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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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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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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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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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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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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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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一懂两爱

薛京:杨云标的权利三步曲

2018/7/19 1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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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初的对抗维权,到其后的乡村建设,及至今天的基层民主,通过自己的践行,杨云标发现,乡村劳动者在获得治理权的各种方式中,开展基层民主成本最低,手段最温和,风险最小。

杨云标的权利三步曲

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使杨云标看上去像一条硬汉,即便穿着左肩和右襟都绽开了的线衣,说话时也有十足的底气。前额略显稀少的头发让31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不少,眼神却有着孩童般的纯真,给理性的他糅合进几分感性的味道。

“不是我,是我们这个团队。我只是一个团队的代言人。”在杨云标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听到他说“我”,他的主语总是“团队”。

“这个团队真好。最初离村参加4月初北京的一个讨论会,还有点担心合作社里的各项工作会有所阻滞,但昨天打电话给他们时,发现一切仍然按部就班地运转着。”杨云标眼底升起一层雾气,“他们真让我感动。”

从对抗到建设

杨云标所说的“他们”是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的三十几个村民,兴农合作社的成员,绝大多数年龄都在50岁以上。

南塘村是个大村子,有1700多人。杨云标是村委会副主任,兴农合作社则是他一手组建的民间组织,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开展。

2001年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少了,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疏离,彼此不再信任。“原有的集体归宿感被瓦解,幸福感少了。”杨云标开始考虑用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重新凝聚民心,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认同,“需要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

此前杨云标是以“维权”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后来他发现维权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仅仅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而是要让农民们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所以2001年之后,他放弃维权转而进行乡村建设。杨云标说:“如果最初的维权可以说权利是争取来的,那么后来的乡村建设可以认为权利是一种建设。”

“我们成立了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组建了乡村文艺演出队后,参与我们活动的人都有微笑了。这其实比对抗性维权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强烈得多。”杨云标强调“幸福感”,他认为幸福感比金钱更能从根本上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有的老人因为家里的不幸总是郁郁寡欢,疾病缠身。自从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后,精神开朗了,身体也跟着好起来。”

年过花甲的赵金霞,一双儿女因病先她而去后,她也病倒了,起不来床,精神状态很差。后来参加了老年协会的活动后,现在都不用吃药了,地种得很好,猪养得也很壮,生活重新有了起色。“我们跟她开玩笑,老年协会营造的这种社区关爱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力。”杨云标很开心地说。

兴农合作社每年年底都要组织一次劳动者的文化周活动,来表达劳动者的声音,展现劳动者的尊严,体现劳动者的喜怒哀乐。文化周上除了表演外,还有法律宣传、体育竞技、科普知识讲座等。

“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届,效果非常好。”杨云标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8开的粉红色纸,纸质粗劣,印制朴拙,“慰问信”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和温情。“针对社区开展的这些活动,我们每年年底都会作一个总结。从人们是否积极参与活动,对活动作出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评出各种奖项。比如‘新乡村建设特殊贡献奖’,‘积极参与奖’,‘人才奖’等。然后给获奖者颁发这封慰问信作为奖状。”

慰问信的落款上端端正正地盖着“兴农合作社筹备组”的红色印章,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合作社至今仍然戴着“筹备”的帽子。

对来自这个尚未被“正名”的合作社的任何形式的鼓励,村民们都极其珍视。“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把这张很简单的慰问信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杨云标欣慰地说,“有一个中年妇女跟我讲,我从上学时就没得过什么奖状,没想到40多岁了还能有这个荣誉。”

从个体到合作

“弱势群体是需要合作的,不管是在权利的维护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需要合作。”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的杨云标说话不疾不徐,富于条理和穿透力,“人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撑生活的信心。”

“文化活动的开展给大家带来了微笑和尊严,在经济上我们则成立了经济合作社。我们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个人去买化肥和种子时,要从市场流通的最低环节,即个体经营户那里去买,价格肯定贵。如果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到城里去批发,减少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价格就会便宜,质量也会有保障。”

此外,在进行维权时,一个人与一个团体的力量是无法类比的。“当一个个体从市场上买了假酒假化肥,想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本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联结,使单个个体面对商人时处于弱势。但如果是一个团队买了假化肥,就不需要每个人都站出来维权,团队有代表,他代表的是一群人。假如一个人的维权需要花1000元,那么100个人维权你只掏10元就行了。”

