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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懂两爱

秦玥飞:一个“80后”大学生的村官故事

2018/8/17 9:59:57
来源:
作者: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的故事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了,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学生村官的故事,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秦玥飞已经在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当了一年多的村官。

他住在贺家乡乡政府的办公楼里,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层砖楼,他位于二楼的房间只有八九平方米,没有天花板,彩条塑料布加木板钉起来遮住屋顶的瓦片;屋里光线昏暗,即使白天,依然要开着灯;墙壁暗黄,不少地方糊着报纸;纱窗是破的,漏洞的地方用纸堵住,两扇窗户根本关不拢,有一扇斜倒一边,基本上处于半开的状态,因为纱窗是固定住的,无法取下,只能任由漏风;五毛钱硬币大小的死蜘蛛挤在纱窗和窗台的缝隙里,清理不掉,还是夏天留下来的痕迹。

但是屋内整洁有序,地面虽然凹凸不平,但扫把、水桶、暖水瓶、脸盆、洗衣粉,沿着墙边一字排开,两个做俯卧撑的工具垫着纸板放在地上,柜子上挂着巨大的绿色行军包,正对着另一边墙上挂着的绿色军大衣。书桌挨着床,不大,但是书、电脑、水杯、文件,一切都井然有序。

见到秦玥飞的时候,他正在屋里和三个志愿者讨论信息化教育的项目,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书生意气十足。秦玥飞个子高,脸色有点苍白,他解释说,因为“知道你要过来,特地洗了头发,刮了胡子,搞干净一点”。

湖南冬天,室内甚至比室外还要冷,秦玥飞的取暖工具是一台不大的电暖器,还是朋友来看他,住了一晚后,回去邮寄过来的。他说自己用得不多,多半是客人来时才会打开。看过一些他在耶鲁的照片,难免感叹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但是他自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落差。

2010年6月,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完成了经济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课程,拿到了文科学士学位。毕业要求36个学分,他拿了40多个。2011年6月,秦玥飞在学校的事儿忙完了,7月份回国正好碰上了湖南省招大学生村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很自然地接上了”。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他在城市长大,但对农村并不陌生。“我们大学暑假特别长,有4个月,每年暑假我都会有一个月左右在农村,支教啊,做社会实践或者田野调查啊,虽然不是完全了解农村,但也并非一无所知。”

秦玥飞就这样成了贺家山村的村主任助理,他“上任”的时候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人把他公开介绍给村民。

融入与信任

做了一年多村官,秦玥飞做成了不少事:修水渠、维修道路、装路灯、建敬老院,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在整个贺家乡都有了名气,当选为贺家乡和衡山县的人大代表。对此,秦玥飞特别看重,他清楚记得2012年10月24日是选举日。“这对我是个挺大的事,因为基层的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是村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80%多的老百姓给我投了票。他们认可我的工作,信任我。可能有的老人并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他们或许以为只是一张荣誉证书,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个圈,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支持。”但秦玥飞并不认为自己当选是因为修水渠做了“政绩”。“很多时候不是这些看似风光的大事让村民接纳我喜欢我,村民找我做的事有99%都非常琐碎,但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随时能看到我、找到我,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老人需要摘菜提水我去帮忙,耕地的时候我去帮忙,都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过程中的存在感和信任感让我很感动,他们选我应该是因为这些小事。”

他与村民相处自然而融洽,路上碰到村民会主动招呼、握手;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会帮忙提过来送回家、坐下来跟老人聊天,告诉老人有事尽管找他;村里人周末到乡政府问征兵政策,找不到人,过来问他,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要等周一乡政府上班的时候再来、要带哪些材料、去哪几个办公室,再把村民送出门。

村民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学校去,小孩子拉着他受伤的手看很久,问他疼不疼;有村民看他冬天穿得单薄,送他一件军大衣;有村民送他一大罐自己磨的芝麻花生核桃粉,告诉他一天吃几勺,可以防止长白头发;到饭点了,招呼他去家里吃饭;走在路上,有人追上他往手里塞两个鸡蛋或者递烟……村民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的私生活,请他帮忙做事,这种关心和询问称得上是乡村社会里最明显的亲近,然而这种亲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秦玥飞说,来村里的最初一个月,自己天天往村民家里跑,听他们聊天,在一边坐着傻笑,慢慢才听懂当地方言。“喝酒抽烟都是来这之后学会的,碰上村民点根烟,这是对村民的尊重,看到小孩子要把烟藏起来,也是对小孩子的尊重。”他就这样慢慢与村民熟悉起来,一个月后,开始有人找他帮忙。“村民家里热水器坏了,我去捣鼓了一下。”秦玥飞说,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说明村民开始信任并且接纳他。

