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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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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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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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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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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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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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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当代乡建
2018 - 09 - 05
编者按:2014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更触及这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制造、中国崛起的主体。张慧瑜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该纪录片和上述问题的评介与延伸思考。二〇一四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前后拍摄了八年的纪录片,由“棉花”这一常见的经济农作物入手,讲述了当下中国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有关联的棉花工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这部纪录片采用同期声、不主动介入被拍摄对象的客观中立的纪实风格,这些都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传统。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态度新纪录片运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种政论性的、声音压倒画面的纪录片风格。新纪录片运动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画面说话,排斥画外音,追求同期声。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普通人的视角又转向对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关注,这就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以及拍摄者的政治和现实态度。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不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让拍摄者自己说话、自己“表演”(所谓“不出镜、不出声、不访谈”),以营造一种生活的、现实本身的“真实感”。拍摄者一般拒绝替底层代言的位置,也不带有清晰的社会批判立场,因此,这些纪录片的美学策略是把处在某种社会情境、位置和空间里的个人状态呈现出来,不做评判,不特意追问这些人、事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周浩的纪录...
2018 - 08 - 16
导读  底层除了成为中产阶级精神世界的抚慰者之外,在大众媒体中还有一个形象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秩序的威胁者、冒犯者和破坏者,也就是底层成为犯罪分子。在法治报道、社会新闻中,底层一般都是纵火犯、偷盗者等犯罪者。  从王宝强“傻根”形象的走红,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工图书的热销热卖,有关底层与底层生活的艺术作品与文化书写,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这些浮现在都市中产消费、阅读空间中的底层想象,与中国2亿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之间,有多少距离?在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版图中,农民工群体又怀有何种诉求与要求?  很感谢破土团队做这样一次沙龙活动。我对破土的理解是“破土而出”,从土地下面破土而出的有可能是种子,最后长出参天大树,也有可能是蝉蛹,最后破茧而出,放声歌唱,还有能是火山,最后火山喷发、毁灭世界。  究竟谁生活在地下呢?从社会新闻中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北京的某些井盖下面还住着人,一些靠拾荒度日的人。还有就是所谓北京的“地下空间”,指的是社区楼房地下室的空间,保姆、保安、保洁等农民工会租住在这些租金便宜的地下空间里,因为租金便宜。北京市经常会定期清除这些“地下空间”,因为人口密集,存在着安全隐患。可是每一次清除行动,都使得这些住在地下的人们再次无家可归,或者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他们在北京从事着最基本的服务业,却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隐蔽在城里人、中产阶级不愿意看到和进入的地下空间里。  这种地上与地下的空间隐喻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买房子的中产阶级住在空中楼阁里,而底层则住在地下空间中。这种空间隐喻也是一种社会隐喻,仿佛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有一些人占据中间位置,另一些人则被放逐到底层。这种“正常的社会”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今天沙龙的举办地在北京的后海,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空间,是一个以酒吧和胡同文化著称的旅游圣地。胡同在80年代被认为是落后、...
2018 - 08 - 15
2014年下半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参与了文学小组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本科到博士虽然读的都是中文系,但很少从事文学创作,这次有机会与工友们一起读文学、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周日晚上,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中国的隐喻。皮村处在北京东五环外面,靠近顺义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几百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来过皮村的工人诗人魏国松这样写道:“还有掠过皮村上空飞机的噪音/也很肮脏。每隔几分钟/便会犁过这里人的头皮一遍”(《皮村纪事》)。在飞机的轰鸣之下,皮村工友之家十余年坚持为打工者撑起一片文化服务的天空。“别人的森林”这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更是经历了“乾坤大挪移”,这就是中国工人。一方面体制内的老工人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纷纷下岗,从城市的主人沦落为社会底层,另一方面90年代的招商引资,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老工人失去了单位制的庇护,新工人又生活在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中。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一直是社会底层和现实苦难的象征。他们的低收入无法实现在城里安家的梦想,甚至也无法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在城里有工作,并非失业人口,但其弱势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成为都市里的隐身人,就像被遮挡在工地绿色帆布里面的建筑工人一样,无处发声,也无法被看见。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
2018 - 08 - 03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工人诗人讲自己的创作和对诗歌的理解,很受感动,他们提前把自己的发言写出来,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要用诗歌来记录、表现工人的生活,用诗歌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秦晓宇老师所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和“我们的”声音。这种工人的声音、工业的生活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文化生态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我主要谈几点感触。一 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今天开会的地方是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呈现的是8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者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有各个历史阶段与农民工有关的国家政策、打工者使用过的物品等,也就是说这是以新工人为主角的博物馆。在这个简陋的博物馆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也看不到80年代以来国营、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工人与那些历史、现实中的老工人确实属于不同的群体,也是不同时代、社会逻辑下的产物。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到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过,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却是同命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今天来参加诗会的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工厂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工人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是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发言中清晰地指出“我...
