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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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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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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官宣 | 第八届国际CSA大会主题正式发布，报名通道今已开启！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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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招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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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写给乡村的一封信 | 2021年度 “口述乡村·故乡纪事” 计划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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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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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百年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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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9 - 19

汪晖、李北方：“新穷人”与新工人：汪晖对谈新青年实录

李北方：咱们今天的活动就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由破土网主办的沙龙，由汪晖老师主讲，还有几位年轻的嘉宾。我是今天的主持，我叫李北方。南风窗的主笔。先简单介绍下主办单位，破土网，比较精英的以理论回应思想的阵地，以反思自由主义为特色。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不是平台式的，它是有倾向的。像《工人杂志》一样，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文章混在这个网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它的微博、微信。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主讲汪晖老师，还有几位嘉宾，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天津财经大学的刘昕亭老师，Thoughtworks全球医疗业务总监架构师熊节先生。今天的主题是新工人与新穷人，汪老师曾就这一主题写过很长的文章。今天安排是汪老师主讲，几位评论人回应，然后大家讨论。我们还是请汪老师多讲一讲。汪晖：谢谢破土网，三位评议人，也谢谢在座的各位来参加这场讨论。这个题目是破土出的，我完全同意，并且觉得义不容辞。不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写过，更重要的是留下的问题比我写过的问题要多很多，而且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客观地讲，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当时说的就是对话，现在变成要我先多说一点了。我也可以先多说一点，不过重复写过的文章是最无聊的事。我先说一点缘起吧，在个人生活经历中，我为什么会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我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古代的部分，也有二十世纪的部分。二十世纪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工人和工人阶级的问题。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工人阶级，中国过去没有这个社会群体，也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性。它的政治文化的出现都是在二十世纪。但是从大学里的研究领域来说，除了专门研究工运史的人，做思想史的人（对其关注都是不够的）。文学当然会说一点左翼文化，从鲁迅到三十年代，最主流的就是胡适之和自由主义。真正讨论工人、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文化、政治主体性这些问题是...

2018 - 09 - 11

打工青年艺术团，为打工者歌唱——孙恒

1998年7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小伙子，正在抱着吉他卖力地弹唱着。与发出的声音不和谐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忧郁或者是冷漠。他叫孙恒，当时29岁。那是来北京的第二年。这个学习刻苦的山里娃，考上了一家师范学院，走出了大山。毕业后留在河南开封四中。小城里的天空比在大山里要大得多。但是孙恒的心却要比这个城市的天空还要高。教了两年书后，他放弃了曾经的梦想，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2001年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孙恒对他做过访谈。歌词基本上是他的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身边有很多像他这样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来源于他们。一次他到工地唱歌，工棚很简陋，挂着晾晒的内衣裤，但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们的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可能别人感受不到。给他们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学里、酒吧里唱歌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样：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在外打工的生活是...

2018 - 08 - 08

2015打工春晚专访孙恒

问：首先要祝贺一下昨天的打工春晚取得了圆满成功，可不可以聊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办打工春晚呢？答：12年的时候，跟德志、许多一起聊天，因为皮村有2万多外地工友，每年都有一部分工友不回家过年，以前我们都是每年除夕的时候来请大家包饺子，吃个年夜饭，晚上没别的事，就是看央视春晚。但是我们发现央视春晚一年不如一年，总感觉节目越来越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挺没意思。我们就在那聊天，聊到我们自己也有小剧场，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原创的节目，我们今年就干脆搞一个自己的打工春晚，组织不回家的工友，自娱自乐，过一个有意思的春节。所以12年的时候，王德志做总导演，策划了第一届的打工春晚，就在咱们的新工人小剧场办的。问：当时怎么邀请了崔永元来主持？答：正好以前我们经常去做崔永元老师的节目，就跟崔永元老师认识了，就在微博上私信给他，说今年我们想搞个打工春晚，问他有没有空来帮我们主持。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他很快给我们回复了，他说他挺想来的，挺愿意来的，所以最后就邀请到崔永元老师为我们主持第一届打工春晚。问：第一届效果怎么样？答：那次春晚氛围特别好，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小剧场场地不大，然后跟观众距离非常近，就是几乎观众和演员在一个场地，而且那个节目都是社区里面的工友参加，很多节目都是原创的，观众也是工友为主，加上崔永元老师的那种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所以那场晚会从头到尾下来氛围特别的好。我们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到网上，也没想到当时就有几十万人看，很多的评论，也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之后就鼓励我们继续把晚会办下去，所以第二年规模就扩大，搬到了团中央大礼堂，今年就第四届了。问：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届完整的打工春晚筹备过程都包括哪些，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答：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一般都是提前两个月开始筹备，但每次都还是非常仓促，今年的筹备时间要长一点，还搞了几次选拔赛，差不多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大概流程就是宣传，选拔节...

