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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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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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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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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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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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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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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百年乡建
2018 - 09 - 21
希腊人民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榜样。凭借着勇气和明辨,希腊人民拒绝了欧洲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卑鄙的强制性命令。他们已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因为希腊人民相信,除非民主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否则它难以立存。他们已经揭穿了这场民主的闹剧。所谓民主,只是接受和屈从由金融独裁所导致的日益衰败的社会状况。在欧洲,社会进步是不合法的。为了把民主的危机降低到零,欧洲已进行了系统性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让-莫内,以及罗伯特.舒曼(两个拥护维希政府者)已经着手准备重建那些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它们曾因欧洲与纳粹的合作而被摧毁。尽管欧共体的章程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拒绝,法国全民公投是其中一个(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对民主的拒绝),但是欧共体的建立,以及对其章程的强制采用还是使得一个金融资本独裁政权得以抬头。为金融寡头所用的媒体舆论对欧洲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洗脑,使他们始终被这些幻象喂养,而这些幻象强大到足以摧毁他们迎接挑战的能力。他们大部分人始终相信,他们必须把欧洲以及欧元区从这次的崩溃中拯救出来。(但如今,在希腊和西班牙已经没那么多人这样想了。)只要欧洲还困于这些大机构的束缚当中,它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任何质疑那些令人生厌的现存秩序的尝试都已经被这些大机构宣布是非法的。过去希腊人就因为他们的选择都变成了不法分子。欧元区难以为继。欧元区子系统违反了(作为)一个稳健可行的货币管理的基本法则。那些由于过度不公平而引致无法承受的后果的经济体制,都会被它强加上一个所谓的“竞争性”的普遍法则。为了开启一个限制性市场以应付金融垄断所导致的突然袭击,基本上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体制得以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欧元区(的出现)可能已经使这些进步毁于一旦。西班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其他国家,包括芬兰,甚至是法国都相继成为牺牲品。如今,欧元区只能是使“德国的欧洲”重演的工具。实际...
2018 - 09 - 20
此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8年2月28日--3月1日在湖北省住建厅2018年度春季业务知识系列专题讲座和京山县“新时代湖北讲习所‘京山课堂’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的部分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此文为讲座第二部分。 演讲人: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乡建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对我们来说,2018年的开始,有点乍暖还寒。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所谓的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不能再跟着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走。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回嵌自然环境,与生态多样性结合到一起。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多样性。那么,多样性能在城市实现么?城市到处都是“水泥森林,柏油沙漠”。所谓“高楼大厦,千城一面”!那多样性在哪?在乡村啊。工业客观上是反自然的过程,农业则是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由此看,中华农耕文明主要是在农村延续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主要是晚清时期以后。此前,在长期的几千年发展中,除了战争时期之外,中国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之首。走过农耕文明,经过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工业化极速的发展,似乎经过了这样一个轮回,中国现在又回到了工业总产量世界第一,贸易量第一,外汇与货币总量世界第一。那我们会沿着工业化成功的经验继续向前走么?由于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的一般性道路走下去,那就要转向生态文明,转向乡村振兴。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转型呢?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发达国家为主的制造业在下滑。经济上看,毫无疑问中国是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的,而且中国拥有的工业门类也是世界最全的。由此,相对应的就是工业总量第一。那么,也就对应大规模出口大规模进口,因此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贸易总量第一的...
2018 - 09 - 04
摘要:萨米尔·阿明的资本主义批判一直富有浓厚的依附理论色彩,在“中心”与“外围”的概念层面中,基于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在经济体系中的关系,依次展开诸如全球化、民主等范畴在现实的全球政治问题中的问题域。然而,随着当前第三世界人民运动的激进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极端的帝国主义军事镇压:冲突撕裂着旧的秩序,在萨米尔·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已然日薄西山。而这恰恰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治理的结果,作为全球化的细胞的消费逻辑所制造的不仅是经济的贫困,更是直指人性的政治生活的贫困。理论在曲张的现实面前从宏观转向微观,阿明呼唤已然“逝去多年”的历史的主体。关键词:资本主义;激进化;民主;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1931—),男,国际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等。译者简介:乔茂林,男,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基金项目:本译文系“马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一、资本主义,一个已成为人性敌人的陈腐体系    和所有历史上的社会系统一样,资本主义在其不断上升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进步功能(相比之前的政治制度而言): 它已经将个人从此前体系强加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拥有规模前所未有的发达生产力,它将众多团体融入我们所知的国家,它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因其阶级本质变得具有阶级特性和有限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是“小康男性中产阶级”,而持久的父权制使得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益处属于他;对人性的剥夺与被短期视线主导的经济利益计算的逻辑相联系,对更长周期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国家权利已经被预留给了统治中心,而被统治和殖民的边缘地区已...
