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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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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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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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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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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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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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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国际比较
2018 - 07 - 13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垄断再不是在一片相对自主的企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即便它有多重要)。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些垄断集团紧紧控制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企业,和甚至严格来说不算是寡头的大企业,都被束缚于垄断集团布置的控制网络中。它们的自主性萎缩至只沦为垄断集团的分包人。在19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这三巨头里,而这个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普遍化和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系统,确保这些垄断集团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由于这些垄断集团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运作,即是说垄断租正是帝国主义租。 因此,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历史形式的资本累积过程,它的驱动,是极大化垄断/帝国主义寻租。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他们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这种持续增长里的不平衡状态,转而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说愈来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因此,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些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资”(或者说其实是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与GDP增长脱节。GDP增长也变成大部分虚拟增长。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寻求“减债”,实际上是在故意说谎。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
2018 - 09 - 21
希腊人民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榜样。凭借着勇气和明辨,希腊人民拒绝了欧洲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卑鄙的强制性命令。他们已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因为希腊人民相信,除非民主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否则它难以立存。他们已经揭穿了这场民主的闹剧。所谓民主,只是接受和屈从由金融独裁所导致的日益衰败的社会状况。在欧洲,社会进步是不合法的。为了把民主的危机降低到零,欧洲已进行了系统性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让-莫内,以及罗伯特.舒曼(两个拥护维希政府者)已经着手准备重建那些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它们曾因欧洲与纳粹的合作而被摧毁。尽管欧共体的章程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拒绝,法国全民公投是其中一个(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对民主的拒绝),但是欧共体的建立,以及对其章程的强制采用还是使得一个金融资本独裁政权得以抬头。为金融寡头所用的媒体舆论对欧洲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洗脑,使他们始终被这些幻象喂养,而这些幻象强大到足以摧毁他们迎接挑战的能力。他们大部分人始终相信,他们必须把欧洲以及欧元区从这次的崩溃中拯救出来。(但如今,在希腊和西班牙已经没那么多人这样想了。)只要欧洲还困于这些大机构的束缚当中,它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任何质疑那些令人生厌的现存秩序的尝试都已经被这些大机构宣布是非法的。过去希腊人就因为他们的选择都变成了不法分子。欧元区难以为继。欧元区子系统违反了(作为)一个稳健可行的货币管理的基本法则。那些由于过度不公平而引致无法承受的后果的经济体制,都会被它强加上一个所谓的“竞争性”的普遍法则。为了开启一个限制性市场以应付金融垄断所导致的突然袭击,基本上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体制得以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欧元区(的出现)可能已经使这些进步毁于一旦。西班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其他国家,包括芬兰,甚至是法国都相继成为牺牲品。如今,欧元区只能是使“德国的欧洲”重演的工具。实际...
2018 - 09 - 04
摘要:萨米尔·阿明的资本主义批判一直富有浓厚的依附理论色彩,在“中心”与“外围”的概念层面中,基于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在经济体系中的关系,依次展开诸如全球化、民主等范畴在现实的全球政治问题中的问题域。然而,随着当前第三世界人民运动的激进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极端的帝国主义军事镇压:冲突撕裂着旧的秩序,在萨米尔·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已然日薄西山。而这恰恰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治理的结果,作为全球化的细胞的消费逻辑所制造的不仅是经济的贫困,更是直指人性的政治生活的贫困。理论在曲张的现实面前从宏观转向微观,阿明呼唤已然“逝去多年”的历史的主体。关键词:资本主义;激进化;民主;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1931—),男,国际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等。译者简介:乔茂林,男,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基金项目:本译文系“马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一、资本主义,一个已成为人性敌人的陈腐体系    和所有历史上的社会系统一样,资本主义在其不断上升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进步功能(相比之前的政治制度而言): 它已经将个人从此前体系强加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拥有规模前所未有的发达生产力,它将众多团体融入我们所知的国家,它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因其阶级本质变得具有阶级特性和有限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是“小康男性中产阶级”,而持久的父权制使得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益处属于他;对人性的剥夺与被短期视线主导的经济利益计算的逻辑相联系,对更长周期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国家权利已经被预留给了统治中心,而被统治和殖民的边缘地区已...
2018 - 08 - 22
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为了抗拒帝国主义入侵和克服内部分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试图重建对中国的理解,其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以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民族救亡运动不得不诉诸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原则。1912年十三世达赖的“驱汉令”和1913年的《蒙藏协定》所包含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多重要素与晚清民初高涨的汉族种族意识和政治民族主义桴鼓相应,它们诉求不一,但同受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在普遍王权瓦解和社会分裂的格局中,“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内含于各种国家论述中,所谓“合同种而排除异种所建立的国家即为民族主义。”但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规范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添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如何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构造“民族-国家”?归纳起来看,晚清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这一汉民族主义是适应革命造反而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政权的目的达到,它必然会向其他两种形态转化。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康、梁等人要求保留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及以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实际上透露了一种焦虑,即虽然认为满、蒙、藏、回、汉同属“中华民族”,但在宗教、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政体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第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其典型的表达就是孙文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2017 - 09 - 01
石油产量峰值[1](peak oil)的到来是勿庸置疑的事,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1400英里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饿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北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其人们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北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的政策。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北朝鲜是依照着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这依赖于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使得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八十年代北朝鲜城市人口就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 尽管从七十年代起北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2018 - 09 - 12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上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粮食金融化:国际粮价波动主因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
2018 - 09 - 05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
2018 - 09 - 04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关键词: 抗美援朝 人民战争 朝鲜停战 核威慑 国防战争 国际主义战争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2018 - 09 - 12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日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中国的银行业在 2001 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 WTO 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接着是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 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 从 2011 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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