2018 - 07 - 18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工人诗人讲自己的创作和对诗歌的理解,很受感动,他们提前把自己的发言写出来,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要用诗歌来记录、表现工人的生活,用诗歌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秦晓宇老师所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和“我们的”声音。这种工人的声音、工业的生活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文化生态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我主要谈几点感触。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今天开会的地方是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呈现的是8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者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有各个历史阶段与农民工有关的国家政策、打工者使用过的物品等,也就是说这是以新工人为主角的博物馆。在这个简陋的博物馆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也看不到80年代以来国营、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工人与那些历史、现实中的老工人确实属于不同的群体,也是不同时代、社会逻辑下的产物。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到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过,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却是同命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今天来参加诗会的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工厂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工人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是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发言中清晰地指出“我们的情感、身份...
2018 - 06 - 06
100年前,《新青年》创刊,不仅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而且也把一种带有新精神、新价值的新青年召唤为改造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在20世纪的“大时代”中,新青年被赋予领风气之先和变革的力量。100年后,新青年蜕变为“老男孩”,在市场经济的“小时代”里自怨自艾。这种面孔稚嫩、脆弱,内心却老练、世故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剪影。不过,在小时代的“穹顶”和老男孩的怀旧中也有一批“新的”青年,尝试触碰主流景观中不可见的中国现实。后工业“穹顶”与文化乡愁的来源2015年初,柴静团队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下子火爆朋友圈,这部纪录片以“科学”的面目探索了城市雾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把雾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尤其能源产业的污染,另一方面又再次以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来为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鼓而呼”。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封闭的“穹顶之下”。这种理想的“穹顶”空间就是后工业空间,也是《穹顶之下》所采访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雾霾,主要原因是把工业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使得欧美地区变成了去工业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地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既可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又能够享受到蓝天白云等绿色有机的环境。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不只是把环境污染转移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把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也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保证后工业空间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如果说18、19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20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国内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样一条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老路”,中国也能复制吗?还有一个现象,近两三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知识青年、都市中产、大资本下乡做有机、生态农业的新闻,这和十几年前从事乡村建...
2018 - 10 - 09
四月艳阳天,各路侠士汇聚南塘,共同见证了南塘合作社一年一度的盛会——敬老文化节。4月24日至27日,持续4天的活动,向社会倡导尊老敬老,让农村老人走出文化的边缘。敬老文化节是南塘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每年的农历3月初6,今年是第三届。除了敬老,今年的文化节还融合了“爱故乡”主题。四月中旬,连日的阴雨天气过后,暮春的阳光再次流露出对大地久违的情愫,也给文化节送来了及时的祝福。24日清晨,初升的太阳下,鞭炮与锣鼓声齐鸣,由社区老人、儿童、舞龙队、舞狮队、演艺公司、豫剧戏班组成的敬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绕村游行。热闹的游行与雄狮拜村过后,第三届敬老文化节在开幕式中正式启动。短短的几日,合作社举办了敬老慈善基金启动仪式、慈善拍卖、爱故乡与南塘17年历史展、纪念品义卖、豫剧演出、文艺汇演、爱故乡交流会等一系列活动,此外,“安徽大学教学研究基地”、“敬老慈善基金”、“爱故乡工作站”先后揭牌。 敬老与慈善拍卖头一天的开幕式,热闹的游行、绚丽的舞龙舞狮、精彩的劳动者走秀、鼓舞人心的敬老献花礼,无不引来观众的声声喝彩。24日下午,致力于关注村里贫困老人的敬老慈善基金启动,“敬老”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更转化为实际行动,随后的慈善拍卖会,就是慈善基金的首次筹款。这场有趣的拍卖会,拍品除了来自合作社特色的酒、民间手工艺剪纸和虎头鞋、生态农产品以及《可操作的民主》,还有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传统与特色产品,这不只是敬老的倡导,同样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生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宣扬,热心观众共拍下16件拍品,在购得自己喜爱的物品的同时,也留下来一份浓浓的爱和祝福。其中,由社区八旬老人罗桂兰制作的两件手工剪纸,分别被观众竞拍到了300和320。安徽爱故乡25日的“安徽爱故乡工作站揭牌仪式暨爱故乡文艺演出”结束后,合作社工作人员、爱故乡代表以及其他参会的嘉宾共同召开了“2015安徽爱故乡研讨会”,商议“安徽爱...
