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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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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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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3-24日,第二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第六届全国爱故乡大会于西南大学顺利举办。来自北京、重庆、福建、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家学者、一线实践者近400人参与会。从经济、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案例。本次论坛由西南大学、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主办,重庆市规...
2018 - 11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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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小编为您揭开神秘的面纱,这一期爆个大料,推出大会日程。随后将陆续介绍分论坛、晚会和延伸内容。敬请期待。快来报名吧,小编在重庆火锅城等你!时间地点论坛时间:2018年11月23-24日(22日全天报到)论坛地点:重庆·北碚·西南大学 论坛主席温铁军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2018 - 11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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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终于来啦!时间:2018年12月14日-16日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举办地介绍: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视察成都的第一站就是战旗村,在这里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并嘱咐战旗村要“走在前列,做好示范”。当地政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郫县唐昌镇战...
2017 - 12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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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故纸堆上是沉睡的历史?历史可以启发我们的未来!来北碚读了几年书,我们都知道北碚城市的缔造者、乡村建设的伟大先驱卢作孚先生,但他的手稿却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太珍贵了!”12月24日中午,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底楼大厅阳光和煦。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西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讲团成员宋展飞看到展出的卢作孚、晏阳初、陶行知等“历史大人物”手稿时激动不已。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了“产业兴旺...
2017 - 1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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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上午,“第九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主题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共有100多位相关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新闻界朋友以及实践生态农业的农民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首席代表Vincent Martin、农业部科教司教育处纪绍勤处长、贵州铜仁碧江区政府文皓玉副书记、中国CSA联盟总干事石嫣等嘉宾先后在发布会上发言。发布会现场本次主题发布会由三个环节组成...
百年乡建
2018 - 09 - 04
2015年9月20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伴你飞翔”工程“美丽中国——乡村建设与社会企业研讨会”暨北部湾经济区大学生就业创业项目研究交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一楼召开,中国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也是本次主题研讨会承办机构之一的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出席活动,并以“百年乡建与社会企业家”为题为此次研讨会作开场演讲。谈到知识份子回报社会的态度,我们也谈谈我们在做的事情,乡村建设,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代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体系,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城市和乡村都参与其中。回顾百年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激进的现代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百年的社会史、百年的民众史、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伴你飞翔”工程关心的是青年人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理念,形成一生之中要去奋斗的基本事业道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当年在做的事情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做的,不同的是我们组织更多的青年人下乡。张謇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在西方遭遇到全球化大危机的条件下,才逐渐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的。张謇作为在中国工业化起步初期的实业救国的奠基人,他抱定村落主义辞官回乡做的就是今天的社会企业。他先整顿农业,以农业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来支持纺织业,就在南通形成了在地化的农业,支持在地化的纺织业。同时,他还兴办交通运输业,办银行,他将多业的综合发展成为全部在地化,收益用于回馈本地教育、本地文化、本地社会福利建设、本地智力建设。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黄展云辞官当村长,在福建省岷县搞了“营前模范村”,依靠码头作为通商口岸的便利发展房地产,将村内的店铺全部出租,产生收益用于本村的村治建设。营前村是社区主义的社区化建设的样板,黄展云也因此成为早期村落建设的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人。梁漱溟以村学带村治,以乡学带乡治,以知识...
2017 - 11 - 2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着学术理论界“乡村危机”的社会呼声,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展开,其规模和声势颇为雄壮,一时聚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救治乡村危机乃至中国建设前途的另一企盼。那些原本动机不同、背景不一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几乎不约而同地交汇于此,竞相从事乡村建设,遂使力倡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颇多感怀。在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上(1934年10月10日)他满怀信心地声言:“四面八方的来到一块,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即使对乡村建设运动持激烈批判的“中国农村”派学者,也难以否认其“时来天地皆助力”的运势。促成此社会运动最基本的推动力,既非政府的自觉行为,亦非乡村精英个人力量所能,实得力于近代新式社会组织的发动推助,如平教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村治学院等等。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是与公民社会紧密相连的,但这不意味着在公民社会并不成熟的民国时期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组织。事实上,依据哈贝马斯理论,上述团体(即参与乡村建设的机构)均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组织的一般特性。当乡村建设蔚为社会运动的大潮时,“乡村工作的团体,始如春笋初发”。“乡村建设机关或团体的数目太多,发展太快”,一时竟至于“有了一千零五个”之多,这一发展态势不免引发了“这个运动的危险预兆”。“危险的预兆”引发乡村建设运动方向上的歧变,以至于抗战之后竟形成根本性逆转之势,“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以至于从社会运动导入了政府“农政”轨辙。近代以来,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纠葛与相互博动,本是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主题,学界已有较多研究。然聚焦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具体而清晰地揭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转化轨迹及其历史缘由,并由此凝练出值得深刻思考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由此切入,不揣浅陋,以引学界深察明鉴之论。 一 歧路之...