2018 - 08 - 22
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为了抗拒帝国主义入侵和克服内部分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试图重建对中国的理解,其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以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民族救亡运动不得不诉诸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原则。1912年十三世达赖的“驱汉令”和1913年的《蒙藏协定》所包含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多重要素与晚清民初高涨的汉族种族意识和政治民族主义桴鼓相应,它们诉求不一,但同受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在普遍王权瓦解和社会分裂的格局中,“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内含于各种国家论述中,所谓“合同种而排除异种所建立的国家即为民族主义。”但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规范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添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如何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构造“民族-国家”?归纳起来看,晚清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这一汉民族主义是适应革命造反而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政权的目的达到,它必然会向其他两种形态转化。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康、梁等人要求保留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及以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实际上透露了一种焦虑,即虽然认为满、蒙、藏、回、汉同属“中华民族”,但在宗教、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政体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第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其典型的表达就是孙文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2017 - 12 - 09
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
2017 - 09 - 01
石油产量峰值[1](peak oil)的到来是勿庸置疑的事,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1400英里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饿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北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其人们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北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的政策。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北朝鲜是依照着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这依赖于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使得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八十年代北朝鲜城市人口就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 尽管从七十年代起北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2016 - 01 - 02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以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中国粮食(包括大豆和薯类在内)总产量从2003年的4.3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增长了42%。2015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增加。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也在增加。  当前中国粮食供求状况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粮食(包括大豆)总量达1.04亿吨。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03亿,基本与去年全年的进口总量相当。虽然2015年进口的粮食总量比2014年同期明显增加,但是进口的总金额比2014年下降,这表明国际粮食价格仍呈下跌趋势。当前,中国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但粮食进口量却在增长,致使社会库存量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国内粮食的生产结构存在矛盾,如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超过了80%;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000061,股吧)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农户数量巨大。目前,中国拥有约1.3亿公顷的耕地,而承包土地的农户达到2.3亿,平均每个农户的耕种面积不足0.5公顷。这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农业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近些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推动了国内粮价逐步上涨,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导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入了中国。  从今年1~9月份的价格来看,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粮食价格,除了国内生产成本高之外,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是自2011、2012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度下跌。二是人民币汇率坚挺,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后的价格会...
2018 - 09 - 18
【内容提要】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并存在着很多互动,然而很多时候两者被二元对立起来,且前者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同时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在新视野的检视下,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转化且隐现交错。以此为基础,将有利于推进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建设视野下的乡村革命研究,并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关键词】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改良沟口雄三(1996)曾指出:“(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并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有感于此,本文及随后各篇文章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乡建”为新视野,进一步揭示乡村建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描述的客观意义上的“(百年乡村)破坏史”,也将看到主观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伤心史”,还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建设史”,“百年乡建”这条大河尽管流得很慢,但水深才能静流。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中国产生了多种类型且复杂多样的革命,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与乡村建设在动员对象与形式、内容上都直接相关的乡村革命。一、不保守的改良与不激进的革命现代中国在剧烈转型进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理论,同样也存在着多样化的实践。如果说理论讨论不应简单用“保守-激进”类似的二元框架,这些实践也不能停留于“改良-革命”的人为二分中,特别对于紧密结合乡土且努力回应现实的“乡建式改良”。现代中国改良光谱复杂多样,乡村建设之...
2018 - 09 - 12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上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粮食金融化:国际粮价波动主因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
2018 - 09 - 06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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