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 - 乡村建设研究

回到顶部

乡建研究

最新资讯 NEWS 更多>

2021 - 09 - 22

点击次数: 0

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官宣 | 第八届国际CSA大会主题正式发布，报名通道今已开启！

2021 - 09 - 06

点击次数: 0

#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招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

2021 - 07 - 07

点击次数: 0

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写给乡村的一封信 | 2021年度 “口述乡村·故乡纪事” 计划

2021 - 06 - 18

点击次数: 0

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

2021 - 06 - 18

点击次数: 0

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国际比较

您现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乡建实践 > 国际比较

2018 - 07 - 26

汪晖、刘健芝：埃及的运动——对话萨米尔·阿明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　　地点：世界社会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原载《环球时报》2011年2月17日，刊出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说明：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萨米尔·阿明：埃及人，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e Third World Forum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读书》杂志前主编。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副主席。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关于埃及运动的短文。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论调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网络上已经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

2018 - 07 - 26

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 ——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萨米尔·阿明，男，1931年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目前还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是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发育不良——全球失败的解剖学》（第二版）（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等。一、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国化问题▲（采访者简称▲，下同）：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中国的很多学者对您的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等都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先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

2018 - 07 - 21

萨米尔·阿明:美欧政局变化表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的深度

虽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最初的步伐确实让与他持同样政见的多数人感到茫然，他操纵的范围事实上对于真正重大的变革相对说是很小的。所有这一切表明，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规模明显的象征。一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1月8日当选美国总统，英国的“脱欧”，在欧洲法西斯分子的投票增加，加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我们能够”(西班牙政治组织)的发展，这些表明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危机的深度。我历来认为从危机的核心看来这个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将要爆裂。为了通过更小的调整拯救这个制度所有的意图—人们说是为了避免最坏的事情—注定要失败。　　但是，这个制度的爆裂不是走向建设一种有利于各国人民在选择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同义词：资本主义的秋天不会自动地与各国人民的春天在同一时间发生。让我们的时代赋予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表明最严重的风险的裂痕将它们分开。但是，这种爆裂—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向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机会，因为它指明了走向建设一种选择可能的进展，这种选择有两项不可分享的内容：一是放弃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则，提出有利于民众主权的国家计划，将社会的进步放在第一位;二是在国际范围内建设一个与多中心的全球化进行谈判的制度。只有激进的左派政治力量理解一项为提出的战略，使动员民众阶级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在这两个领域才可能同时前进。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比如激进左翼联盟的倒退和模棱两可，以及英国和美国投票者的混乱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极端胆怯，都就表明了这一点。二　　现行的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西欧和日本)国家制度的基础是本国的金融寡头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力。正是它们管理着整个国家的生产制度，做到几乎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有的中小企业减少分包商的条件，这特别有利于金融资本。这些寡头管理着从选举和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达到驯服右派和左翼的选举...

2018 - 07 - 18

戴锦华：历史、记忆与再现的政治

于21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非旨在搅动 20 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尽管 20 世纪的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遇处，冷战落幕，“短暂的20 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 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后半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理论的重要实践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我们或许可以将 20 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箱机制大曝光。而在 1917 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则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的重写 / 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或对立的版本，则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 / 蔽功能。20 世纪后半叶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着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性的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

2018 - 09 - 11

专访萨米尔∙阿明：冷战、泛阿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现代化的断裂澎湃新闻：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东世界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又决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埃及为例，我们该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和其现代化进程？萨米尔∙阿明：首先我们得理解所谓“阿拉伯民族”的复杂性。我们说“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受教育人群说的语言是同一种。大众的语言，也即是方言，则彼此相似，但也有些差异。这和伊斯兰有一定关系，但只能说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说波斯民族——伊朗人，又比如土耳其。但在历史上，这个（阿拉伯）民族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发在位的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就算在这些哈里发的时代，权力集中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实质上的权力分散在整个地区的多个王朝手上。因而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归属，不同的贸易渠道——一方面是跟印度和中国，另一方面是通过拜占庭连接南欧和地中海区域，还有就是通过波斯和斯拉夫人贸易。形成所谓阿拉伯区域的各个地区，其本身也拥有不同的久远历史，比如说埃及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超过5000年，其中很多传统在阿拉伯时代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当代埃及的行政、分省区划等等，都跟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没有太大区别。埃及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古老的国家，而埃及又属于更大的一个——阿拉伯民族。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这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阿拉姆语，很可能是耶稣基督说的语言，往上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文明。这一区域的传统更倾向于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埃及就有很强大的中央权力，很像中国。而大叙利亚就并非如此，更加分散。还有就是伊拉克地区，也就是原先的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地区。这里跟伊朗关系复杂。有时候是伊朗的一部分，有时候从伊朗独立，有时候征服伊朗。这里有...