2017 - 09 - 01
【摘要】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乡村社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社会各界对此予以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和社会视窗,始终关注乡村危机变动的历史进程,并以呈现和追踪其历史轨迹为目标。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力求以一个相对聚焦的视野,深入透析社会各界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体现出的关怀之心,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意义。【关键词】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貌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一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
2018 - 07 - 2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发现其历经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多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平教会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有向激进转化的诉求。当然,改良转向激进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资金投入紧约束之体现。【关键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乡村改造 平民教育 县政实验 土地改革   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路线和方法上的改良主义本质是其运动失败的根源。近来有研究已经突破这种“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视角,比如潘家恩、温铁军将乡村建设的研究时长扩展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变,从中国百年激进追求现代化造成乡村破坏的视角理解民国至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从激进的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脉络中理解激进。[1]王先明也以百年乡建为视野,对近代乡村建设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进行考察,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都将乡村作为建设的本位或重点,从历史长程中观察,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与社会实践显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畴,因此应该超越“革命-改良”这一简单化评说框架。[2]  上述论述相对宏观,如果我们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败论”的价值判断,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不同时期均注重乡村的建设工作而达成共识,就可以肯定其在乡村工作时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对各个单位的乡村工作路径、方法、成就、经验、教训等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该会由晏阳初发起成立,其接续“文化救国”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
2018 - 07 - 07
【摘要】:在探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早期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实践值得关注。他们往往在创办实业的同时, 利用本土化治理方式服务所在地社区的建设, 其推动社会建设与变革的努力与经验对当代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我国早期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及其运营的民生公司和位于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初步梳理卢作孚先生以整体性社会视角运营企业并推动城镇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关键词】: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卢作孚;民生公司; 1 导论当前, 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探索, 更多开始关注政府行为之外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参与和整合。其中, 社会企业便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企业作为彰显社会性作用的企业组织形式, 不仅具有公益性的社会辅助意义, 更在整体性的社会建设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 大多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诞生较晚且尚处在发展之中。而本文采用历史性视角, 将目光回溯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业家和他们创办的企业, 发现我国具有社会企业内涵的本土企业早已有之, 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推动本土化社会建设的实际经验。上溯百余年,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随着“实业救国”的兴起, 一批实业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以救国图存为目标开办实业, 并通过企业的经营发展带动区域性整体建设。这些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即立意于社会发展与革新, 从创立初衷、经营目标、组织形式、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真正内涵。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卢作孚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卢作孚先生及其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地处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从社会企业的维度探讨民生公司的企业经营如何与北碚本地的社区建设相辅相成。根据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制度派生于不同类型原始积累”的理论, 民生公司因其在特定历史经济环境下的资本积累方式, 其与中国乡...
2018 - 06 - 08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成功进行了民国乡村建设派希图从事的多种工作。它通过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以实施对工作的领导,在农民当中培养先进分子以示范和带动农民,以及让农民进行充分的自我教育。这种改造的内容和方式与建立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革命目标紧密相关。从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川底村郭玉恩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中革命和建设相互交织、农民主体性强等突出特征。【关键词】 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农民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对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城乡背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牺牲乡村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自觉克服,唯有进行乡村建设,才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更加整体化和立体化地理解历史上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和革命的互看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准备。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的乡村改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伴随着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展开的,革命和建设的两个面向在其中融为一体。它和民国第一波乡村建设的大部分工作重合,也和共产党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乡村建设一脉相承,同时自有其鲜明的复杂性。只有进入历史脉络,这种复杂性才能更加深入地展现出来。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是着眼于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策过程,以及试办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一、既是乡村建设也是乡村革命  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包括“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1]这些活动在当时并不主要被称为乡村建设,而是逐步汇入农业合作化的洪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明确合作化和集体化是小农经济发展...
2018 - 09 - 14
主持人语:2015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s,简称IYS)”。1909年,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到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做田野调查,并出版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业》一书,高度肯定东亚多样化农业经济更具生态可持续性。此书介绍的东亚经验,成了世界生态农业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近百年后,就在“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重中之重的同时,中国乡村建设领域于2003年发起“生态农业环保农村”试验,并自2009年起每年召开全国范围的CSA大会。2015年11月19-22日,以“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CSA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国人及国际嘉宾认识到:可持续的社会农业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基础。大会所聚焦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雅译为社会生态农业)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和食物基本安全问题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这种模式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固碳功能,改善气候,保护环境,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同时,其以城乡合作关系为基础,提倡“食在当季、食在当地”,一方面因减少了中间环节,而让生产者能获得更大收益,从而能留在乡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保障所生产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其让广大城市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缩短人与食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构建互信、友好的良性城乡关系,有利于城乡和谐。在人类生存环境面对严峻挑战之际,尤其要增进各国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的交流,本期以“社会生态农业”为专题,希望帮助更多人了解农民与市民自觉结合的社会生态农业,认知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而更好地理解乡村建设的丰富内涵与历史足迹。刚才在外面有人问我,你们搞这个CSA农业...
