瞩目的标签。这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随着资本、技术、管理等日益成为凌驾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价值砝码，新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则陷入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状态。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这样直接服务于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群体曾经是当家做主的主人翁，但近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则成了沉默的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被自己享有，其劳动过程也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的沉默存在。新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劳动是随着机器流转的异化劳动，“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他们的劳动更像是机械的流动。伴随这种流动状态的是新工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不稳定。在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办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馆”里，主展厅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主题，通过来自工友的工作服、暂住证、劳动工具等物件陈列，展示了新工人群体在城市里缺乏保障、不够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而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与异化。一方面，资本与受资本操纵的技术把控着各种工业部门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消费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消费主义逻辑贯穿日常生活之时，劳动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话语主体的审美对象。于是，尽管劳动的形态与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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