2018 - 09 - 11
摘要: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本文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
2018 - 09 - 10
编者按:2012年12月,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举行,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共同主办。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岭南大学(香港)群芳文化研究与社会发展部承办。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RENA)、香港社区伙伴(PCD)协办。会议主题是:在探讨当前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现状、机制及其对人民生计深远影响的基础上,集中关注作为民生基础命脉的“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议题,进一步延伸出“统筹城乡”、“乡土经济与社区建设”等可持续实践与包容性发展议题。根据大会专家学者发言和提交的论文,我们编辑整理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一书(温铁军、周常勇、刘健芝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本书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宏观背景; 第二部分: 粮食主权与经济政策; 第三部分: 生态危机与公共品; 第四部分: 社区与农村建设; 第五部分:中国基层实践经验; 第六部分: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书的编辑出版,正值中国乡村建设运动110周年,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未来乃至人类文明提供另类思考与实践的路径。本文作者为严晓辉。作者出生在陕西凤翔的普通农村,2001-2004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2004年起加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任生态农业工作室主管,主要从事生态农业试验和研究工作,2009年起任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负责小毛驴市民农园全面工作,主要开展市民农业的实践、农业教育和生态农业技术研究等。为方便阅读,本文的参考书目与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阅《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一书。农业现代化:谁的价值?谁的发展?2012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
2018 - 09 - 04
乡建家庭成员:潘家恩: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小毛驴市民农园所依托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自2001年起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至今,同时统筹重庆区域乡村建设。杜洁: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办公室主任。潘梓晴,小名“碚碚”,乡建二代,小小的乡建志愿者。一个乡建家庭的故事一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十四年,结婚第七年。谢谢这次集体婚礼,提醒我们注意到其实已经是新婚后第七个年头了。七年,不知是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痒”,对我们俩来说,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挠在心底的痒处,无声的躁动、安静的生长,日久、弥新。认真回忆一下十多年的过往,有太多太多的糗事、囧事,回想起来都会不自觉的笑出来,而要记录出来却又十分琐碎。初识是在一次讲座,那时我还是懵懂的大一新生,他是讲座台前忙碌的社团骨干,我在台下仰望时觉得:这个酷酷的研究生挺能干的,粉笔字写的很有气势。后来才知道,这家伙只是大二而已。他那时候很爱装严肃,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老十岁。而真正彼此认识是我也加入了社团之后。我们的社团叫做“农村发展研究会”,我入会之后作为一个小干事很长时间没人理。于是我开始在社团的各个部门里乱撞,撞进了当时他们几个骨干一起暗戳戳搞的“新农人”工作室。在那个好像黑网吧的校外小屋里,我在几位师兄的带领下穿越进了一个充满了热情与躁动的梦。在那里,有人彻夜长谈富农创业、有人守着电脑研究B2B电商、有人四处谈心创建乡村图书馆、有人捧着厚厚的书慷慨激昂……捧着书的这个,就是潘家恩,当时的社团学术部部长。因为走进了这扇门,于是他有了面试我的机会,然后得出了这小丫头一般般的初步结论。不过,好在,面试我的不止他一个。那时候,大家一起熬夜是很经常也很正常的事情。而一起熬夜,绝对是培养同志间革命友谊的温床。从一起做会刊、做评奖材料、做宣传单、做讲座海报……到组织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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