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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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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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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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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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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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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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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百年乡建
2018 - 07 - 12
如果爱父母就带他到这里来那繁茂的土地里有青春的回忆 如果爱子女就带他到这里来那自然给予的我们同样给予他们 河边的白杨洒下斑驳的荫凉不远处的青山是无声的挚友洒下的汗珠结成香甜的果实真切地感觉我们是地球的孩子 这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桃花源41号地主平骁妈妈写的一首诗——《大地之子》。每次读到这首诗,都觉得很欣慰,我们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小毛驴的存在,对于北京这个大都市及居住在其中的市民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慰藉。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海淀西郊,西北六环边上、京密引水渠旁,是北京城区与西山之间的一片净土,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功能定位,它其实就是乡村生活在城市中的延伸。这也是小毛驴本质上不是一个种菜卖菜的农场,而是链接城乡、开展农耕教育的平台的缘由所在。一个空间就是一个能量场。小毛驴市民农园本身的存在,既是一种新文化的象征,更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者。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文化?这种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未来它将指向哪里?一、重农爱农的新文化本世纪初,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急速发展之下,城市居民远离了土地,传统农业和农民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农耕文化和人文关怀逐渐失落,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同时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各类环境污染问题(雾霾!)。“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当代都市生活的通病,逆城市化成为大势所趋,“市民下乡,农业进城”成为新的时尚,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悄然变化:从以人为本到尊重自然,从鄙夷农村到向往乡村,从消费至上到认同节俭,从不劳而食到亲近农耕……2014年,中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各行各业、各地城市或村落的追求。但文化是什么?什么才是积极的、健康的、可持续的文化?海洋文化学者李二和在其《舟船的起源》中写到,“文化是一切生命文明行为的代称,大自然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导师和启蒙者。我们几乎没有一样科学发明是凭空想...
2018 - 07 - 10
编者按2008年4月,在海淀区农林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创立。十年来,小毛驴团队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下,在社区支持农业(CSA)试验与推广、市民农业实践、CSA生态农业人才培养、适用技术研发、农耕文化传播、亲子自然教育、都市农业政策推动等方面,为中国三农和城乡统筹发展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文章,不忘初心、总结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本文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团队推动中国群众性生态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特别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的前世今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成为后来者的铺路石,直至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本文作者黄志友,2004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后先后参与了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和北京海淀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与运营工作,并于2012年参与发起全国“爱故乡计划”,现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十多年来,致力于生态农业发展和乡土文化保护的倡导与实践。前言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互动 “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是伴随1990年代激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挑战,进入新世纪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乡村建设即为缓解“三农”困境的多种尝试之一。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目前有70%的户籍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再经过10-20年的城镇化发展,当总人口达15亿时,农村仍将至少有4-6亿人口,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多,而农业则更多地受制于耕地和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近年来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趋势难以逆转,主要农产品按人均计算也不过仅仅能够维持世界平均水平。更为严峻的是,农业成为中国发展短板的同时,也正成为...
2018 - 09 - 29
应NIAS之邀,我的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NIAS是北欧亚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简称,地处哥本哈根市东南部的Amager岛上,那里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人文学院。但NIAS并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机构,而是一个由北欧五国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院。NIAS的院长Thommy Svensson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他同时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和欧洲东南亚学会的主席,这显示了NIAS在欧洲的学术地位。刚到丹麦时,Thommy形象地介绍说,NIAS是一个以北欧二十多所大学为基地的伞状组织,它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研究亚洲社会与文化,致力于在专门的学术分科与综合的研究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分科是历史的产物,许多当代问题和当代的学术已经难以在传统的分科中得到说明,近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文化研究”可说是一种对于现代专门化的学术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国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就不可能在单一视野中解释。说来真巧,临行前有一次与朋友讨论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他提到阿明的理论,语焉未详。此次适逢联合国主持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及非政府组织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NIAS邀请与会的阿明教授演讲。他的议题从一个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谓“全球化问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现任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第三世界论坛研究所的领导人,以“依附理论”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间,他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国际氛围,自那时起,在这个氛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和国际的经济学家和发展学者。阿明的兴趣一直集中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论文时,他通过积累...
2018 - 09 - 13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
2018 - 09 - 11
一、全球的框架,更长远的眼光1、万隆(Bandung)和不结盟运动国家(NAM)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国家的意志:要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所有劳动阶级利益一致的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独立。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正如万隆会议的领导者们所回忆的,这次会议是第一个“非欧洲”(所谓“有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曾遭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认。虽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存在差异,这些国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强专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入一个真正的、加速进行的内向型发展进程,夺回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条件。正如苏加诺总统(Soekarno)在其致辞中所说,这次会议把选择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各个国家联合到一起。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称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具有国族和大众特色的发展道路,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可称之为“国族/大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Nehru)的印度、纳赛尔(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国家均为例证]。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以摆脱仍是农业和矿业商品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控制这一过程的主要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一点)在根本上可能与全球体系的统治逻辑相冲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其需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有可能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所有亚非...
