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讲述了自己从立志改善家乡农民生计到成为一名坚定的乡建公益人的道路。从文中不难看出故乡文化对作者的影响，以及作者从始至终坚定的信念，过程中有曲折，有困惑，也有不断的探索。但是不变的是作为“乡村发展的公益人”从未停下的脚步。正如文末那一句“尽管我未来的公益路依然漫长而泥泞，自会前行不辍。”

   常竹青——陕西致道公益服务中心，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成员。

生在哪里？

作为一个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从降生的那一天就注定带有一些后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再有的特殊性。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让整个国家迅速复燃往日熄灭已久的活力。伴随着改革开发和土地分田地到户的政策，也让我出生的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村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我的童年在故事中长大。很多古老的传说被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相传炎帝的二女儿嫁到村里，至今依然有庙宇敬奉。历史上曾经一度辉煌，有不少人在西安经商，现在村里有十三座庙宇和数十栋明清古建筑见证，有些破败却都有很多故事，长辈们经常在夏天的晚上星空下，或者是冬天的晚上围着炉子讲各种的神仙鬼怪故事。山上有溪流、果园，山脚下有煤矿，成为当时我和小伙伴们每天玩耍的乐园。

我有记忆时，大概是三岁家里分房，据说只分了几十斤小米，那时也没有零食，常常挨饿，后来到了一九八六、八七年就能吃饱饭了，还有了零食，但是主要是过年的馒头做成的馍干。

我的祖上是乡村赤脚医生，可惜爷爷没有继承下来，但是却对中医、气功、传统文化什么颇有兴趣。九零年，爷爷便是村里气功练习小组的组织者和村里庙会的成员之一，他们在整个九十年代陆续修缮了村里的大小庙宇，从此村里恢复了生机。父亲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逢年过节给邻里写对联，也受到邻居们的尊重。父亲当年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走出去，所以总是留些遗憾，好在自己很勤奋，和母亲关系又很好，家里没几年就建起了全村第一座预制板房。

童年家乡浓厚的乡土文化和大山养育了我，祖上传统中医的残余和爷爷的乡土文化复兴的行动，让我具备了某种很深的文化性格。

给自己立志

上学的同时依然需要帮家里大人干农活，九十年代，家里养猪，将玉米磨成淀粉加工成粉条，每个周末还得帮助家里剥粉条，或者协助父亲开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将粉条交换成玉米和麸皮，辛苦的同时也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因为深深地感受到作为农民维持生计的艰辛和不易，并在初三的时候立志通过农业技术改善家乡农民生计，但是那时却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父亲认为农家的孩子，读书走出山区到城市才叫有出息，做农民是最没出息的。

虽然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也阻止不了我继续践行我的志向。高中时代便开始暗自准备。努力学习的同时，因为从小生长在大自然的环境和浓厚的乡土文化中，所以对地理、生物、历史等科感兴趣，高二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那时候在高中地理中有介绍不同地方的人文地理和农业区域选择，我以为农业和文科应该是由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希望能考上一所农业大学，并积极对家乡的农业状况进行调查，认识到家乡是一个以养猪业为核心，结合种植、加工、交换为一体传统互助经济模式。后来便到书店广泛阅读农业有关的书籍，希望能从技术入手，改善家乡农民的生计。

在九十年代末，我的这种关注农村，成天学习农业技术的行为在同龄人中间是个另类。那个时代应试教育流行，并且鼓励农村的学生走出去，跳出农门，常常以农村作为负面的例子来教育我们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严重后果。我所在的全市重点高中一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分数，为了考试，为了能考个好点的大学，对于立志学农业，当农民的学生来说，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是没出息，没志向的人。学生们的竞争也很激烈，老师和学生对于课本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排斥，好在当时的校长还算开明。让各年级办一个小商店，以班为单位轮流经营，每个班经营一个月，我积极参与经营，我们的那个月盈利总是最多。但是随着升入高三，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尽管我的高中并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考试上，但却在高考的时候，如愿所偿进入西北地区最好的农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但是让我遗憾的是，等报志愿时却发现文科不能报农业相关专业，却阴差阳错地进入金融专业进行学习，与农业无缘。