2018 - 09 - 29

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

应NIAS之邀，我的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NIAS是北欧亚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简称，地处哥本哈根市东南部的Amager岛上，那里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人文学院。但NIAS并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机构，而是一个由北欧五国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院。NIAS的院长Thommy Svensson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他同时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和欧洲东南亚学会的主席，这显示了NIAS在欧洲的学术地位。刚到丹麦时，Thommy形象地介绍说，NIAS是一个以北欧二十多所大学为基地的伞状组织，它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研究亚洲社会与文化，致力于在专门的学术分科与综合的研究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分科是历史的产物，许多当代问题和当代的学术已经难以在传统的分科中得到说明，近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文化研究”可说是一种对于现代专门化的学术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国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就不可能在单一视野中解释。说来真巧，临行前有一次与朋友讨论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他提到阿明的理论，语焉未详。此次适逢联合国主持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及非政府组织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NIAS邀请与会的阿明教授演讲。他的议题从一个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谓“全球化问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现任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第三世界论坛研究所的领导人，以“依附理论”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间，他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国际氛围，自那时起，在这个氛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和国际的经济学家和发展学者。阿明的兴趣一直集中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论文时，他通过积累...

2018 - 09 - 13

周立：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

2018 - 09 - 11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从万隆（1955）到2015亚非拉国家、民族和人民面临的新旧挑战

一、全球的框架，更长远的眼光1、万隆（Bandung）和不结盟运动国家(NAM)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国家的意志：要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所有劳动阶级利益一致的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独立。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正如万隆会议的领导者们所回忆的，这次会议是第一个“非欧洲”（所谓“有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曾遭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认。虽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存在差异，这些国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强专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入一个真正的、加速进行的内向型发展进程，夺回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条件。正如苏加诺总统（Soekarno）在其致辞中所说，这次会议把选择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各个国家联合到一起。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称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具有国族和大众特色的发展道路，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可称之为“国族/大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Nehru）的印度、纳赛尔（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国家均为例证］。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以摆脱仍是农业和矿业商品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控制这一过程的主要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一点）在根本上可能与全球体系的统治逻辑相冲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其需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有可能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所有亚非...

2018 - 09 - 04

萨米尔·阿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谱系、现状与未来

萨米尔·阿明在《每月评论》（2014年6月）上发表了题为《朝向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统一性和差异性》。文中对当代世界中几股主要的激进左翼潮流谱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左翼统一行动的倡议。该文主要论点如下：我们都明白，就这些运动所实行的策略来讲，很难划清有效和无效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判断策略的目的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冲突。总的来说，许多运动都可以被称作“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movementstowardsocialism），这个词语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玻利维亚等）的政党发明的。这些南美政党放弃了传统共产党的目标（夺取并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明显较为温和的目标，即耐心创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种目标调整可以用两点概括，即民族化和国家计划。至于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使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化，这些选择了“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党并没有给出界定。这些将自己刻画成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政党有一些声称是马克思的继承者,有一些甚至声称是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法国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按照今天的话，即团结），这套价值观将现代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归根结底，这套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能够接受但却无法实现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则需要更髙层次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远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它随着雅各宾派的上台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在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美国也提出了革命口号：自由和私有财产。这两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业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越该原则的平等诉求。自由和私有财产二者结合起来让不平等成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为个人才能和勤奋的结果。他们让人忽略团结的美德，而只承认相反的一面，即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自由和平等...

2018 - 07 - 04

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数年。重新回头看这场危机，能够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1.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

共76条页次5/8首页上页12345678下页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