秦玥飞也告诉本刊记者,来村里的第一天他就上了一课。“在大学时候生活条件好,留学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早上起来要淋浴。2011年8月29日,我来村里第一天,天气非常热,晚上睡觉蚊子特别多,早晨起床满身都是汗,当时就想去洗澡。村里有个简易的地方可以洗澡,离我住的有点距离,我就提着洗发水走过去,这个过程被村民看见了,传开了,因为他们不会早晨洗澡。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奇怪,他们会过来问一句,早晨去洗澡了?会有人说,这个小伙子嫌他们这脏,有的会说这个小伙子娇气,还有的说浪费水。于是,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跟村民一样,我带来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都会阻碍我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为了融入村庄,最开始他刻意去避免任何跟村里人不一样的东西。“冬天就两身衣服,都是黑色的,夏天也是几件衣服,也是单色的。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可能记不得你的脸,但是他一看你穿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固定,就能认出来。我刚来时候带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些英文字母,颜色也多一点,后来发现村民穿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感觉那件衣服有点不合群,就翻过来穿。一开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改变,但是后来好像慢慢地就把自己当村民了。”秦玥飞说,他现在确实有了很多村民的习惯:穿解放鞋干活儿,收到村民递过来的烟,顺手就别到耳朵上,等车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在路边蹲下。

村里人对外人有明显的客气和戒备,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防备。村里有位64岁的邓奶奶,年轻时候出去打工,回来后自己的房子塌了,只能借住在乡政府后院一个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看到秦玥飞,邓奶奶招呼他说话,本刊记者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邓奶奶有点迟疑,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有些难堪,不想把自家的窘迫展现给外人,解释说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要回来修房子。秦玥飞悄悄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他一个人来时,进门聊天邓奶奶没有任何犹疑。

“我在城市里长大,留过学,我期望服务这些村民,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不管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在他们面前可能连个小学生都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唯一的做法是要融入他们,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只有融入村民的生活,他们才会渐渐信任我。如果我不能融入进去,就不可能有信任。”秦玥飞说,“有了信任后,他们才会说,我这里有点困难,小秦你帮我解决一下。比如最开始他会告诉你,我不会写字,我要给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个补贴,你帮我写一下,都是些很小的要求,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说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你帮他做了一件事以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开,各种各样的村民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你把这些小事做好后,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个踏实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们服务,才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大事。”

秦玥飞很珍惜村民给他的信任,任何可能导致与村民关系疏远的行为他都会考虑再三,有时甚至会慎重到让人有些无法理解。他不太愿意让本刊记者跟他同时出现在村民视线里,客气地请记者远远跟随,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或误解。“这也是我对村民的尊重,如果我在村里娇气、傲慢,有所谓名校生架子,是做不了公共服务的,形象对我很重要。如果形象不好,可能会影响我以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他诚恳地说。

规则,程序与人情

    在村里做事,秦玥飞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一个本科毕业生,到农村里工作,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到这里来了,看见这不行那不行,就去告诉村民,你这里那里都不行,全部都要改,这是非常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里有一个‘官’字,但不是官,是服务者,要为村民做好服务。”秦玥飞说,“我在村里做的很多事,不管是水利也好,教育也好,建敬老院也好,包括路灯、校车安全这些我非常关心的事,并不是我来了之后,利用我所谓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自以为懂农村了,提出来去做的。其实这些诉求都是村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后,我再想办法帮他们一个个去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村民找秦玥飞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有的事他办不到,但也不会简单地拒绝。“有的退休教师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涨涨退休工资;有的告诉我说儿子30岁了,没有女朋友,想结婚,能不能帮忙找个女朋友。这些我显然办不到,但不是说办不到就不办了,涨工资我没办法,但是,提出来了就要记下来,要去县里问,有没有给退休老师涨工资的相关政策。找媳妇这事,我要去其他几个村问有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回来反馈给村民。看似荒谬的要求其实都有道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办不到,他们也会理解。真正做的事不仅仅是建一栋楼,修一条路。”

