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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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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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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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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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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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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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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百年乡建
2020 - 12 - 14
30年代前后,我国曾出现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其两大中心即为: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邹平派。当时我与邹平和定县派都先后有过联系,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并直接参加过全国性的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学会”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所以我对此有所了解。晏阳初骑驴下乡首先从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谈起。晏阳初是美国留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过法国,在华工中间做过一些扫盲识字工作,回国后参加了由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主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来晏阳初任该会干事长,大权独揽,朱其慧徒拥空名,不久死去。平教会本来是在各大城市搞识字运动的,1926年至1929年也曾以河北省定县翟城村为基地,开展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该村原由本地人米迪刚办过一点教育和自治工作,但规模很小。当时的国内情势是,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势力在城市一时占据上风,而毛主席领导的农村红色政权,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为给平教会募捐,晏阳初到美国游说,得到了美国资本家数十万美元的资助;又得到了南京和河北各级政权的支持,便从1929年秋起,将平教会移到定县县城,从此平教会几乎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所谓的定县实验区。他们标榜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于1933年10月10日挂起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官方招牌,掌握了定县全县的政权,把县政府的行政权(行政、税务、司法和警察权),尽都抓到“平民教育者”手里来了。晏阳初于1926-1936年间在河北定县进行了长达11年的平民教育实验推广。图为定县平民教育课堂情景。紧接着,1931年春,华北另一乡村建设运动重要据点,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告成立。该院主持人为梁漱溟、梁耀祖和孙则让等人。以梁簌溟为代表的邹平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派,一土一洋,一东一西。起初彼此关系不多(定县的冯锐曾和二梁等在河南村治学院合作过一时),甚至还有某些隔阂和对立...
2020 - 11 - 19
编者按:联合国把贫困列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主题之首。从全球来看,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贫困依然存在,贫困现象蔓延、贫困面扩大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在中国,反贫困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从中国视角、用中国话语总结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反贫困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是践行“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作为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反贫困研究与中国减贫历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书写下辉煌的篇章。本报今日推出专版,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反贫困研究的成果和故事,以飨读者。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减贫事业,在农村人口基数大、贫困面广的不利条件下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推动脱贫攻坚。从减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划分,大致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消除绝大多数“绝对贫困”1952年土改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受益农民达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约70%。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吸纳了20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到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达到127.9元,比1949年增长了80%第二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中国不得不自主维持不能产生市场效益的军重工业。加之1959年-1961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逐年降低,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409斤减少到1960年的312斤。1963年,国内经济逐步恢复,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三五”计划的重点内容。一方面...
2020 - 08 - 13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专门提到重庆市历史上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称其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并希望大家积极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卢作孚等人在重庆北碚先后主持了22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本是“落后地区”的北碚通过社会整合、冲突转化、各种资源价值实现等方式既发挥了“后发优势”,又获得包括“和平红利”在内的多重红利,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且符合城乡社会转型需要的治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发展出以民生为导向,强调社会参与的创新性社会企业与城乡融合的新局面。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黎,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重庆市北碚区位于昔日四川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百年前土匪极为猖獗,时人甚至用“魔窟”形容。然而,自1927年卢作孚于在当地主持开展乡村建设以来,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各项建设与文教民生事业日新月异,北碚也因创造了各种第一而全国瞩目:1928年举办四川最早的农民运动会,1930年创办我国西部第一家民办科学研究单位(中国西部科学院),1933年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1944年创办我国西部最早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  它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太虚法师认为其不仅“可作新中国建设缩影”,还从亲眼所见的北碚巨变中备受鼓舞,认为“佛法上所明净土之义不必定在人间之外,即人间亦可改造成净土”。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惊呼北碚是“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并称赞...
2020 - 07 - 01
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以“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温铁军深入分析了当前疫情扩散之下发生的“全球化危机”的客观规律,提出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以下为演讲实录: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最近西方世界对中国抗疫过程有怀疑和批评,因为批评和质疑太过强烈,反而把中国真实的抗疫经验掩盖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防止疫情?在防疫战斗的过程中,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大约有60%左右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跨省进城打工人员占外出人口的大约60%。也就是说,大疫期间(恰值春节),打工者回乡居多,初算3亿左右的打工者中有1.6亿人是出省的,还有1.2亿人留在本省;几亿人流动使乡村变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战场。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在村医生很少、卫生所几乎没有;在防疫资源聊胜于无的情况下,竟让疫情止步于村野。 曾经有个朋友看到这个讲座题目之后问我,可以说大疫起于村野吗?我回答说应该是大疫止于村野,虽然农村抗疫能力是最弱的,但是农村发生的疫情程度却是最轻的。 这次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传播,需要花几千亿元人民币,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媒体、学者在总结中国抗疫经验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农村是如何防疫的。大家只关注农村的断路封村、村干们比较诙谐的政策宣讲。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与上次非典疫情一样,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 封村断路只不过是一个大家表面看得到的手段,真实的原因是乡土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可以有自给自...