从家乡建设到乡村建设

九十年代是中国内地城市和工业高速增长的十年，也是对乡村掠夺的十年。这十年里，我目睹了家乡煤矿所带来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剧变，大型养猪场对小农的冲击，在九十年代末，乡村治理和腐败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在2003年，三农问题也因为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而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并从民间兴起了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

这些问题伴随着我进入大学。但最初进入大学，新鲜陌生，全新的集体生活，没有了高中的应试压力，最初的满腔热血败给了各种诱惑！上网，打游戏，看小说，谈恋爱……每天过得浑浑噩噩却浑然不知。直到有次在运动会上偶然的意外伤害，差点让我失去性命。这次濒死体验，让我惊醒并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重燃儿时的梦想。大二时我参与发起了学校第一个“支农社团”——三农研究协会，引领身边的同学到乡村去，将自己所学用到乡村，回馈自己家乡，并开始了将近十年在家乡的农业实践。将学校的种子带回家乡，通过父亲的结拜网络在家乡推广，并提供技术和服务，促进家乡从养猪业为核心的小农综合互助模式到以西瓜种植业为核心的种植、销售为主的小农互助模式的转型，很大地提高了老家乡村的收入，也解决了自己的大学学费问题。

大学期间和父辈们的共同努力下，让家乡成为远近闻名的西瓜专业村，创立了“本地西瓜”的品牌，价钱高于外地西瓜，种子统购和互助销售，后来父亲还成立合作社，维系了村民之间的邻里互助传统。

自己在家庭和家乡农业方面努力的成功，让家人及亲朋好友对我上农大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甚至受到了某种“尊重”的待遇，也让我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在学校学生社团的活动上，一些活动开始搞得有声色起来，也锻炼了自己。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愈加感到孤独，因为学校地处乡村与外界相隔甚远，便开始通过网络寻找同道之人。

经过几个月努力，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大学生和社团在关注乡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结识了中国改革杂志，认识了温铁军、刘老石等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通过参加培训，了解了乡村建设，知道了合作社，也知道自己原来就是做的“乡村建设”的事情，从此坚定地自认为是一个执着的“乡建者”。

成为专职公益人

大三离开社团，大四毕业时沿着童年的梦想，如愿找到了一份农业公司助理的工作。临毕业时，又因为实习去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看似阴差阳错又命中注定地踏入了NGO的圈子。此后先是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一年，负责志愿者管理、项目管理、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等工作。这期间本土草根机构的激情、理想、行动、自我挑战等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此后的发展路径，但是漂泊不定的生存方式也一度让自己的生计极为窘迫，最终加上因为不适应首都快速的生活方式，以及草根机构为了生存而通过媒体不断制造影响力，对自己产了浮躁的负面影响，我决定退回陕西，选择进入了一家国际NGO的一个小县城的项目办从事一线的社区发展工作。

在这个小县城，和一群同样年纪、同样满怀理想和激情的大学生们，共同生活、奋斗、学习。封闭的环境磨练了自己的心态，国际NGO丰富的资源和经验、相对严谨但开放包容的管理环境，以及同事间多元的文化背景，让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如鱼得水，得到很快速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并快速成长起来。一批从这里走出去的NGO工作者如今都已经成为行业主要NGO的中坚力量。

向内求解

回想我在国际NGO工作的六年，也是中国社会公益力量快速成长的六年，是农村社区发展机构鼎盛的五年。期间发生的汶川5·12大地震，改变了自己和身边同事们的人生轨迹。大家纷纷走入灾区，走上灾害救援及灾后重建的道路。而我则因为社区的情感、偏好安静稳重的性格，选择继续留在社区发展领域，推动社区组织有关的尝试，并在与国内同行的互动中，越来越意识到合作化运动中过于偏重外来合作技术理论的引用和照搬，而忽略本地互助传统的弊端，因此尝试对接在地文化，寻找互助传统，找到社区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突破点。

