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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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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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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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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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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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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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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百年乡建
2018 - 07 - 2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发现其历经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多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平教会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有向激进转化的诉求。当然,改良转向激进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资金投入紧约束之体现。【关键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乡村改造 平民教育 县政实验 土地改革   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路线和方法上的改良主义本质是其运动失败的根源。近来有研究已经突破这种“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视角,比如潘家恩、温铁军将乡村建设的研究时长扩展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变,从中国百年激进追求现代化造成乡村破坏的视角理解民国至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从激进的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脉络中理解激进。[1]王先明也以百年乡建为视野,对近代乡村建设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进行考察,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都将乡村作为建设的本位或重点,从历史长程中观察,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与社会实践显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畴,因此应该超越“革命-改良”这一简单化评说框架。[2]  上述论述相对宏观,如果我们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败论”的价值判断,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不同时期均注重乡村的建设工作而达成共识,就可以肯定其在乡村工作时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对各个单位的乡村工作路径、方法、成就、经验、教训等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该会由晏阳初发起成立,其接续“文化救国”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
2018 - 07 - 07
【摘要】:在探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早期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实践值得关注。他们往往在创办实业的同时, 利用本土化治理方式服务所在地社区的建设, 其推动社会建设与变革的努力与经验对当代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我国早期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及其运营的民生公司和位于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初步梳理卢作孚先生以整体性社会视角运营企业并推动城镇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关键词】: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卢作孚;民生公司; 1 导论当前, 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探索, 更多开始关注政府行为之外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参与和整合。其中, 社会企业便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企业作为彰显社会性作用的企业组织形式, 不仅具有公益性的社会辅助意义, 更在整体性的社会建设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 大多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诞生较晚且尚处在发展之中。而本文采用历史性视角, 将目光回溯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业家和他们创办的企业, 发现我国具有社会企业内涵的本土企业早已有之, 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推动本土化社会建设的实际经验。上溯百余年,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随着“实业救国”的兴起, 一批实业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以救国图存为目标开办实业, 并通过企业的经营发展带动区域性整体建设。这些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即立意于社会发展与革新, 从创立初衷、经营目标、组织形式、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真正内涵。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卢作孚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卢作孚先生及其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地处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从社会企业的维度探讨民生公司的企业经营如何与北碚本地的社区建设相辅相成。根据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制度派生于不同类型原始积累”的理论, 民生公司因其在特定历史经济环境下的资本积累方式, 其与中国乡...
2018 - 06 - 08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成功进行了民国乡村建设派希图从事的多种工作。它通过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以实施对工作的领导,在农民当中培养先进分子以示范和带动农民,以及让农民进行充分的自我教育。这种改造的内容和方式与建立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革命目标紧密相关。从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川底村郭玉恩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中革命和建设相互交织、农民主体性强等突出特征。【关键词】 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农民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对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城乡背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牺牲乡村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自觉克服,唯有进行乡村建设,才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更加整体化和立体化地理解历史上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和革命的互看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准备。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的乡村改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伴随着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展开的,革命和建设的两个面向在其中融为一体。它和民国第一波乡村建设的大部分工作重合,也和共产党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乡村建设一脉相承,同时自有其鲜明的复杂性。只有进入历史脉络,这种复杂性才能更加深入地展现出来。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是着眼于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策过程,以及试办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一、既是乡村建设也是乡村革命  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包括“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1]这些活动在当时并不主要被称为乡村建设,而是逐步汇入农业合作化的洪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明确合作化和集体化是小农经济发展...
2018 - 09 - 14
主持人语:2015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s,简称IYS)”。1909年,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到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做田野调查,并出版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业》一书,高度肯定东亚多样化农业经济更具生态可持续性。此书介绍的东亚经验,成了世界生态农业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近百年后,就在“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重中之重的同时,中国乡村建设领域于2003年发起“生态农业环保农村”试验,并自2009年起每年召开全国范围的CSA大会。2015年11月19-22日,以“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CSA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国人及国际嘉宾认识到:可持续的社会农业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基础。大会所聚焦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雅译为社会生态农业)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和食物基本安全问题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这种模式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固碳功能,改善气候,保护环境,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同时,其以城乡合作关系为基础,提倡“食在当季、食在当地”,一方面因减少了中间环节,而让生产者能获得更大收益,从而能留在乡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保障所生产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其让广大城市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缩短人与食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构建互信、友好的良性城乡关系,有利于城乡和谐。在人类生存环境面对严峻挑战之际,尤其要增进各国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的交流,本期以“社会生态农业”为专题,希望帮助更多人了解农民与市民自觉结合的社会生态农业,认知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而更好地理解乡村建设的丰富内涵与历史足迹。刚才在外面有人问我,你们搞这个CSA农业...
2017 - 12 - 05
在父亲的朋友中,有的人我见面虽不多,但印象却很深。几十年后每当想起晏阳初伯伯和晏伯母,他们的英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仍然是那麽温馨、亲切。我知道晏伯伯和二伯父卢作孚有着几十年深交的情谊,他们不仅是为国家富强和乡村建设献身的同行者,事业上的扶持者,他们在思想、人品作风上极为相近相似,也是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终身不渝的挚友,他们都曾打破习惯在对方家里住宿过,甚至连家里儿女学习、升学、留学、婚嫁等等彼此都常参与意见,晏伯伯是二伯父一生中难得的莫逆之交。父亲卢子英非常尊重晏伯伯,视他既是好友,更是兄长。从小我就常听到父亲谈起晏伯伯:他是那麽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为乡村建设、平民教育,频于奔波,呕心沥血。以后我又陆续知道晏伯伯在二十世纪初留学美国归国后就立志献身平民教育,并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先后在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多处开展义务扫盲、文化、卫生宣传等活动,成绩斐然,抗战前他就脱下西装,携带妻儿在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以后又在华西新都等处开辟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试图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伯伯已是国内外闻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的耕耘者。1940年他在北碚创办了为乡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乡村建设学院”,学院的建立和选址得到了二伯父卢作孚和时任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的父亲卢子英的鼎力相助。身居北碚的他也积极地关注北碚的地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此间,父亲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相扶相助,更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情谊。我几次见到的晏伯伯,他都是规整地身着灰色西装,梳着小飞机头,举止斯文,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和极富涵养的学者风范。每当和我们接触,他总是问长问短,使人感到他又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晏伯伯每次到家里来的时间都短暂,总显得很匆忙,记得他仅在我家里吃过...