2018 - 09 - 04
萨米尔·阿明在《每月评论》(2014年6月)上发表了题为《朝向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统一性和差异性》。文中对当代世界中几股主要的激进左翼潮流谱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左翼统一行动的倡议。该文主要论点如下:我们都明白,就这些运动所实行的策略来讲,很难划清有效和无效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判断策略的目的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冲突。总的来说,许多运动都可以被称作“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movementstowardsocialism),这个词语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玻利维亚等)的政党发明的。这些南美政党放弃了传统共产党的目标(夺取并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明显较为温和的目标,即耐心创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种目标调整可以用两点概括,即民族化和国家计划。至于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使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化,这些选择了“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党并没有给出界定。这些将自己刻画成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政党有一些声称是马克思的继承者,有一些甚至声称是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法国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按照今天的话,即团结),这套价值观将现代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归根结底,这套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能够接受但却无法实现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则需要更髙层次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远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它随着雅各宾派的上台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在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美国也提出了革命口号:自由和私有财产。这两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业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越该原则的平等诉求。自由和私有财产二者结合起来让不平等成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为个人才能和勤奋的结果。他们让人忽略团结的美德,而只承认相反的一面,即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自由和平等...
2018 - 07 - 04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数年。重新回头看这场危机,能够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1.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
2017 - 11 - 24
编者:今天推送的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家恩副教授发表在《天涯》杂志(2014年第2期)的文章《“发现故乡”视野下的青年返乡路》。文章强调,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正成为一种新的热点,但如何使其不至于沦为充满政治正确、浪漫化想像与道德姿态但却苍白无力的简单流行口号?如何将就业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转化为面对并思考当前社会整体性困境的“危中之机”?看似简单的“返乡”不仅涉及感性与情绪,背后还是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的复杂脉络,既是一个现实与行动的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在思辨中重置乡村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命题。潘家恩:“发现故乡”与“危”中之“机”(下)艰辛返乡与整体视野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当下“返乡”所处的新脉络:其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和被动逃离,也是尝试重新结合返乡个体、乡土社会及整体生活方式的自觉实践,更是全球性整体困境和“现代化乌托邦”幻灭后的反思重建、积极想象与可能性探寻。“返乡”除在实践层面上对主流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不合理城乡关系进行挑战与回应外,同时也正在认识及行动层面上发现故乡、理解故乡与重建故乡。而反思主流“意义系统”并尝试建立“另类”参照坐标既有助于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有利于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进行清醒的认识:“返乡”既非我们想象预设中的悲情与不可思议,也绝不是充满歌声掌声的“衣锦还乡”或集体行动(2011年河北保定研究生返乡务农导致父亲喝农药自杀即为一个极端却鲜活且不无残酷的案例)。现实生活的“返乡”光谱中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丰富可能性。比如,对于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者王宁夫妇来说,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自小离乡外出求学,但其却硕士毕业后直接回到自己的乡村老家,不只从事生态农耕与社区互助农业,还创办乡村社区图书馆以恢复传统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走出一条且歌且行的道路。前几年日本实践者探讨另类生活方式的著作《半农半Ⅹ的生活》在港台和大陆都产生了一定...
2018 - 08 - 15
[内容提要]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Abstract:TheproblemofRyukyuliesnotonlyintheU.S.occupationofRyukyu,orinsuchquestionsaswhetherRyukyuisapartofJapanoritisindependent,butalsoinourinterpretationofsuchachangeinitshistoricalrela-tionship.Suchkindofchangeisactuallyuniversalandisaruleprescribedintheframeworkofmodernnationalism.TheproblemofRyukyuhasprovidedaunique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modernnationalismandimperialism.Whatdoesitmeaninthecontextofcoldwar?WhydoescoldwarstillpersisttosomeextentintheAsianregioninthepost-coldwarperiod?ProbingintotheproblemofRyukyumayprovideussomeinsightsintocoldwarandthepost-coldwarsituation.一、从北海道到琉球2...
2018 - 08 - 08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农村地区面临日益深刻的人口过疏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大城市,这些成为大都市居民的年轻人,向大都市缴纳税款,为市政建设贡献力量,大都市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和资源,而处在另一面的是农村人口减少,产业衰落,地方财政收入萎缩甚至濒临破产。 为了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本政府设计了一项“故乡税”制度,旨在使资源和资本向地方回流。在2006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就提出了设立故乡税的制度以提升地方的经济。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表明了实施这一制度的决心。  故乡纳税什么是故乡税制度?“故乡税”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税金,而是一种可以抵税的捐款。纳税人向自己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缴纳故乡税,税款中除了2000日元部分是完全自己承担的税金,超过2000日元的部分就可以按规定进行折算,向现居住地的政府税务部门申请减免住民税,或者申请个人所得税退税。当缴税人向地方缴纳故乡税后,会收到地方寄来的纳税凭证和谢礼,下一年报税时将凭证一同上交,就可以抵消一部分住民税和个人所得税。(当然,故乡纳税的额度也是有上限的,纳税额不能超过所得税的10%+住民税的20%)虽然名称中带有“故乡”,故乡税缴纳的对象也不局限于纳税人的故乡,纳税人可以向全国1700多个市、町、村自由纳税。故乡税制度实施后,在有统计资料的第一年,即2008年,共有三万三千多人次缴纳了故乡税,税收总额达到了72亿日元,而所抵扣的住民税和所得税,达到了18亿日元。五年后的2013年,故乡税缴纳人次超过了十三万,税收总额达到了140亿日元,所抵扣的住民税和所得税则上涨到了60亿日元。 对于纳税人而言,通过故乡税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为自己想要帮助的地方贡献一份力量。故乡税被用于教育文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观光产业更新、市民福祉推进等多个领域,纳税人也可以指定故乡税的使用途径。在很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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