2019 - 12 - 26
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人称“温三农”,近日出版新作《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用自己的脚去走、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温铁军的研究自始至终坚持“不依附”。而对中国三农的未来,他更加坚持“不依附”的观点:“乡村振兴,要走自己的路。” 早上6时20分,69岁的温铁军从北京顺义的家出发,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中国农业科学院。8时整,他开始给台下100多名博士生讲课。课在11时40分结束,他全程站着,中间只有过一次15分钟的休息。午餐时,前后三拨人来饭桌上找他谈事,他以“永不经商”的祖父家训推掉了一项合作提议,对某地来的乡村建设志愿者则仔细加以指点,自己饭却没扒几口。下午,某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来向他请教中国农业政策问题。他用英文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送走参赞,记者刚要开口问第一个问题,却见温铁军把身子往沙发里挪了挪,闭上了眼。那一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一直挺着的腰,似乎有点塌。半晌,他睁开眼,挺挺腰,自我打趣说:“瞧,这就是‘老温的一天’。”事实上,“老温的一天”尚未结束。接受完记者的采访,他准备赶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报到,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温铁军的演讲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他准备上午请假去做胃镜:“我8年前做了胃部手术,医生要求我每年做一次胃镜,但我一直没有执行医嘱。”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前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原商务部、环保部、民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等省部级政策专家。「我这个年纪,可以替年轻人挡一挡」上书房:您以前说过“60不做、70不述、80不说”,显然您没有做到。温铁军: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60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
2019 - 09 - 28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铁军老师亲笔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系列丛书》撰写的总序,丛书首发式将于9月21日在北京举办,参加详见文末,扫描二维码报名。自从2017年乡村振兴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我被邀请到村子里去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多了起来。于是,这段文字就写在了因“五大气候带覆盖下的浅表地理资源条件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山水乡村的行走之间……开头这个小自然段的第二句话,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在新时代要通过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向生态文明的伟大转变——被钢筋水泥堆砌的城市,具有反生态的内在性质。只有与大自然内生 多样性密切结合为一体的千差万别的乡村,才是生态文明的载体。据此可知,所谓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乃是万年生态农业为主要内涵的文明在新时代的复兴!由此,中国人才在21世纪生发出从“乡愁”到 “乡建”的多彩故事……在中国治学的传统中主张格物致知,如今人强调的实践出真知。几十年来脚踏实地的乡建团队改写了过于偏斜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对某些照搬过来的一元论派生对立价值取向造成的跟风炒作也有了基本的识别能力。借此书作序,也寄望于本土的乡村研究者,至少『家国天下』乡建之要义在于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自觉区别于那些浸淫于殖民化知识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学术界的数典忘祖。有鉴于此,这些年我便尽可能地支持那些长期坚持在乡村实际工作中形成理性思考的学者,其中就有对创设了乡建院的李昌平推进农村实践活动的支持。乡建院这些年在全国协作建设了233个新农村示范村,还以这些村为案例编写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指南丛书》。李昌平要我为这么丰富的乡村案例集作序,理当领命。▲《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指南丛书》首发式  ©乡建院1审时度势方可处变不惊首先是想提醒读者,基于我自己20多年在政策界工作的经验,各种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政策...
