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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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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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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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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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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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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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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百年乡建
2019 - 07 - 06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四篇,将介绍位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发源地——庆尚北道的清道郡的清道里村。在行程的第五天,我们参访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发源地——庆尚北道的清道郡,并去了运动发源地的村庄——清道里(原名神道村)。中国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运动,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计划,一个主要的学习对象,就是1970年由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推动的韩国新村运动。朴正熙是一个军事强人,通过武力得到了总统位置,在1979年遇刺之前,带领韩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是 “汉江奇迹”的缔造者。时至今日,还有很多韩国人在纪念他。实际上,新村运动在韩国实行的时间不是很长。从1971年正式实施,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殒命,只有短暂的九年。1979年之后,再也没有强大的动力去推动新村运动发展。但就是这九年时间,决定了韩国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韩国同仁表示:“如果没有那九年,绝没有韩国的今天。”中国正在推动扶贫攻坚计划,如果不能把农村的贫困问题在现任领导人任内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也可能遥遥无期。中国城乡间的不均衡发展,使得中国只有“一半人的现代化”——城市多已步入现代化,但是,除了发达的一线城市,中国还有一个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的农民群体,他们生活在第三世界,甚至是第四世界。如果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人群差距),以及其他差距(如工农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不能弥合,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新村运动博物馆展示了这场运动的全球影响韩国就是通过新村运动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了现代化。新村运动的发源地位于清道郡,据当地博物馆介绍,1969年7月,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发生特大水灾,朴正熙在地方赈灾时经过了清道郡...
2019 - 06 - 27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三篇,将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陕川郡的两个共同体:“茅草屋共同体”和“梦想小屋木结构营造公司”共同体。开创了“蒲公英共同体”的金博士,带我们参访了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Hapcheon-gun)的另外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由一位姓李的长老创建的“茅草屋共同体”;另一个是“梦想小屋木结构营造公司”共同体。李长老的茅草屋68岁的李长老,原本在釜山的出版社工作。工作之余,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社会边缘群体,如释放出来的囚犯。三十多年来,李长老给他们送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最终发现收效甚微,与自己的预期相去甚远。在他三十多年来帮助过的人里,只有三个囚犯改过自新,其他人只是利用他的好心。李长老反思这种帮助人的方式,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就不能一直对他们发挥影响。于是十年前,李长老把釜山的房子卖了,带上全部家当,搬到了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Hapcheon-gun)的偏远山村,买下了60亩山地,建立一个共同体。在这个人走屋空的偏远山地,李长老自己开路做建设,甚至买了二手挖掘机器平整路面。据金博士介绍,建设过程中,李长老曾两次因挖掘时山石倒塌而差点丧命,但他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愿望。李长老希望在这个共同体里,大家和社会边缘人群一起生活,从根本上帮助和改变他们。这个过程中,李长老遇到了重重困难,比如当地的老百姓不愿接纳这批从城里、从外地来的人,认为这些曾经的囚犯、吸毒者、自闭症患者和有抑郁症的人住在这,会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和地区发展。经过李长老和众人的坚持与努力,共同体带来的良性效应开始显现,社会边缘群体的家人也一同迁入,这里从最初的4户发展到目前的40人。照顾边缘群体的...
2019 - 06 - 22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二篇,将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山清郡,由金英洙博士创立的教育机构——“蒲公英共同体”。韩国行程的第三天,金英洙博士带我们参观了由他创立的“蒲公英共同体”(Dandelion Community)。创立二十多年来,该团体致力于韩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教育。这个共同体也是一个社会企业,当地人称金博士为金代表,这个“代表”相当于组织的法人代表。金英洙博士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关注土地,一个是关注人。而农民,是把这两个关注点连在一起的最好载体。离开土地,我们会失去生存的基本资源;离开人,我们会失去社会关系。对此,他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土地正在变好吗?土地在与各种各样的污染争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土地需要争取生存空间。人呢?答案亦然。金博士认为,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努力,把坏土变成好土,把坏人变成好人。这也是他设立蒲公英共同体、开办蒲公英学校的关键考虑。边学边干金博士的蒲公英共同体,位于庆尚南道的山清郡,在智异山山麓的西边。智异山是韩国第二高山,主峰天王峰高1915米。整座智异山是一座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良好。金博士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蒲公英共同体里,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教育。1991年起,他们夫妇就开始做教育,主要做初中和高中教育。这里的在校生不多,只有30个人,初中生和高中生合在一起,每个在校生要在海外学习至少三个月,也接受海外学生来此进行学习交流。我们去参访时,就有两个美国清教徒的孩子在那里交流。金博士跟我联系,也是希望将来能把他的学生派到中国,到中国的农场,而不是大学去学习。让学生们真正身体力行,深入中国民间,去劳动、学习和交流。蒲公英的学费,每个月约合人...