这种探索，在我每年利用春节回乡期间，继续开展了以家乡为基础的乡村文化、社会系统的调查。通过比较我的实践中传统互助与合作社互助之间的关系，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转向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让我在2010年底江西吉安的一次偶然的田野调查经历中下定了决心。在一座明代的宗祠里发现了两块义仓的碑文，透过碑文内容的解读，让我看到了几百年前古人如何做家乡的公益工作，而古人的探索正是我们所需要继承的，带着惊喜和启发，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地转入乡村传统公益文化的调查之中，每到之处必深入调查当地历史文化，寻找本地公益的种子。

这种另类思考和探索在他人看起来是有些不解的，同事们习惯了别人已经证明过的“他山经验”，对于这些遥远的外来的理论、方法和思维体系毫无招架之力，实际上习惯也是最省事的策略，但是背后的效果和影响却被大大忽略了。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对十余个县数十个村庄的文化系统进行了考察，收获很多但是困惑更多。许多民间传统智慧让人惊诧，例如回族同胞们通过清真寺及伊斯兰信仰系统建立自己的公益体系，而汉族地区却通过庙宇、传统文艺组织、庙会等建构自己的公益系统，这些系统都能维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是如何发生的，如何维系的，如何解决时代所面对的问题，至今都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这些困惑让我不得不在自己的知识系统中去寻找承载体，而我发现自己所受的教育无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反倒是祖上遗留下来的的中医传统文化帮助到了我，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尝试用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经络等学说来阐述我的发现，反倒有所启发，但是却依然有很多根本问题不能得到解答。

这种尝试打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的探索，后来慢慢对身边的同事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些冲突，也让我下定决心寻找新的工作平台将探索继续下去。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我有幸进入了另一家香港NGO在黔东南从事苗族与侗族地区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工作。在这里，我知道了文化反思、学会了社区漫步和社区主导的社区调查、学习到了看得见的文化和看不见的文化，感受到了社区精神等看不见文化的工作如何开展，而不同村寨神秘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智慧更是让我受益匪浅。在这些村寨，每一个人都让我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人感受到家的感觉。因为无知好奇而被接纳，然后和他们一起面对和思考他们村寨所面临的的生态、文化和发展危机。

在贵州这两年短暂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加上所搭配的一些培训和学习，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因为机构负责人和很多同事佛教信仰的渊源，培训中也常常邀请到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具有小乘佛教背景的老师，例如Pacha、Pinan等老师们。他们所教授的整全发展视角、生态家园理论、生态、文化、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深度链接，道家阴阳分析法。如何用佛教自我觉察与社会转型链接起来，以及行禅、瑜伽等身心调整的方法，让我看到东南亚社会如何运用它们的传统文化来接纳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并回应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学习也让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社会工作，实际上是人心的工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八零后全职公益人的坚守之道

可以说，这两年的工作如鱼得水，更像一棵小树扎根泥土，拼命吸取各种养分，是我学习成长改变最大的一个时期。不过三年前女儿的出生，改变了我的家庭，也深深地改变我自己。在贵州的第二年，我的工作和生活几乎是撕裂的，大量的到点出差，往返贵阳和黔东南，平时攒下的假期和周末不得不回西安和老家看望女儿和家人，在家里短暂的时间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但是却常常因为精力有限，做不了什么，生活的撕裂也一度让我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和脆弱，我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和责任的缺失给家庭带来的影响。这种撕裂感在当女儿一周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离开自己喜欢的工作场域，回到西安，离家人和女儿更近的地方，更多地陪伴女儿的成长，以在社会理想、工作和家庭担当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其实很不容易，有时候更是一个理想而已，作为一名八零后全职公益人，社会、家庭的责任、个人成长都要一起担当，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又让我们这一代人的生计压力倍增。

