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顶部
乡建研究
最新资讯 NEWS 更多>
2020 - 09 - 26
点击次数: 0
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点击次数: 0
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点击次数: 0
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点击次数: 0
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点击次数: 0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当代乡建
2018 - 08 - 17
【内容提要】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本文从新工人与新穷人两个群体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出发,讨论在现代工人国家失败和阶级政治衰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政治与阶级形成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侧重分析了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在内外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表现形态。【关键词】新穷人 新工人 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 代表性断裂一、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
2018 - 08 - 10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
2018 - 08 - 08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
2018 - 09 - 05
编者按:2014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更触及这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制造、中国崛起的主体。张慧瑜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该纪录片和上述问题的评介与延伸思考。二〇一四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前后拍摄了八年的纪录片,由“棉花”这一常见的经济农作物入手,讲述了当下中国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有关联的棉花工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这部纪录片采用同期声、不主动介入被拍摄对象的客观中立的纪实风格,这些都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传统。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态度新纪录片运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种政论性的、声音压倒画面的纪录片风格。新纪录片运动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画面说话,排斥画外音,追求同期声。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普通人的视角又转向对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关注,这就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以及拍摄者的政治和现实态度。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不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让拍摄者自己说话、自己“表演”(所谓“不出镜、不出声、不访谈”),以营造一种生活的、现实本身的“真实感”。拍摄者一般拒绝替底层代言的位置,也不带有清晰的社会批判立场,因此,这些纪录片的美学策略是把处在某种社会情境、位置和空间里的个人状态呈现出来,不做评判,不特意追问这些人、事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周浩的纪录...
2018 - 08 - 16
导读  底层除了成为中产阶级精神世界的抚慰者之外,在大众媒体中还有一个形象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秩序的威胁者、冒犯者和破坏者,也就是底层成为犯罪分子。在法治报道、社会新闻中,底层一般都是纵火犯、偷盗者等犯罪者。  从王宝强“傻根”形象的走红,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工图书的热销热卖,有关底层与底层生活的艺术作品与文化书写,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这些浮现在都市中产消费、阅读空间中的底层想象,与中国2亿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之间,有多少距离?在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版图中,农民工群体又怀有何种诉求与要求?  很感谢破土团队做这样一次沙龙活动。我对破土的理解是“破土而出”,从土地下面破土而出的有可能是种子,最后长出参天大树,也有可能是蝉蛹,最后破茧而出,放声歌唱,还有能是火山,最后火山喷发、毁灭世界。  究竟谁生活在地下呢?从社会新闻中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北京的某些井盖下面还住着人,一些靠拾荒度日的人。还有就是所谓北京的“地下空间”,指的是社区楼房地下室的空间,保姆、保安、保洁等农民工会租住在这些租金便宜的地下空间里,因为租金便宜。北京市经常会定期清除这些“地下空间”,因为人口密集,存在着安全隐患。可是每一次清除行动,都使得这些住在地下的人们再次无家可归,或者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他们在北京从事着最基本的服务业,却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隐蔽在城里人、中产阶级不愿意看到和进入的地下空间里。  这种地上与地下的空间隐喻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买房子的中产阶级住在空中楼阁里,而底层则住在地下空间中。这种空间隐喻也是一种社会隐喻,仿佛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有一些人占据中间位置,另一些人则被放逐到底层。这种“正常的社会”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今天沙龙的举办地在北京的后海,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空间,是一个以酒吧和胡同文化著称的旅游圣地。胡同在80年代被认为是落后、...
2018 - 08 - 15
2014年下半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参与了文学小组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本科到博士虽然读的都是中文系,但很少从事文学创作,这次有机会与工友们一起读文学、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周日晚上,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中国的隐喻。皮村处在北京东五环外面,靠近顺义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几百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来过皮村的工人诗人魏国松这样写道:“还有掠过皮村上空飞机的噪音/也很肮脏。每隔几分钟/便会犁过这里人的头皮一遍”(《皮村纪事》)。在飞机的轰鸣之下,皮村工友之家十余年坚持为打工者撑起一片文化服务的天空。“别人的森林”这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更是经历了“乾坤大挪移”,这就是中国工人。一方面体制内的老工人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纷纷下岗,从城市的主人沦落为社会底层,另一方面90年代的招商引资,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老工人失去了单位制的庇护,新工人又生活在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中。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一直是社会底层和现实苦难的象征。他们的低收入无法实现在城里安家的梦想,甚至也无法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在城里有工作,并非失业人口,但其弱势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成为都市里的隐身人,就像被遮挡在工地绿色帆布里面的建筑工人一样,无处发声,也无法被看见。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
2018 - 08 - 03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工人诗人讲自己的创作和对诗歌的理解,很受感动,他们提前把自己的发言写出来,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要用诗歌来记录、表现工人的生活,用诗歌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秦晓宇老师所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和“我们的”声音。这种工人的声音、工业的生活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文化生态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我主要谈几点感触。一 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今天开会的地方是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呈现的是8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者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有各个历史阶段与农民工有关的国家政策、打工者使用过的物品等,也就是说这是以新工人为主角的博物馆。在这个简陋的博物馆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也看不到80年代以来国营、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工人与那些历史、现实中的老工人确实属于不同的群体,也是不同时代、社会逻辑下的产物。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到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过,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却是同命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今天来参加诗会的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工厂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工人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是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发言中清晰地指出“我...