2018 - 10 - 02

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生活安宁的城市，二十多年的改革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新鲜活力。在这个城市里，宽阔的街道和绿化带迎面而来，河流得到整治，瘦西湖-平山堂一带风景秀丽。在商业街的两侧，店面鳞次节比，繁荣而有序。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由于注意项目引进和技术创新，重视与市场条件相适应的规模生产等因素，扬州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曾经获得过很大的发展，成为当时探讨国有企业出路的典范之一。不可否认：今天扬州市的繁荣和成就是建立在扬州市过去几十年来的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九十年代末期以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中，不但当地一些效益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了，而且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也在改制中陷入危机。在扬州的安宁和繁荣的背后，失业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渐显现，而改制本身也直接地引发了工人的严重不满。2004年7月26日凌晨，位于扬州南城的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上千职工卷入了罢工、请愿运动，导致328国道受堵、市政府大门遭冲击、南下客车停运、工厂停产十天的重大事件。在扬州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罢工抗议运动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改制的完成，一千多名骨干员工的被迫离岗，工人运动被平息了，但仍有一些工人代表继续上访，要求解决改制过程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那么，导致这一工人运动的企业改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该厂工人群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抱有如此之深的敌意？按照现行模式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活力吗？通过对当地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访谈、实地考察、查阅档案和文件，综合两次调查所得的资料，我们对通裕集团的改制过程有了较为翔实的了解。尽管改制过程的部分内幕尚待进一步揭开，但根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和整理，这次改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主要问题已经基本清楚。通裕集团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希望这一个案调查也能够呈现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一、非法的改制前提：从国营...

2018 - 08 - 17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内容提要】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本文从新工人与新穷人两个群体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出发，讨论在现代工人国家失败和阶级政治衰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政治与阶级形成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侧重分析了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在内外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表现形态。【关键词】新穷人　新工人　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　代表性断裂一、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

2018 - 08 - 10

汪晖：工人的声音：在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

2018 - 08 - 08

汪晖：历史没有被“告别”，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仍然自在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

2018 - 09 - 05

张慧瑜：《棉花》的故事——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编者按：2014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更触及这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制造、中国崛起的主体。张慧瑜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该纪录片和上述问题的评介与延伸思考。二〇一四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前后拍摄了八年的纪录片，由“棉花”这一常见的经济农作物入手，讲述了当下中国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有关联的棉花工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这部纪录片采用同期声、不主动介入被拍摄对象的客观中立的纪实风格，这些都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传统。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态度新纪录片运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种政论性的、声音压倒画面的纪录片风格。新纪录片运动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画面说话，排斥画外音，追求同期声。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普通人的视角又转向对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关注，这就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以及拍摄者的政治和现实态度。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不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让拍摄者自己说话、自己“表演”（所谓“不出镜、不出声、不访谈”），以营造一种生活的、现实本身的“真实感”。拍摄者一般拒绝替底层代言的位置，也不带有清晰的社会批判立场，因此，这些纪录片的美学策略是把处在某种社会情境、位置和空间里的个人状态呈现出来，不做评判，不特意追问这些人、事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周浩的纪录...

2018 - 08 - 16

张慧瑜：善良的底层抚慰着中产阶级的心

导读　　底层除了成为中产阶级精神世界的抚慰者之外，在大众媒体中还有一个形象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秩序的威胁者、冒犯者和破坏者，也就是底层成为犯罪分子。在法治报道、社会新闻中，底层一般都是纵火犯、偷盗者等犯罪者。　　从王宝强“傻根”形象的走红，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工图书的热销热卖，有关底层与底层生活的艺术作品与文化书写，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这些浮现在都市中产消费、阅读空间中的底层想象，与中国2亿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之间，有多少距离?在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版图中，农民工群体又怀有何种诉求与要求?　　很感谢破土团队做这样一次沙龙活动。我对破土的理解是“破土而出”，从土地下面破土而出的有可能是种子，最后长出参天大树，也有可能是蝉蛹，最后破茧而出，放声歌唱，还有能是火山，最后火山喷发、毁灭世界。　　究竟谁生活在地下呢?从社会新闻中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北京的某些井盖下面还住着人，一些靠拾荒度日的人。还有就是所谓北京的“地下空间”，指的是社区楼房地下室的空间，保姆、保安、保洁等农民工会租住在这些租金便宜的地下空间里，因为租金便宜。北京市经常会定期清除这些“地下空间”，因为人口密集，存在着安全隐患。可是每一次清除行动，都使得这些住在地下的人们再次无家可归，或者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他们在北京从事着最基本的服务业，却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隐蔽在城里人、中产阶级不愿意看到和进入的地下空间里。　　这种地上与地下的空间隐喻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买房子的中产阶级住在空中楼阁里，而底层则住在地下空间中。这种空间隐喻也是一种社会隐喻，仿佛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有一些人占据中间位置，另一些人则被放逐到底层。这种“正常的社会”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今天沙龙的举办地在北京的后海，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空间，是一个以酒吧和胡同文化著称的旅游圣地。胡同在80年代被认为是落后、...

2018 - 08 - 15

张慧瑜：“发出我们的声音” ——工人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2014年下半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参与了文学小组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本科到博士虽然读的都是中文系，但很少从事文学创作，这次有机会与工友们一起读文学、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周日晚上，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中国的隐喻。皮村处在北京东五环外面，靠近顺义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几百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来过皮村的工人诗人魏国松这样写道：“还有掠过皮村上空飞机的噪音/也很肮脏。每隔几分钟/便会犁过这里人的头皮一遍”（《皮村纪事》）。在飞机的轰鸣之下，皮村工友之家十余年坚持为打工者撑起一片文化服务的天空。“别人的森林”这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更是经历了“乾坤大挪移”，这就是中国工人。一方面体制内的老工人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纷纷下岗，从城市的主人沦落为社会底层，另一方面90年代的招商引资，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老工人失去了单位制的庇护，新工人又生活在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中。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一直是社会底层和现实苦难的象征。他们的低收入无法实现在城里安家的梦想，甚至也无法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在城里有工作，并非失业人口，但其弱势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成为都市里的隐身人，就像被遮挡在工地绿色帆布里面的建筑工人一样，无处发声，也无法被看见。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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