回到陕西之后的两年来，和朋友一起经营一个规模不大的草根NGO，申请基金会做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维持大家基本生存，在与强大的基金会合作中要奋力保住自己的理想和底线，同时也回观到自己过去与伙伴相处中某些不平等的关系。还总是需要不断地给身边的NGO提供些简单力所能力的服务，机构不大却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和心力去小心维系彼此的关系，而一线的项目更需要亲身投入其中，并培养带领新的同事共同成长，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加倍努力，生长与生存之间更要加倍努力才不至于彼此受制。而这些挑战都是自己之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因此不得不运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经验来去应对。尽管如此，还时常感到精力不济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检视现在的我，更像是负重前行，各种压力拉扯着我往前走，时常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于是在有幸加入“中国灾后重建学习网络”，此后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梳理自己的公益路。过程充满了艰辛，经历了四次重写，也曾经一度写不下去而犹豫放弃，好在有同学们和老师们的鼓励，终于在暂停半年的梳理后重新打开电脑，回溯了的自己的历程，找到了自己的初心，看清楚自己的身份、使命，也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这半年多来，虽然繁忙的工作让自己都很少有时间停下来，认真想想，但是冥冥之中却总是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者我，努力找到自己的根，那里有我所追寻的公益梦想。

于是，我依然选择继续前行，努力扎进泥泞的乡村，以村民为师，寻找失落的文化，秦腔、孝歌、皮影、花鼓、秧歌、义仓、中医，与他们陪伴，在他们身上找到了我的价值，以及坚持下去的精神动力，并把他们带入到自己的实践场域，成为这里的主人，村民主导和互动，很快两个社区活动中心便由一个物的空间成为凝聚村庄认同的活的社区中心，两个村庄始逐渐活了起来。

找到自我、继续前行

回观自己的公益之路，从小埋下一颗热爱乡村的种子，初中时萌生念头立志改变家乡，高中大学时开始在家乡付诸于行动，大学毕业就一脚踏入公益组织成为一名专职从事乡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工作者”至今，算起来自己真正走在公益路上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四五年时间，这些年来未曾后悔过，觉得自己就应该是做这些事情人，也曾经有各种的机会进入主流社会，但是都总是因缘巧合地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有时候觉得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也是一种使命。五百年来，西学东渐，特别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来，东西碰撞乃至激烈的对抗，而乡村也几度兴衰，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被打击，乡村价值被否定，难免衰亡解体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中的每个个体都也失去了自我的价值认同，文化自信，最终迷失了自我。而我出生和童年生长的八十年代，恰巧经历了乡村短暂的辉煌，吃饱了肚子，乡村传统文化复兴了起来，传统乡村留在了我身上一些种子。但伴随着九十年代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经历了煤炭经济黄金十年，家乡的文化、生态、社会关系、生计也遭到了巨大冲击，小农生计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不断拼搏才能勉强求得生存，而处在其中的我深知农民家庭的不易和智慧，更萌生维系和传承童年的乡村记忆。而我的大学时代，刚好也是中国九十年代工业化对农业及农业掠夺而引起乡村衰败和问题丛生的年代，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号召同样有情怀的青年学生们走在一起，进入乡村，从事乡村建设，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员，通过参与乡建的学生运动，也塑造了另一个我，最终成为一名专职关注乡村发展的公益人。

但是只是一名从事“乡村发展的公益人”也并不是一个完整我，乡土文化的情节，中医……这些传统文化在我童年身上的烙印，虽然并未让我得到哪些实质上的财富，但是却滋养了我的灵魂和精神，指引着我去延续这些乡村几千年来不可丢失的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而这些内生的力量正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我们这一代公益人，身上肩负着社会重建的责任，缩小城乡差距，从有形的物质，到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社会关系的修复，乃至精神的认同和文化自信建立，而我选择了后者。

尽管我未来的公益路依然漫长而泥泞，自会前行不辍。

文章出处：“中国好青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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