2018 - 09 - 13
摘 要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那场波及全国十几个省、600 多个团体,1000 余处实验点的乡建运动中,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在短短十年间,让北碚从一个穷乡辟野,匪盗横行的地区,变成美誉中外, 具有现代化雏形小城的奇迹,写下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页抹不去的辉煌。究其原因,除了卢作孚具有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之外,更重要的他还具有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智慧和能力。正如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所说:“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i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卢作孚成功的原因,以启迪今天的建设。一、 立足高远,紧扣目标,整体规划作孚的一生都是在为复兴中华民族大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而奋斗。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系统规划。 在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思想的是孙中山,卢作孚是继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作了明确规定的第一人ii,他以北碚为基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试验,不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与民国时期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是,他明确提出了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iii。也就是说,卢作孚要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一个样板,以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实验。 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围绕北碚“现代化”的建设规划蓝图。“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
2018 - 09 - 13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上,中共在延安乡村的实践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切实调整党政军机构与乡村的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避免官僚化和“盈利型经纪人”的出现。其二,在经济层面,调整土地、租佃关系,使农民摆脱了高地租、高利贷的压榨;同时在生产落后地区,通过移民运动、合作互助等实践推动乡村生产的发展。其三,致力于妇女解放、识字运动和改造二流子等实践,意在推动更为深刻的“新社会”建设,而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延安乡村建设的理念、方式都颇为柔和,可以称之为一场“不激进的革命”。【关键词】 延安乡村建设 不激进的革命 新社会 新国家   回顾中国近百年乡村建设的历程,“乡建”与“革命”代表了两种理念和实践方式,两者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下乡村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似乎未能展开深入的对话,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乡建”与“革命”的关系,打开新的讨论空间。潘家恩等学者提出,回到历史脉络中,用激进来描述革命、用保守来描述改良,恐怕都不见得准确,那么是不是存在着“不保守的改良和不激进的革命”这些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1]笔者认为,不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不能截然对立,而且它们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样式。本文以延安乡村建设为例,讨论其基本的历史经验。  提到延安乡村,人们通常会想到打倒地主、暴力土改等场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延安时期,中共乡村革命的理念、方式等大都颇为柔和,称之为“不激进的革命”或许更为恰当。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就面临的问题而言,中共与其他乡村建设派并无太大区别。当时关于陕甘宁边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人口稀少、物产缺乏、文化落后”,乡村的落后、凋敝几乎是常态;在战争动员中,中共同样遭遇了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2]的难题。不过,作为现代的革命...
2018 - 09 - 04
1943 年,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乡村建设的途径》的文章。他认为“自民国十五年(1926 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间,‘乡村建设’这个口号,可以说是震动一时,而‘乡村建设’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蔓延全国,……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1]。陈序经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卢作孚主持开展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1927~1949)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其重要原因是卢作孚从一开始就对其主持的乡村建设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这充分体现他的一系列关于乡村建设的论著之中。这其中较重要的有《过去一年中所做的事》(1929 年 1 月)、《乡村建设》(1929 年 10 月)、《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 年)、《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 年)、《新北碚的建设》(1947 年)、《在北碚管理局座谈会上的谈话》(1948 年)等等,还有不少有关乡村建设的论述散见在卢作孚其他的文章和书信之中。而其中卢作孚于 1929 年 10 月发表的《乡村建设》一文,则是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运动2 年多后写的一篇关于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上个世纪初,以实业家的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除在无锡的周舜卿、在南通的张謇、在上海的穆抒斋等外,实不多见。[2]但如卢作孚这样全面系统论述、总结乡村建设,并付诸文字,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救国论者,他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主张、建设方式等,与当时全国各地以教育家、学者、地方官员等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确有其独特、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探入研讨;二是卢作孚写此文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
2018 - 08 - 23
【摘要】:1937年4月, 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 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 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 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1) 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 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 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 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 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 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关键词】:新都事变; 外来主体; 平教会; 县政改革; 乡村建设;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时局不断发展, 国民党当局和国内思想界人士把四川看作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中国“腹地”省份, 因此,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的刘湘都希望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协助动员四川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而晏阳初认为定县实验后, 需要以省为单位来发展这一改造计划机会, 而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1]因此, 1936年10月, 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 并由平教总会负责组织。经过社会调查, 设计委员会决定选择新都作为实验县, 直接受省政府监督。由此, 新都成为继定县、衡山后的第三个平教会参与的县政实验县。1937年4月11日, 实验县正式成立, 由晏阳初推荐的陈开泗任县长, 因为陈“曾在兰溪实验县等地工作, 对于县政改革、推行土地陈报等具有经验”。[2]302然而, 1938年11月10日, 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 (一说五千余人) 突然包围新都, 要求停止征兵, 撤换县长陈开泗, 取消实验县, 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
2018 - 08 - 23
1、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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