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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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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懂两爱

薛京:杨云标的权利三步曲

2018/7/19 1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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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初的对抗维权,到其后的乡村建设,及至今天的基层民主,通过自己的践行,杨云标发现,乡村劳动者在获得治理权的各种方式中,开展基层民主成本最低,手段最温和,风险最小。

杨云标的权利三步曲

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使杨云标看上去像一条硬汉,即便穿着左肩和右襟都绽开了的线衣,说话时也有十足的底气。前额略显稀少的头发让31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不少,眼神却有着孩童般的纯真,给理性的他糅合进几分感性的味道。

“不是我,是我们这个团队。我只是一个团队的代言人。”在杨云标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听到他说“我”,他的主语总是“团队”。

“这个团队真好。最初离村参加4月初北京的一个讨论会,还有点担心合作社里的各项工作会有所阻滞,但昨天打电话给他们时,发现一切仍然按部就班地运转着。”杨云标眼底升起一层雾气,“他们真让我感动。”

从对抗到建设

杨云标所说的“他们”是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的三十几个村民,兴农合作社的成员,绝大多数年龄都在50岁以上。

南塘村是个大村子,有1700多人。杨云标是村委会副主任,兴农合作社则是他一手组建的民间组织,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开展。

2001年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少了,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疏离,彼此不再信任。“原有的集体归宿感被瓦解,幸福感少了。”杨云标开始考虑用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重新凝聚民心,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认同,“需要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

此前杨云标是以“维权”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后来他发现维权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仅仅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而是要让农民们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所以2001年之后,他放弃维权转而进行乡村建设。杨云标说:“如果最初的维权可以说权利是争取来的,那么后来的乡村建设可以认为权利是一种建设。”

“我们成立了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组建了乡村文艺演出队后,参与我们活动的人都有微笑了。这其实比对抗性维权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强烈得多。”杨云标强调“幸福感”,他认为幸福感比金钱更能从根本上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有的老人因为家里的不幸总是郁郁寡欢,疾病缠身。自从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后,精神开朗了,身体也跟着好起来。”

年过花甲的赵金霞,一双儿女因病先她而去后,她也病倒了,起不来床,精神状态很差。后来参加了老年协会的活动后,现在都不用吃药了,地种得很好,猪养得也很壮,生活重新有了起色。“我们跟她开玩笑,老年协会营造的这种社区关爱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力。”杨云标很开心地说。

兴农合作社每年年底都要组织一次劳动者的文化周活动,来表达劳动者的声音,展现劳动者的尊严,体现劳动者的喜怒哀乐。文化周上除了表演外,还有法律宣传、体育竞技、科普知识讲座等。

“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届,效果非常好。”杨云标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8开的粉红色纸,纸质粗劣,印制朴拙,“慰问信”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和温情。“针对社区开展的这些活动,我们每年年底都会作一个总结。从人们是否积极参与活动,对活动作出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评出各种奖项。比如‘新乡村建设特殊贡献奖’,‘积极参与奖’,‘人才奖’等。然后给获奖者颁发这封慰问信作为奖状。”

慰问信的落款上端端正正地盖着“兴农合作社筹备组”的红色印章,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合作社至今仍然戴着“筹备”的帽子。

对来自这个尚未被“正名”的合作社的任何形式的鼓励,村民们都极其珍视。“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把这张很简单的慰问信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杨云标欣慰地说,“有一个中年妇女跟我讲,我从上学时就没得过什么奖状,没想到40多岁了还能有这个荣誉。”

从个体到合作

“弱势群体是需要合作的,不管是在权利的维护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需要合作。”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的杨云标说话不疾不徐,富于条理和穿透力,“人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撑生活的信心。”

“文化活动的开展给大家带来了微笑和尊严,在经济上我们则成立了经济合作社。我们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个人去买化肥和种子时,要从市场流通的最低环节,即个体经营户那里去买,价格肯定贵。如果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到城里去批发,减少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价格就会便宜,质量也会有保障。”

此外,在进行维权时,一个人与一个团体的力量是无法类比的。“当一个个体从市场上买了假酒假化肥,想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本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联结,使单个个体面对商人时处于弱势。但如果是一个团队买了假化肥,就不需要每个人都站出来维权,团队有代表,他代表的是一群人。假如一个人的维权需要花1000元,那么100个人维权你只掏10元就行了。”

