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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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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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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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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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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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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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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百年乡建
2017 - 12 - 05
在父亲的朋友中,有的人我见面虽不多,但印象却很深。几十年后每当想起晏阳初伯伯和晏伯母,他们的英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仍然是那麽温馨、亲切。我知道晏伯伯和二伯父卢作孚有着几十年深交的情谊,他们不仅是为国家富强和乡村建设献身的同行者,事业上的扶持者,他们在思想、人品作风上极为相近相似,也是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终身不渝的挚友,他们都曾打破习惯在对方家里住宿过,甚至连家里儿女学习、升学、留学、婚嫁等等彼此都常参与意见,晏伯伯是二伯父一生中难得的莫逆之交。父亲卢子英非常尊重晏伯伯,视他既是好友,更是兄长。从小我就常听到父亲谈起晏伯伯:他是那麽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为乡村建设、平民教育,频于奔波,呕心沥血。以后我又陆续知道晏伯伯在二十世纪初留学美国归国后就立志献身平民教育,并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先后在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多处开展义务扫盲、文化、卫生宣传等活动,成绩斐然,抗战前他就脱下西装,携带妻儿在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以后又在华西新都等处开辟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试图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伯伯已是国内外闻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的耕耘者。1940年他在北碚创办了为乡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乡村建设学院”,学院的建立和选址得到了二伯父卢作孚和时任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的父亲卢子英的鼎力相助。身居北碚的他也积极地关注北碚的地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此间,父亲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相扶相助,更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情谊。我几次见到的晏伯伯,他都是规整地身着灰色西装,梳着小飞机头,举止斯文,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和极富涵养的学者风范。每当和我们接触,他总是问长问短,使人感到他又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晏伯伯每次到家里来的时间都短暂,总显得很匆忙,记得他仅在我家里吃过...
2018 - 09 - 13
摘 要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那场波及全国十几个省、600 多个团体,1000 余处实验点的乡建运动中,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在短短十年间,让北碚从一个穷乡辟野,匪盗横行的地区,变成美誉中外, 具有现代化雏形小城的奇迹,写下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页抹不去的辉煌。究其原因,除了卢作孚具有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之外,更重要的他还具有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智慧和能力。正如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所说:“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i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卢作孚成功的原因,以启迪今天的建设。一、 立足高远,紧扣目标,整体规划作孚的一生都是在为复兴中华民族大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而奋斗。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系统规划。 在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思想的是孙中山,卢作孚是继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作了明确规定的第一人ii,他以北碚为基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试验,不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与民国时期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是,他明确提出了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iii。也就是说,卢作孚要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一个样板,以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实验。 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围绕北碚“现代化”的建设规划蓝图。“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
2018 - 09 - 13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上,中共在延安乡村的实践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切实调整党政军机构与乡村的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避免官僚化和“盈利型经纪人”的出现。其二,在经济层面,调整土地、租佃关系,使农民摆脱了高地租、高利贷的压榨;同时在生产落后地区,通过移民运动、合作互助等实践推动乡村生产的发展。其三,致力于妇女解放、识字运动和改造二流子等实践,意在推动更为深刻的“新社会”建设,而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延安乡村建设的理念、方式都颇为柔和,可以称之为一场“不激进的革命”。【关键词】 延安乡村建设 不激进的革命 新社会 新国家   回顾中国近百年乡村建设的历程,“乡建”与“革命”代表了两种理念和实践方式,两者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下乡村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似乎未能展开深入的对话,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乡建”与“革命”的关系,打开新的讨论空间。潘家恩等学者提出,回到历史脉络中,用激进来描述革命、用保守来描述改良,恐怕都不见得准确,那么是不是存在着“不保守的改良和不激进的革命”这些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1]笔者认为,不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不能截然对立,而且它们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样式。本文以延安乡村建设为例,讨论其基本的历史经验。  提到延安乡村,人们通常会想到打倒地主、暴力土改等场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延安时期,中共乡村革命的理念、方式等大都颇为柔和,称之为“不激进的革命”或许更为恰当。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就面临的问题而言,中共与其他乡村建设派并无太大区别。当时关于陕甘宁边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人口稀少、物产缺乏、文化落后”,乡村的落后、凋敝几乎是常态;在战争动员中,中共同样遭遇了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2]的难题。不过,作为现代的革命...
