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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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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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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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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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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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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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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百年乡建
2018 - 07 - 11
一.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样,一直平稳地流传至今。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共产党宣言》一样,直到今天还一直有效。甚至今天,这个文本的所有段落,都还对的上——甚至比1848年更符合——当代的现实。从在当时很难说明显的前提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被后来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展开充分巩固了的结论。在本文中,我将给出进一步发人深省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受启发的先知、是能够在水晶球中读出从他们的直觉来看异常的存在的巫师吗?不。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好地——在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如此——理解那个定义了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存在而已?马克思一生致力于通过对新的经济(从英格兰的例子开始)、和新的政治(从法兰西的例子开始)的双重考察,来深化这一分析。 我在《1917年10月革命,一个世纪以后》(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2017),第三章,《读资本论》第四十一页写到过这个主题。 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呈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何以资本主义与更早之前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严格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第一卷便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它直接地澄清了私有产权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意义(并说明了,这个特征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哪怕之前商品交换就已经存在的),特别是,价值和抽象的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从那个基础出发,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了,何以无产阶级把他或她的劳动力卖给“有钱人”这件事情,确保了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者,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价值的支配,不仅统御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还治理着现代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异化这个概念,指出了那个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统一,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得到表达的。这个为“马克思主...
2018 - 07 - 03
【摘要】: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 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 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 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 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 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 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 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 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 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关键词】: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在地化; 张謇; 大生集团; 一、导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张謇的大生集团与村落主义中国近代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贯穿了近代史的始终, 而中国的本土实业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 从社会文化基础到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中国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 孕育了一批类似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经济实体。21世纪的“经济回嵌社会”潮流中的“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话语在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方式。而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概念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 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 (2) 企业化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3) 社会创新; (4) 团体治理结构及社区责任。”[1]社会企业综合运用社会资本, “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 [2]优化配置在地资源,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并通过互助成员共享, 将资本收益尽可能地反馈回社区内部。社会企业在西方是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发展的。而在中国, 近代实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从开创伊始即具有社会企业的本质特征, 以救国这一社...
2018 - 09 - 13
乡村建设·爱故乡大会主持人语:故乡远去,乡愁袭来,复兴乡村已成为当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内在共识,并日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传承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从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就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人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本刊2015年9月号第17期曾做过专题介绍)。为揭晓“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交流各地的爱故乡行动经验,吸引和鼓励更多人士参加到共建我们生活家园的爱故乡活动中来,2015年12月19-20日,以“寻根乡土再造故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国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个高校、100多个社团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公益人士及各地爱故乡工作站代表一起,围绕“故乡价值”“故乡文化”“故乡行动”等议题,就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在地化知识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乡贤文化发扬、爱乡平台建设和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开展了4场讨论,收获了来自12个省市地区的15位爱故乡年度人物的精彩故事,大会同期还举行了“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事迹展”“故乡情怀—乡情·乡愁·爱故乡”联欢晚会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理念、实践、行动和愿望在这里聚集,共同造就了2015年中国乡村文化发展事业的一桩盛事。本期以本次爱故乡大会为专题,通过鲜活感人的爱故乡年度人物故事,和对爱故乡精神内涵的深刻...
2018 - 09 - 0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发展改革委、民(宗)委(厅、局)、民政厅(局)、林业厅(局)、扶贫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农民工等返乡人员在创业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民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决定联合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正确把握推进返乡创业行动的总体要求(一)基本思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返乡人员创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围绕县域经济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开发创业项目、搭建创业平台、培育创业人员、构建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返乡农民工、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开发农业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创办领办市场主体,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产业促创业、创业促增收、创新促发展,使其成为创业兴业、致富一方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主要目标。计划从2015年11月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进。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11至12月)。各地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发动,部署落实。全面实施阶段(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认真组织实施,探索载体模式,强化政策支持,抓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阶段(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加强督促检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分析存在问题,不断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将返乡创业行动引向深入。二、认真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一)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通过各类媒体和制作政...
2018 - 08 - 29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破”与“立”又是怎样的辩证关系?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曾经有一次关于变革社会应似“炸弹”或是“微生物”的讨论。卢作孚提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革命 乡村建设 社会建设 卢作孚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中国遭遇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则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例如,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建设”探索,追求的不是疾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已有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革命”和“建设”进行反思(王先明,2013;董丛林,2017),以及对民间社会建设多种形式与沿革进行研究(宣朝庆,2017),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与探索进行了诸多细致的讨论。  不过,当前研究中对卢作孚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是刘重来(2012)教授的梳理与研究。卢作孚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实践中,贯穿了其“微生物”革命理论,建设成效和思想内涵都极具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很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先辈,例如彭禹廷...