更大的好处则是通过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合作社现在不但做种子化肥农药,还做年货,效果非常好,很远地方的人都到我们那里去买。”杨云标笑了笑,“合作社里的老人们非常辛苦,常常为了节省几元钱的车费,在冬天的严寒中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十几里,考察市场情况。其实也正是在这种辛苦当中,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提到自己的团队,杨云标很感慨,“真正在做工作的是我身边的这帮父老乡亲。我只是把他们做的事向外界表达一下而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从老好人到国家公民

2004年11月份,兴农合作社举办了一个为期5天的“新乡村建设学习班”,针对很多人对选举的误解,如比较普遍的“你选谁都一样,我都没意见”的“老好人”式想法,展开讨论,相互学习。

“我们主要是做意识的提升,提高大家合作的意识,权利的意识和民主的意识。”杨云标的具体做法是教大家唱歌,《团结就是力量》、《阜阳人民唱新歌》等,有些歌词作了改动。“我们唱的都是雄壮有力的歌。大家齐唱一首歌,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声音,合作的意识就在唱歌的过程中形成了。”

为了引导大家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杨云标和他的团体以平等交流的姿态和大家一起讨论,循循善诱。“一次我们问大家,现在乡村最缺什么,大家说缺好的带头人;我们接着问,为什么会缺好的带头人,大家说缺民主;我们又进一步问,为什么会缺民主,大家就说缺公民,大家都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就没有民主。”

于是,大家把对带头人的依赖转为对自己内心的提升,开始意识到,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虽然这种内化的思考需要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去烘托。最后我们把讨论的过程形成一句话,‘我要做公民,不做老好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喊这句话。”回忆起当时热烈的讨论场面,杨云标至今兴致盎然。

从向上看到向下看

在“建设有保障的基层民主”中,除了要保障广大劳动者能积极参与,保障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力量当选外,最让杨云标感慨的,是对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的保障。

“山东的崔祥联、湖北的吕邦列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胜出后,由于村庄各种力量分化严重,没办法实施稳定和谐的治理。各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新生的力量被牺牲掉。现在崔祥联不敢在家呆,逃亡外地,吕邦列也被迫出外打工。如果是这样一种民主,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杨云标痛心地说。选举中的竞争会使一个社区产生分歧,即新生力量与地方政府、当地保守力量的分歧。弥合这种分歧就成为当选人上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是实现稳定和谐治理的前提。“我的这两个朋友之所以目前逃亡在外,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弥合好这种分歧,不愿意妥协,发生问题时过度依赖政府。”

“有100个人,在遇到问题时,会有99个人采取那种向上看的方法。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出了问题我要找政府解决,找乡里、市里、省里、北京。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会向下看,会思考,既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层面上出了问题,能不能动员我们乡村的劳动者,大家一块来商议解决。”杨云标认为,政府所能为大家解决的事情是有限的,“人们最后会发现,100个人当中反映的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向下看的那个人。”

“维权时我们跟大家说,权利是争取来的,因为有压迫,所以要反抗;到了乡村建设时,我们说,其实权利是建设得来的,因为有了建设性的活动,生活中才有了微笑;到了现在的基层民主,我们又说,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成长权利的空间,大家都参与,让新生的力量当选来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杨云标这样总结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三个阶段,他说:“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劳动者,获得乡村治理权的成本最低、方式最温柔、风险最小的方式就是基层民主选举。”

杨云标认为,如果有机会,很多人都会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最初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时,大家的参与热情、表达能力等都是很欠缺的,但随着活动的开展,大家有了很大的变化,能和外界开展平等的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4月初,阜阳市被派到村里督察中央一号文件宣传情况的干部,问村里年近七旬的张士臣,“你知道中央一号文件吗?”这位平素以捡拾垃圾为生,但经常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老人,在西装笔挺的官员面前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我知道啊,中央一号文件不就是把农业税免掉,对农民进行三项补贴,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嘛。”

“他回答得真好啊!”杨云标动情地说:“这种对自我的认同,我觉得是人的一种很高尚的价值。”

采访后记

上流社会是一个显性的存在,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杨云标让我发现,像他这样生活在“底层”,没有权势,没有财富,每月还要为两三百元的电话费发愁的普通百姓,才是真正的贵族。


文章出处:原载于公益时报,转载于新浪新闻中心 

转载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05-04-20/1427570331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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