2019 - 06 - 16
韩国是个资源有限的半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资源更加有限。而就是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韩国发起了影响全球的新村运动。韩国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呢?作者于2017年9月和2018年11月两次参访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是如何通过细致而隐微的工作,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多利用的。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一篇,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山清郡的HESED共同体。2016年10月底,我和韩国的金英洙博士夫妇,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这对伉俪讲述了他们在韩国做了三十多年的“蒲公英共同体”。他们表示,希望与中国的农村机构建立互访关系,互帮互助。为了更好地安排金博士夫妇到中国参访,我想要了解更多韩国乡村的情况。2017年9月,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农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参访团,一共七人前往韩国。我原本联络了六七位农民一同前行,他们正在从事有关农村社区发展的具体实践。然而,由于当时中韩关系交恶,所有组团旅行停止。作为个体申请签证的农民,拿不出韩国个人签证所需的房产证、信用卡金卡、足够大额的银行存款等资产证明。故所邀农民最终无一能成行。于是,在一边啧啧称叹,一边扼腕遗憾中,我们在韩国度过了十天行程。为了弥补缺憾,我不断记录整理,希望让未访者也有机会分享韩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此次韩国农村的参访行程中,我的核心体会是: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无尽利用。韩国人的“劣等感”韩国的人均资源十分紧张,而韩国人称之为“劣等感”(“劣等感”为韩语里的汉字词汇,接近中文的“自卑感”)。2018年韩国有5116万人口,其中一半人生活在首尔及附近地区,该地区只占全国面积的11.8%。韩国的城市化率在2013年达到91.04%的巅峰后,就开始了逆城市化,城市里的人口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乡村。相比之下,2018年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58.52%,与韩国1981年的水平(58.47%)相当。从城市化角度看,中国还处在城镇化...
2019 - 05 - 24
1940年,著名平民教育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在重庆北碚歇马场(今北碚区歇马街道),创办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院”)。乡建院前后办学11年,共招收新生1180人,毕业生共379人。乡建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并率先提出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才。璧山曾经是乡建院的华西实验区(实习基地)。目前,西南大学和璧山正在共同筹建乡村建设历史陈列馆,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和重要的历史。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46级校友蒋年荣(右)和曾永臧(左)合影于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楼前(2013年)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曾永臧是乡建院乡村教育系1946级学生,他还根据记忆绘制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母校教学楼、大礼堂、图书馆等校舍布局图,一张是母校周围环境的布局图,这两张地图均将成为乡村建设历史陈列馆的重要资料。乡建院当年是什么模样?学生在乡建院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如何?近日,93岁的曾永臧向记者口述了当年那段历史。当年乡建院的教室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和小溪我出生在四川仁寿,是乡建院乡村教育系1946级的学生。我原本在成都师范学校读书,校长和晏阳初关系很好。有一次,晏老到我们学校做演讲,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约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教育的重点要转向农村,解决乡村建设人才奇缺的问题。我很受感染,所以就和罗光琦(后来《长航报》的编辑)一起考取了乡建院。你们看这张地图,就是我画的学校周围的布局。学校在北碚歇马场的高坑岩,1940年由晏老创办。高坑岩离重庆有60公里,是一片尚未经营的处女地,有磨滩河通往北碚,运输便利。这个地方有长、宽各约十丈的瀑布,可以用来发电,北碚发电厂就在这里,电力足够两万盏电灯的使用。发电厂下面就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曾永臧绘制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附近区域平面示意图学院周围就是农田、小溪,还有彭家院子、曾家院子等大院,以及白...
2019 - 05 - 11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就农业人口转移、城市人才入乡、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统一城乡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提出指导意见。针对城乡融合中诸多焦点,本报采访了著名农业研究专家温铁军,他认为,“真正的融合,是城乡之间的自由交流、自由流动。所以说,《意见》恰逢其时。恰逢其时,是因为城市落户的限制确实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是农村落户的限制还没有完全打破”。“这些年来,农村户口变得值钱了”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此次《意见》进一步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时“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温铁军说,“我国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打通城乡二元壁垒的问题,此后30年中,已经有很多城市逐步放开了落户限制,比如石家庄,是最早放开落户限制的,但它的人口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如今,30年弹指一挥间,最大的问题,是农民不愿意进城了”。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乡村的公共设施、社会服务、生活便利程度不断提升,温铁军说,“这些年来,国家在乡村十几万亿的投入逐渐落实,农村户口变得值钱了。以前是农民想变成城市居民,现在是城市居民想到农村落户”。温铁军认为,在今天,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在城市自由落户,而是能不能在乡村自由落户,“我们一直在说城市人才入乡,但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谁说只有人才才能入乡的,普通的市民为什么不能入乡呢?但问题是,谁为城市居民下乡解决户口?真正的融合,是城乡之间的自由交流、自由流动。所以说,《意见》恰逢其时。恰逢其时,是因为城市落户的限制...