更大的好处则是通过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合作社现在不但做种子化肥农药,还做年货,效果非常好,很远地方的人都到我们那里去买。”杨云标笑了笑,“合作社里的老人们非常辛苦,常常为了节省几元钱的车费,在冬天的严寒中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十几里,考察市场情况。其实也正是在这种辛苦当中,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提到自己的团队,杨云标很感慨,“真正在做工作的是我身边的这帮父老乡亲。我只是把他们做的事向外界表达一下而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从老好人到国家公民

2004年11月份,兴农合作社举办了一个为期5天的“新乡村建设学习班”,针对很多人对选举的误解,如比较普遍的“你选谁都一样,我都没意见”的“老好人”式想法,展开讨论,相互学习。

“我们主要是做意识的提升,提高大家合作的意识,权利的意识和民主的意识。”杨云标的具体做法是教大家唱歌,《团结就是力量》、《阜阳人民唱新歌》等,有些歌词作了改动。“我们唱的都是雄壮有力的歌。大家齐唱一首歌,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声音,合作的意识就在唱歌的过程中形成了。”

为了引导大家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杨云标和他的团体以平等交流的姿态和大家一起讨论,循循善诱。“一次我们问大家,现在乡村最缺什么,大家说缺好的带头人;我们接着问,为什么会缺好的带头人,大家说缺民主;我们又进一步问,为什么会缺民主,大家就说缺公民,大家都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就没有民主。”

于是,大家把对带头人的依赖转为对自己内心的提升,开始意识到,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虽然这种内化的思考需要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去烘托。最后我们把讨论的过程形成一句话,‘我要做公民,不做老好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喊这句话。”回忆起当时热烈的讨论场面,杨云标至今兴致盎然。

从向上看到向下看

在“建设有保障的基层民主”中,除了要保障广大劳动者能积极参与,保障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力量当选外,最让杨云标感慨的,是对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的保障。

“山东的崔祥联、湖北的吕邦列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胜出后,由于村庄各种力量分化严重,没办法实施稳定和谐的治理。各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新生的力量被牺牲掉。现在崔祥联不敢在家呆,逃亡外地,吕邦列也被迫出外打工。如果是这样一种民主,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杨云标痛心地说。选举中的竞争会使一个社区产生分歧,即新生力量与地方政府、当地保守力量的分歧。弥合这种分歧就成为当选人上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是实现稳定和谐治理的前提。“我的这两个朋友之所以目前逃亡在外,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弥合好这种分歧,不愿意妥协,发生问题时过度依赖政府。”

“有100个人,在遇到问题时,会有99个人采取那种向上看的方法。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出了问题我要找政府解决,找乡里、市里、省里、北京。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会向下看,会思考,既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层面上出了问题,能不能动员我们乡村的劳动者,大家一块来商议解决。”杨云标认为,政府所能为大家解决的事情是有限的,“人们最后会发现,100个人当中反映的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向下看的那个人。”

“维权时我们跟大家说,权利是争取来的,因为有压迫,所以要反抗;到了乡村建设时,我们说,其实权利是建设得来的,因为有了建设性的活动,生活中才有了微笑;到了现在的基层民主,我们又说,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成长权利的空间,大家都参与,让新生的力量当选来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杨云标这样总结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三个阶段,他说:“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劳动者,获得乡村治理权的成本最低、方式最温柔、风险最小的方式就是基层民主选举。”

杨云标认为,如果有机会,很多人都会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最初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时,大家的参与热情、表达能力等都是很欠缺的,但随着活动的开展,大家有了很大的变化,能和外界开展平等的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4月初,阜阳市被派到村里督察中央一号文件宣传情况的干部,问村里年近七旬的张士臣,“你知道中央一号文件吗?”这位平素以捡拾垃圾为生,但经常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老人,在西装笔挺的官员面前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我知道啊,中央一号文件不就是把农业税免掉,对农民进行三项补贴,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嘛。”

“他回答得真好啊!”杨云标动情地说:“这种对自我的认同,我觉得是人的一种很高尚的价值。”

采访后记

上流社会是一个显性的存在,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杨云标让我发现,像他这样生活在“底层”,没有权势,没有财富,每月还要为两三百元的电话费发愁的普通百姓,才是真正的贵族。


文章出处:原载于公益时报,转载于新浪新闻中心 

转载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05-04-20/1427570331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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