2018 - 08 - 22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
2018 - 08 - 02
如果说,劳伦斯·奥利弗版的《哈姆雷特》仍是英国 / 欧洲文学正典对二十世纪中叶历史情境的一次幽灵性的叩访,那么苏联导演格里高利·柯静采夫在一九六四年执导的《哈姆雷特》则更加折射出冷战文化映照于对垒双方的内在裂痕和彼此纠缠。影片不仅和奥利弗版的《王子复仇记》一样是鸿篇巨制,而且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莎剧改编的双峰。可以说,它们共同标识着《哈姆雷特》乃至莎剧电影改编的高度,迄今为止,仍难以逾越。柯静采夫的《哈姆雷特》作为一部苏联电影,在冷战的又一轮对抗、紧张的氛围中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并赢得了评委会特别奖,三年后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赢得了欧洲各国的多种奖项。关于这版《哈姆雷特》,人们经常引证的是英国电影学教授理查德·戴尔的评述 :“荒谬的是,对莎剧改编最有力的两部电影作品(柯静采夫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并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苏联诞生。”—从今天的后见之明的角度看来,此间真正“荒谬”的,不仅是冷战逻辑的信奉者自身的矛 / 盾陷落,而且是欧洲经典在冷战年代所扮演的远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以及它所发挥的、不无怪诞的社会功能。经历了欧美世界“百年和平”,经历了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之后,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带来的全球灾变,经历着将人类一分为二的冷战分立 ;分崩离析的世界现实,令欧洲经典—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文学、艺术,获取了特定的象征位置,在渐次演化为“崇高客体”的同时,蜕变为“空洞的能指”,或曰再现重写的界面。有趣的是,冷战格局的形成,造成了全球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对抗,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令全人类经历着置身火山口上的、持续的危机情势。也正因如此,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事实上达成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制衡状态, 除了边缘地带的局部冲突与战争 :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其后遗效应 :柏林墙的兴建)、越南战争 两大阵营之间,处...
2018 - 07 - 13
〔提要〕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关键词〕大众传媒;公共性;去政治化;政治国家;立场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许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访谈时间:2004年8月(本文是2006年3~4月间汪晖根据采访记录重新整理而成) 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许:您对自由主义、思想史方面很有研究,能不能从这些方面谈谈媒介?汪:媒介这个概念本身比较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媒介,大学、商店、组织都是媒介。我想您问的是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体,比如报纸、电视、广播等等。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它的公共性。媒介的公共性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媒介的转变既是公共领域发生转变的结果,也是推动公共领域发生转变的动力。关于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已经有很多讨论。比较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中做出的,它被界定为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平等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非排他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成员,对话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的对话。稍早一些,汉娜·阿伦特用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描述相近的领域。在王权社会,王公贵族、皇室都是处在社会顶层的特权阶级,他们以公共的名义代表整个社会。因此,公共领域与国王...
2018 - 07 - 13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垄断再不是在一片相对自主的企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即便它有多重要)。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些垄断集团紧紧控制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企业,和甚至严格来说不算是寡头的大企业,都被束缚于垄断集团布置的控制网络中。它们的自主性萎缩至只沦为垄断集团的分包人。在19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这三巨头里,而这个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普遍化和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系统,确保这些垄断集团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由于这些垄断集团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运作,即是说垄断租正是帝国主义租。 因此,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历史形式的资本累积过程,它的驱动,是极大化垄断/帝国主义寻租。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他们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这种持续增长里的不平衡状态,转而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说愈来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因此,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些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资”(或者说其实是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与GDP增长脱节。GDP增长也变成大部分虚拟增长。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寻求“减债”,实际上是在故意说谎。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
2018 - 07 - 12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34岁的冯海铎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义齿加工厂做厂长。每到春节,他会回到位于河南邓州农村的老家。家中的地靠父母种着,“没办法,农民离了地就没法活。”虽这么说,冯海铎也清楚,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给儿子买套房以后就没法说媳妇、抱孙子”。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冯海铎”。他们有家有土地,他们因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够、给儿子进城买房等等原因来到繁华的都市找机会。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以来,人口流动开闸,几亿农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庄成为留守老人与孩子的“保留地”。同时,原本用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土地,现在转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2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此次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进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也明确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紧张。“中央一号文件”有两波农业浪潮。20世纪80年代曾出台了指导农业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而从此,城乡也走上了分叉口。到了2004年,时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开始补贴,对主产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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