2018 - 07 - 18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工人诗人讲自己的创作和对诗歌的理解,很受感动,他们提前把自己的发言写出来,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要用诗歌来记录、表现工人的生活,用诗歌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秦晓宇老师所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和“我们的”声音。这种工人的声音、工业的生活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文化生态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我主要谈几点感触。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今天开会的地方是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呈现的是8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者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有各个历史阶段与农民工有关的国家政策、打工者使用过的物品等,也就是说这是以新工人为主角的博物馆。在这个简陋的博物馆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也看不到80年代以来国营、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工人与那些历史、现实中的老工人确实属于不同的群体,也是不同时代、社会逻辑下的产物。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到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过,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却是同命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今天来参加诗会的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工厂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工人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是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发言中清晰地指出“我们的情感、身份...
2018 - 06 - 06
100年前,《新青年》创刊,不仅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而且也把一种带有新精神、新价值的新青年召唤为改造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在20世纪的“大时代”中,新青年被赋予领风气之先和变革的力量。100年后,新青年蜕变为“老男孩”,在市场经济的“小时代”里自怨自艾。这种面孔稚嫩、脆弱,内心却老练、世故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剪影。不过,在小时代的“穹顶”和老男孩的怀旧中也有一批“新的”青年,尝试触碰主流景观中不可见的中国现实。后工业“穹顶”与文化乡愁的来源2015年初,柴静团队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下子火爆朋友圈,这部纪录片以“科学”的面目探索了城市雾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把雾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尤其能源产业的污染,另一方面又再次以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来为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鼓而呼”。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封闭的“穹顶之下”。这种理想的“穹顶”空间就是后工业空间,也是《穹顶之下》所采访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雾霾,主要原因是把工业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使得欧美地区变成了去工业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地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既可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又能够享受到蓝天白云等绿色有机的环境。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不只是把环境污染转移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把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也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保证后工业空间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如果说18、19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20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国内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样一条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老路”,中国也能复制吗?还有一个现象,近两三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知识青年、都市中产、大资本下乡做有机、生态农业的新闻,这和十几年前从事乡村建...
2018 - 10 - 09
四月艳阳天,各路侠士汇聚南塘,共同见证了南塘合作社一年一度的盛会——敬老文化节。4月24日至27日,持续4天的活动,向社会倡导尊老敬老,让农村老人走出文化的边缘。敬老文化节是南塘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每年的农历3月初6,今年是第三届。除了敬老,今年的文化节还融合了“爱故乡”主题。四月中旬,连日的阴雨天气过后,暮春的阳光再次流露出对大地久违的情愫,也给文化节送来了及时的祝福。24日清晨,初升的太阳下,鞭炮与锣鼓声齐鸣,由社区老人、儿童、舞龙队、舞狮队、演艺公司、豫剧戏班组成的敬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绕村游行。热闹的游行与雄狮拜村过后,第三届敬老文化节在开幕式中正式启动。短短的几日,合作社举办了敬老慈善基金启动仪式、慈善拍卖、爱故乡与南塘17年历史展、纪念品义卖、豫剧演出、文艺汇演、爱故乡交流会等一系列活动,此外,“安徽大学教学研究基地”、“敬老慈善基金”、“爱故乡工作站”先后揭牌。 敬老与慈善拍卖头一天的开幕式,热闹的游行、绚丽的舞龙舞狮、精彩的劳动者走秀、鼓舞人心的敬老献花礼,无不引来观众的声声喝彩。24日下午,致力于关注村里贫困老人的敬老慈善基金启动,“敬老”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更转化为实际行动,随后的慈善拍卖会,就是慈善基金的首次筹款。这场有趣的拍卖会,拍品除了来自合作社特色的酒、民间手工艺剪纸和虎头鞋、生态农产品以及《可操作的民主》,还有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传统与特色产品,这不只是敬老的倡导,同样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生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宣扬,热心观众共拍下16件拍品,在购得自己喜爱的物品的同时,也留下来一份浓浓的爱和祝福。其中,由社区八旬老人罗桂兰制作的两件手工剪纸,分别被观众竞拍到了300和320。安徽爱故乡25日的“安徽爱故乡工作站揭牌仪式暨爱故乡文艺演出”结束后,合作社工作人员、爱故乡代表以及其他参会的嘉宾共同召开了“2015安徽爱故乡研讨会”,商议“安徽爱...
145页次13/15首页上页...  6789101112131415下页末页
投稿讨论
ruralrecon@163.com
Copyright ©2017 重庆爱故乡文化传播中心
犀牛云提供云计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