2019 - 05 - 24
1940年,著名平民教育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在重庆北碚歇马场(今北碚区歇马街道),创办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院”)。乡建院前后办学11年,共招收新生1180人,毕业生共379人。乡建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并率先提出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才。璧山曾经是乡建院的华西实验区(实习基地)。目前,西南大学和璧山正在共同筹建乡村建设历史陈列馆,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和重要的历史。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46级校友蒋年荣(右)和曾永臧(左)合影于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楼前(2013年)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曾永臧是乡建院乡村教育系1946级学生,他还根据记忆绘制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母校教学楼、大礼堂、图书馆等校舍布局图,一张是母校周围环境的布局图,这两张地图均将成为乡村建设历史陈列馆的重要资料。乡建院当年是什么模样?学生在乡建院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如何?近日,93岁的曾永臧向记者口述了当年那段历史。当年乡建院的教室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和小溪我出生在四川仁寿,是乡建院乡村教育系1946级的学生。我原本在成都师范学校读书,校长和晏阳初关系很好。有一次,晏老到我们学校做演讲,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约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教育的重点要转向农村,解决乡村建设人才奇缺的问题。我很受感染,所以就和罗光琦(后来《长航报》的编辑)一起考取了乡建院。你们看这张地图,就是我画的学校周围的布局。学校在北碚歇马场的高坑岩,1940年由晏老创办。高坑岩离重庆有60公里,是一片尚未经营的处女地,有磨滩河通往北碚,运输便利。这个地方有长、宽各约十丈的瀑布,可以用来发电,北碚发电厂就在这里,电力足够两万盏电灯的使用。发电厂下面就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曾永臧绘制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附近区域平面示意图学院周围就是农田、小溪,还有彭家院子、曾家院子等大院,以及白...
2018 - 09 - 04
2015年9月20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伴你飞翔”工程“美丽中国——乡村建设与社会企业研讨会”暨北部湾经济区大学生就业创业项目研究交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一楼召开,中国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也是本次主题研讨会承办机构之一的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出席活动,并以“百年乡建与社会企业家”为题为此次研讨会作开场演讲。谈到知识份子回报社会的态度,我们也谈谈我们在做的事情,乡村建设,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代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体系,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城市和乡村都参与其中。回顾百年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激进的现代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百年的社会史、百年的民众史、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伴你飞翔”工程关心的是青年人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理念,形成一生之中要去奋斗的基本事业道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当年在做的事情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做的,不同的是我们组织更多的青年人下乡。张謇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在西方遭遇到全球化大危机的条件下,才逐渐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的。张謇作为在中国工业化起步初期的实业救国的奠基人,他抱定村落主义辞官回乡做的就是今天的社会企业。他先整顿农业,以农业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来支持纺织业,就在南通形成了在地化的农业,支持在地化的纺织业。同时,他还兴办交通运输业,办银行,他将多业的综合发展成为全部在地化,收益用于回馈本地教育、本地文化、本地社会福利建设、本地智力建设。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黄展云辞官当村长,在福建省岷县搞了“营前模范村”,依靠码头作为通商口岸的便利发展房地产,将村内的店铺全部出租,产生收益用于本村的村治建设。营前村是社区主义的社区化建设的样板,黄展云也因此成为早期村落建设的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人。梁漱溟以村学带村治,以乡学带乡治,以知识...
2017 - 11 - 2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着学术理论界“乡村危机”的社会呼声,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展开,其规模和声势颇为雄壮,一时聚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救治乡村危机乃至中国建设前途的另一企盼。那些原本动机不同、背景不一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几乎不约而同地交汇于此,竞相从事乡村建设,遂使力倡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颇多感怀。在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上(1934年10月10日)他满怀信心地声言:“四面八方的来到一块,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即使对乡村建设运动持激烈批判的“中国农村”派学者,也难以否认其“时来天地皆助力”的运势。促成此社会运动最基本的推动力,既非政府的自觉行为,亦非乡村精英个人力量所能,实得力于近代新式社会组织的发动推助,如平教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村治学院等等。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是与公民社会紧密相连的,但这不意味着在公民社会并不成熟的民国时期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组织。事实上,依据哈贝马斯理论,上述团体(即参与乡村建设的机构)均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组织的一般特性。当乡村建设蔚为社会运动的大潮时,“乡村工作的团体,始如春笋初发”。“乡村建设机关或团体的数目太多,发展太快”,一时竟至于“有了一千零五个”之多,这一发展态势不免引发了“这个运动的危险预兆”。“危险的预兆”引发乡村建设运动方向上的歧变,以至于抗战之后竟形成根本性逆转之势,“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以至于从社会运动导入了政府“农政”轨辙。近代以来,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纠葛与相互博动,本是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主题,学界已有较多研究。然聚焦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具体而清晰地揭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转化轨迹及其历史缘由,并由此凝练出值得深刻思考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由此切入,不揣浅陋,以引学界深察明鉴之论。 一 歧路之...
2017 - 09 - 01
【摘要】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乡村社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社会各界对此予以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和社会视窗,始终关注乡村危机变动的历史进程,并以呈现和追踪其历史轨迹为目标。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力求以一个相对聚焦的视野,深入透析社会各界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体现出的关怀之心,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意义。【关键词】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貌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一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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