2018 - 09 - 04
1943 年,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乡村建设的途径》的文章。他认为“自民国十五年(1926 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间,‘乡村建设’这个口号,可以说是震动一时,而‘乡村建设’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蔓延全国,……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1]。陈序经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卢作孚主持开展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1927~1949)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其重要原因是卢作孚从一开始就对其主持的乡村建设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这充分体现他的一系列关于乡村建设的论著之中。这其中较重要的有《过去一年中所做的事》(1929 年 1 月)、《乡村建设》(1929 年 10 月)、《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 年)、《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 年)、《新北碚的建设》(1947 年)、《在北碚管理局座谈会上的谈话》(1948 年)等等,还有不少有关乡村建设的论述散见在卢作孚其他的文章和书信之中。而其中卢作孚于 1929 年 10 月发表的《乡村建设》一文,则是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运动2 年多后写的一篇关于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上个世纪初,以实业家的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除在无锡的周舜卿、在南通的张謇、在上海的穆抒斋等外,实不多见。[2]但如卢作孚这样全面系统论述、总结乡村建设,并付诸文字,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救国论者,他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主张、建设方式等,与当时全国各地以教育家、学者、地方官员等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确有其独特、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探入研讨;二是卢作孚写此文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
2018 - 08 - 23
【摘要】:1937年4月, 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 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 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 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1) 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 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 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 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 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 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关键词】:新都事变; 外来主体; 平教会; 县政改革; 乡村建设;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时局不断发展, 国民党当局和国内思想界人士把四川看作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中国“腹地”省份, 因此,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的刘湘都希望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协助动员四川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而晏阳初认为定县实验后, 需要以省为单位来发展这一改造计划机会, 而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1]因此, 1936年10月, 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 并由平教总会负责组织。经过社会调查, 设计委员会决定选择新都作为实验县, 直接受省政府监督。由此, 新都成为继定县、衡山后的第三个平教会参与的县政实验县。1937年4月11日, 实验县正式成立, 由晏阳初推荐的陈开泗任县长, 因为陈“曾在兰溪实验县等地工作, 对于县政改革、推行土地陈报等具有经验”。[2]302然而, 1938年11月10日, 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 (一说五千余人) 突然包围新都, 要求停止征兵, 撤换县长陈开泗, 取消实验县, 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
2018 - 08 - 23
1、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2...
2018 - 08 - 09
【内容提要】费达生作为信奉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技术专家,因始于20世纪20年代送技术下乡而与农村结下不解之缘。她以农民本位和立足农村自身建设为原则,将现代技术导入乡村,让农村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有了“自谋巩固的基础”;通过推动农村合作运动最大限度地让贫苦农民获得合作的好处。虽然费达生未曾以“乡村建设”命名于她的乡村试验,但二十余年间试验所到之处不仅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型乡村经济组织形态和分配模式,从而对乡村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建设性影响。她开创的技术经济-社会进路,在百年乡建的长河中,虽“有实无名”,但以其独特的价值为这一江流汇入了富有活力的源流。【关键词】乡村建设 合作性乡土工业 服务型企业费达生(1904—2005),是著名的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也是乡村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一个不是“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笃行者。她从20世纪20年代初送技术下乡始,开启了“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 一、“有实无名” 的乡村建设说费达生的乡村建设“有实无名”,首先因她在下乡之始尚未有“乡村建设”的目标,行动亦无以乡建命名。深受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影响的费达生,彼时的关注点并不在乡村建设,而是为让在国际竞争中几近穷途末路的中国蚕丝业起死回生,以便“有一天能与日本做殊死的竞争”(费达生,1934:21),故须从蚕丝业的源头——农村养蚕科学化开始,从而与乡村和农民结缘。费达生与乡村、与农民的相遇,始于“送技术下乡”和“工业下乡”。说“送下乡”,似乎是有革新情怀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和农民的单向“赠予”,实则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精英,为打破学无所用困局的一次“突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有对现代科技的需求,却缺少转化于实际应用的社会基础和机制,以致当时留美归国的学生“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回来无矿可采,学林的回来无林可营”,聚集一批蚕业...
2018 - 07 - 03
【摘要】: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 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 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 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 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 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 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 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 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 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关键词】: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在地化; 张謇; 大生集团; 一、导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张謇的大生集团与村落主义中国近代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贯穿了近代史的始终, 而中国的本土实业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 从社会文化基础到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中国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 孕育了一批类似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经济实体。21世纪的“经济回嵌社会”潮流中的“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话语在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方式。而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概念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 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 (2) 企业化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3) 社会创新; (4) 团体治理结构及社区责任。”[1]社会企业综合运用社会资本, “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 [2]优化配置在地资源,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并通过互助成员共享, 将资本收益尽可能地反馈回社区内部。社会企业在西方是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发展的。而在中国, 近代实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从开创伊始即具有社会企业的本质特征, 以救国这一社...
2018 - 08 - 29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破”与“立”又是怎样的辩证关系?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曾经有一次关于变革社会应似“炸弹”或是“微生物”的讨论。卢作孚提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革命 乡村建设 社会建设 卢作孚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中国遭遇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则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例如,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建设”探索,追求的不是疾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已有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革命”和“建设”进行反思(王先明,2013;董丛林,2017),以及对民间社会建设多种形式与沿革进行研究(宣朝庆,2017),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与探索进行了诸多细致的讨论。  不过,当前研究中对卢作孚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是刘重来(2012)教授的梳理与研究。卢作孚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实践中,贯穿了其“微生物”革命理论,建设成效和思想内涵都极具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很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先辈,例如彭禹廷...
2018 - 08 - 22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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