2019 - 04 - 27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人文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农村现代化、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金融工程与衍生工具。 摘要:韩国资源有限,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资源更加有限。有限资源基础上,为何却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奇迹呢?外部驱动因素常被讨论,但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韩国参访的案例表明: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个好管家 ;每一个好管家,都组织了一支好团队;每个好团队,都进行了跨界合作与创新。在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们埋首乡村、躬耕田野、服务本土,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窄路。播种下的梦想与希望,如同芥菜种一般,由小小的一粒,经年之久,长成了大大的树。由这些细致隐微的工作,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无尽的利用。他们的工作,符合了一则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2015年中国的中央一号文件,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思路。在这之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字眼,至少十多次出现在中央和各大部委的政策文件中,并被着力推动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或曰“六次产业”、“第六产业“的思想,并非中国首创,主要来自日本综合农协(JA)综合研究所今村奈良臣1994年首倡的“六次产业”。今村奈良臣最早提出的六次产业,是在加法效应层次上,即农村地区各产业相加,实现“1+2+3=6”。意即,农业不仅指农畜产品生产,还应包括与农业相关联的第二产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以及第三产业(流通、销售、信息服务和农业旅游等)。后来,六次产业又升级为乘法效应层次,即六次产业还应是农村地区各产业之乘积,也就是“1×2×3=6”。意即,农村产业链中若其中一个产业的产值为零,...
2019 - 03 - 23
本文原载《环球人物》杂志2019年3月1日总第392期记者:郑心仪2018年11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在重庆为“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开幕致辞人物简介: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68年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等。冷眼热肠,这是余英时评价钱锺书的词。如果把这个词送给温铁军,他多半会收下“冷眼”,还回“热肠”。“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必须客观,不能强调感情因素,否则我的研究就不是理论,而是文学。”面对《环球人物》记者,温铁军答得肯定,他用“冷眼”观察中国农村70年发展及其制约因素,用数字、论据来检验理论,把“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条分缕析。有一个细节流传得很广。2003年,在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吴敬琏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者温铁军显得有些腼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而已。”温铁军的这“一点调查”,从上世纪80年代做到了当下,先后调研了40多个国家的乡土社会。他说,“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脚走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是自在之人“走向自由王国”而为自觉人的必由之路。“最野”的两次出游温铁军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他年轻时“脚比较野”,走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今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还是走得“最野”的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温铁军34岁,从...
2019 - 03 - 09
新京报讯(记者 王纪辛)3月9日,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记者会上介绍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立法背景和进展情况,这则消息引发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在这次国家立法中,对之前20年三农领域的一些严重问题,有分析、有认识、有指向、有建树,对以往已形成的利益群体,既要顾及也不能偏袒。《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明年将力争提交审议,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对此抱有极高期待,“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的多样性有机结合,而乡村振兴战略是整个国家生态文明转型的基础,因此在这次立法进程中,希望能把乡村振兴与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结合在一起,这样立法的立意才是高远的,法律的有效性才是长期的。”温铁军强调,从乡村振兴的产业角度说,应该结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两大产业供给侧改革来考虑,中央文件里已有的对乡村振兴的认识,千万不要再退回去。“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当年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指出农业要多业态发展,走上绿色生产方式,针对的就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结构性过剩和农业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严重问题。”“以往中国农业因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最终演变成了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希望能在这次国家立法中,对以前一些严重问题,有分析、有认识、有指向、有建树,切不可再沿着以前20年用工业方式改造农业的老路。希望相关部门在立法中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对以往已经形成的利益群体既要顾及也不能太偏,还是要考虑新三农和新三治。”他说,“乡村振兴要体现新三农和新三治。简单说,新三农是农民利益、农村可持续、农业安全。新三治是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还有一个方面是,大量的涉农部门过去是按照城市发展设立的,农村部门的实际设置所占比重非常低。建议人大在立法时持续深入做调查研究,不能按照城市管理方式管理农村。”采访最后,温铁军强调...
2019 - 02 - 27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对2019年“三农”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有特殊意义,既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打下坚实产业基础;又可以加大乡村投资,为我国经济拓宽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还可以增加经济活力,目前各类群体返乡下乡创业如火如荼,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新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乡土社会可以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有力载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来自外部的冲击导致我国外需陡然大幅度下降。我们是怎么化危为机的?一是农民工返乡,靠乡村基本建设吸纳大量就业,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二是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变外需为内需。实行“家电下乡”政策,通过给予13%的补贴,鼓励农民购买家电产品。农村需求变旺,内需增加顶住了外需下滑导致的生产下降。中央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在外部经济危机到达我国之前实现了农村“五通”,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实现了城乡再平衡、增加了就业,又使资本下乡和家电下乡成为可能。2009—2010年,靠着乡土社会巨大的人口承载力、商品购买力和投资吸纳力,中国经济很快呈现“V”形反弹,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奇迹”。在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客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国家得以借助“三农”载体内部化处置国际外部性风险而多次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乡土社会在外部压力下的机制性改变,使得乡村很难如以往那样再次作为经济“软着陆”的载体。因此,必须筑牢宏观经济“软着陆”的乡土基础,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抗风险能力。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是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滞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三级市场的制度设计,解决小农经济衔接现代化问题。首先,村集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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