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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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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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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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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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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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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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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国际比较
2018 - 08 - 22
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为了抗拒帝国主义入侵和克服内部分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试图重建对中国的理解,其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以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民族救亡运动不得不诉诸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原则。1912年十三世达赖的“驱汉令”和1913年的《蒙藏协定》所包含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多重要素与晚清民初高涨的汉族种族意识和政治民族主义桴鼓相应,它们诉求不一,但同受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在普遍王权瓦解和社会分裂的格局中,“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内含于各种国家论述中,所谓“合同种而排除异种所建立的国家即为民族主义。”但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规范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添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如何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构造“民族-国家”?归纳起来看,晚清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这一汉民族主义是适应革命造反而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政权的目的达到,它必然会向其他两种形态转化。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康、梁等人要求保留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及以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实际上透露了一种焦虑,即虽然认为满、蒙、藏、回、汉同属“中华民族”,但在宗教、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政体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第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其典型的表达就是孙文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2017 - 09 - 01
石油产量峰值[1](peak oil)的到来是勿庸置疑的事,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1400英里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饿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北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其人们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北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的政策。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北朝鲜是依照着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这依赖于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使得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八十年代北朝鲜城市人口就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 尽管从七十年代起北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2018 - 09 - 12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上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粮食金融化:国际粮价波动主因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
2018 - 09 - 05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
2018 - 09 - 04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关键词: 抗美援朝 人民战争 朝鲜停战 核威慑 国防战争 国际主义战争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2018 - 09 - 12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日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中国的银行业在 2001 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 WTO 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接着是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 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 从 2011 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 5...
2018 - 08 - 25
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过去30年中,世界体系在地方和国际、经济和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盟的几千家大公司和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已经把国家和全球的生产体系降至分包商的地位。金融寡头们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劳动者以及已经变成租赁生产者的各个公司的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获取垄断利益。在收服了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工会以及那些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这些寡头们现在也行使绝对的政治权力,指使隶属于他们的媒体制造其所需的去政治化的虚假舆论信息。寡头们已经把传统的多党制消灭了,代之以由资本控制的近乎一党制。代议制民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正在失去全部意义。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晚期制度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它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人们谨慎地不这样去命名它。虽然这个极权主义仍然是“软弱”的,但一旦受害者(大多数工人和人民)开始反抗,它会随时准备使用极端暴力。必须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待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切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重大生态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包括信息科技和产业)都严格受制于垄断经济利益要求的原因。卑躬屈膝的媒体把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吹嘘成民间社会自由和效率的保障,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在现实中,现有寡头各派别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寡头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全球性”掠夺剥削劳动者,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成为主要目标在世界层面,当代资本主义始终遵循同样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帝国主义最初开始全球化时(19世纪开拓殖民地显然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就很典型了。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这种逻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没有任何定义而又经常被使用的“全球化”这个词,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通过部署由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西欧和中欧国家、日本,...
2018 - 08 - 02
原编者按: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时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18日,由亚际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在中国美院举行。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学者和思想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将追问第三世界在21世纪的新含义,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团结新形式。“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通过录音形式发表了开幕致辞,本文为开幕致辞全文。 朋友们,同志们:我是萨米尔·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刚刚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接下来,我将谈谈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二战后的多极化体系以及多极化的背景下,万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第二,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第三,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要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主要西方媒体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不一样。据西方媒体报道,后二战时代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说,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二战后,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
2018 - 06 - 07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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