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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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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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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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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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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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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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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百年乡建
2018 - 09 - 06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
2018 - 09 - 05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
2018 - 09 - 04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关键词: 抗美援朝 人民战争 朝鲜停战 核威慑 国防战争 国际主义战争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
2018 - 08 - 23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做百年乡村建设的总结,又正好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就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这一百年来去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研究农村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可以叫做乡村复兴。乡村建设,我们是沿用了以前的概念,但是,它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   乡村建设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和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排斥性的。这和资本化有关,所以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而精英治理一定是精英俘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因此,实质性的不认同,就促使我们另外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而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大众民主任何成功的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这个小资的利益多元化是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着主流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因为自己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所以,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说这个平台...
2018 - 08 - 22
【内容提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定县实验时,平教会对土地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但生计教育的重点是改良农业和建立合作社。战后的华西实验明确将土地问题视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提出统租分佃和创置社田的方案,这体现了平教会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和组织生产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达成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模式的乡村改造目标。然而,创置社田难以实施,平教会转而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农地减租,同时也不放弃统租分佃的努力。平教会的和平土改历程始终充满着张力,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层面,难以付诸实践。【关键词】平教会 土地问题 创置社田 农地减租   考察近代乡村建设史,很难绕过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作为一个具有启蒙和改良意味的知识分子民间社团,平教会对社会改造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其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经济建设的演变。本专题中潘家恩和张艺英、温铁军的文章[1]对此都有涉及,本文拟继续深化,结合近年公开的华西实验区档案,梳理平教会探索土地问题的历程[2],以进一步揭示近代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一、定县实验:初步认识土地问题  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县设立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总会机关迁至定县,全力推行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范围也由先前的文字教育扩展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3]生计教育主要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着手,重点在改良农业生产和建立经济合作社。其目标是“要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智识和技术;要创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环境的能力”。[4]换言之,要用教育方式达成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土地问题逐渐进入平教会的视野。  先是生计教育部主任姚石庵在工作中发现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
2018 - 08 - 01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著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等。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使服务组织服务农业,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能服务农民。当前很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是为少数大农户服务的,更有一些主要是为龙头企业和农业资本服务的。有些服务组织虽然服务农户,但是服务收益也很少分享给农户。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和国家战略相向而行。国家的“三农”战略是要使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同步实现,通过扶持大规模土地经营的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将广大中小农户挤出农业和农村,想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样做不是真正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负责。为此,需要认清以下的战略选择。一、扩大中小农户在服务环节的利润分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要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扩大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此,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作为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希望在追求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由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接纳农民数量有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总体上我国农业始终会是人多地少,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也至少会有3亿农民,这就决定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限度,只能是适度的。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多数还是没有达到适度土地经营规模的“半耕半工”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不应该是扩大少数大农户和外来资本的土地经营规模,而应该是扩大广大中小农户在农业服务环节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服务规模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即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对其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的各类服务,加总起来的经营规模和其中的利润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服务需求如果由农户自己联合起来提供,农户的经营规模自然就会扩大。第一个战略选择是:扩大中小农...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2018 - 07 - 13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比较视野出发, 把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等因素纳入思考,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文化延续性、乡土中国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内在逻辑, 从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 只有通过补短板、再平衡, 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 加强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 才能使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平稳。 中共“十九大”之后, 海内外都在讨论关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一些新提法, 本文主要对两者内涵及其相关性做出阐释。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农业文明演化的决定性影响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 人类社会的变迁主要受到气候冷暖变化的制约。竺可桢是民国时期学业有成的科学家, 新中国就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他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提出过历史沿革受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论断。他提出的朝代周期理论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论证, 但却被近年来世界上对全球气候暖化高度关注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明, 人们已经研究出了气候变化的长周期。只要把气候变化周期和人类发展变化周期结合起来就能发现, 今天的很多说法几乎都可以作为“八卦”来看———比如说商朝的陷落是因为商纣王宠幸妲己的荒淫无道。那么, 历史真实是什么?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之中, 气候只要变暖, 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 气候只要变冷, 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 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 人们要聚落而居, 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 因此多子多福, 安土重迁。这本来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
2018 - 09 - 12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日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中国的银行业在 2001 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 WTO 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接着是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 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 从 2011 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 5...
2018 - 09 - 06
编者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此次会议使我们感受到,在党和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下,乡村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重新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塑城乡关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汪洋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图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兰考南马庄乡村建设试验区(2009年4月),前排左一为曾挂职兰考县副县长的何慧丽教授,左三为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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