2017 - 12 - 05
在父亲的朋友中,有的人我见面虽不多,但印象却很深。几十年后每当想起晏阳初伯伯和晏伯母,他们的英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仍然是那麽温馨、亲切。我知道晏伯伯和二伯父卢作孚有着几十年深交的情谊,他们不仅是为国家富强和乡村建设献身的同行者,事业上的扶持者,他们在思想、人品作风上极为相近相似,也是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终身不渝的挚友,他们都曾打破习惯在对方家里住宿过,甚至连家里儿女学习、升学、留学、婚嫁等等彼此都常参与意见,晏伯伯是二伯父一生中难得的莫逆之交。父亲卢子英非常尊重晏伯伯,视他既是好友,更是兄长。从小我就常听到父亲谈起晏伯伯:他是那麽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为乡村建设、平民教育,频于奔波,呕心沥血。以后我又陆续知道晏伯伯在二十世纪初留学美国归国后就立志献身平民教育,并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先后在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多处开展义务扫盲、文化、卫生宣传等活动,成绩斐然,抗战前他就脱下西装,携带妻儿在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以后又在华西新都等处开辟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试图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伯伯已是国内外闻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的耕耘者。1940年他在北碚创办了为乡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乡村建设学院”,学院的建立和选址得到了二伯父卢作孚和时任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的父亲卢子英的鼎力相助。身居北碚的他也积极地关注北碚的地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此间,父亲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相扶相助,更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情谊。我几次见到的晏伯伯,他都是规整地身着灰色西装,梳着小飞机头,举止斯文,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和极富涵养的学者风范。每当和我们接触,他总是问长问短,使人感到他又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晏伯伯每次到家里来的时间都短暂,总显得很匆忙,记得他仅在我家里吃过...
2018 - 09 - 13
摘 要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那场波及全国十几个省、600 多个团体,1000 余处实验点的乡建运动中,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在短短十年间,让北碚从一个穷乡辟野,匪盗横行的地区,变成美誉中外, 具有现代化雏形小城的奇迹,写下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页抹不去的辉煌。究其原因,除了卢作孚具有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之外,更重要的他还具有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智慧和能力。正如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所说:“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i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卢作孚成功的原因,以启迪今天的建设。一、 立足高远,紧扣目标,整体规划作孚的一生都是在为复兴中华民族大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而奋斗。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系统规划。 在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思想的是孙中山,卢作孚是继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作了明确规定的第一人ii,他以北碚为基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试验,不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与民国时期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是,他明确提出了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iii。也就是说,卢作孚要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一个样板,以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实验。 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围绕北碚“现代化”的建设规划蓝图。“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
2018 - 09 - 13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上,中共在延安乡村的实践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切实调整党政军机构与乡村的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避免官僚化和“盈利型经纪人”的出现。其二,在经济层面,调整土地、租佃关系,使农民摆脱了高地租、高利贷的压榨;同时在生产落后地区,通过移民运动、合作互助等实践推动乡村生产的发展。其三,致力于妇女解放、识字运动和改造二流子等实践,意在推动更为深刻的“新社会”建设,而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延安乡村建设的理念、方式都颇为柔和,可以称之为一场“不激进的革命”。【关键词】 延安乡村建设 不激进的革命 新社会 新国家   回顾中国近百年乡村建设的历程,“乡建”与“革命”代表了两种理念和实践方式,两者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下乡村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似乎未能展开深入的对话,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乡建”与“革命”的关系,打开新的讨论空间。潘家恩等学者提出,回到历史脉络中,用激进来描述革命、用保守来描述改良,恐怕都不见得准确,那么是不是存在着“不保守的改良和不激进的革命”这些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1]笔者认为,不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不能截然对立,而且它们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样式。本文以延安乡村建设为例,讨论其基本的历史经验。  提到延安乡村,人们通常会想到打倒地主、暴力土改等场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延安时期,中共乡村革命的理念、方式等大都颇为柔和,称之为“不激进的革命”或许更为恰当。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就面临的问题而言,中共与其他乡村建设派并无太大区别。当时关于陕甘宁边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人口稀少、物产缺乏、文化落后”,乡村的落后、凋敝几乎是常态;在战争动员中,中共同样遭遇了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2]的难题。不过,作为现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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