秦玥飞思维清晰,做事很有技巧,很多事在他看来是“技术活儿”。“有村民告诉我说房子漏雨了,问我能不能帮忙去解决一下,首先得去看他是什么样的房子。”秦玥飞说,“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来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要研究政策。比如,发现国家有个危房改造的安居工程和政策,如果这户村民的房子非常老了,确实是危房,就可以利用政策。这时候就要让村民写个报告,他不会写,你要帮忙,之后要到村里去盖章核实,证明他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拿到乡政府民政助理那里,告诉他下边的村民打了一个报告,我来交给你,问他一下今年的指标还有没有。民政助理可能会告诉我今年没有指标了,但2013年的指标4月份来,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按照国家政策的流程,优先帮他办。这时候就可以非常高兴地回访村民,告诉他这个事帮忙办了,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是说正在做,已经在议程内了,其实我就相当于一个桥梁。”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些琐碎细小的事里建立了信任,村民才逐渐告诉他自己的诉求和需要,秦玥飞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

但村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村民之间、村民和公家之间,人际关系复杂。“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尊重村民,待人真诚;另一方面,处理事情一定要按照程序来,村里的矛盾除了利益分配之外,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不走程序。”秦玥飞向本刊记者解释,“比如说,村里希望把泥巴路硬化了,赶集的时候租出去收摊位费。修路要10万元,但村里账上一共才5万元,村干部按照议事程序召集村民来讨论,讨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村里的意见是,那块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村里出钱修,修好后,摊位费村里来收。但是村里来做这样的事不仅要把仅有的5万元全部用上,还要背上5万元的债务。10万元,要收10年的摊位费才能把成本收回,划不来。而且虽然土地是集体的,但路两边的住户都搭了棚子,这是违章的,按照法律可以拆掉,但你怎么能去给他拆了?现在都担心村民闹事。幸亏有程序,召集村民讨论的时候有人离场,我们去做工作,不久之后村民自己提出来一个方案,主动提出拆掉棚子,但是要求自己出钱硬化门前的路面,摊位费归个人。因为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120块的摊位费,3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事情解决了,村里的钱也没花,这就是程序与人情,而且,不能与民争利。”秦玥飞说。

修水渠也是个规则和人情混杂的事。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修水渠不走程序,几个村干部聚在一起聊聊就把事情决定了,会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村民愿不愿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你把村里的钱动用了来搞这个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做之后不会损害一些村民的利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决策程序和议事程序,通知大家有修水渠这么一个想法,把村民集中来开会,来不了的村民,要有代表过来,充分抒发意见,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由此审视来做,要怎么做,由谁来做,施工的队伍怎么选择等等。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平等沟通,大家才会愿意参与程序。”

但是,即便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乡村社会,有时候人情的力量远大于程序和规则,修水渠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

“村民小组一起讨论,当时出来一个方案,四五十票全部通过,但是后来发现,有一户村民没来参加投票,按照程序,可以当作弃权,即使当反对票,也是四五十票对一票,按理说可以直接去做了。但是这个村民出来喊一声说不能做,原来四五十个同意的村民都不吭声了,因为不想跟他产生矛盾。虽然做水渠可以让收成变好,并且用的是我从外面筹集的钱,这是跟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但是有人出来吼了一声,就都不做了。”秦玥飞说,“这时候硬按程序推进肯定会出问题,四五十个人都同意,我们得支持他们的决定。所以,我就找到那个村民,天天去他家里,带上两包烟,给他点上,‘伯伯叔叔’地叫,一周时间,聊熟了,信任我了,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来施工,他想从这里边挣钱,我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出来吼一声。”秦玥飞当然最终也没同意让他施工,“外面找的施工队更便宜,但他跟我熟了,也不好意思为难,就同意了开工。”秦玥飞说:“很多人说要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这很好,但是只靠投票或只靠人情是解决不了农村的事情的,现实与规则的博弈,放弃任何一个都会出问题。”

质疑,以及中国梦

秦玥飞当村官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开以后,很多人给他留言、发私信表示支持和赞赏,也有少数人质疑,直接给他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说找钱那么难,怎么能找到这么多钱,肯定是有关系或者家里直接给钱。他会去浏览网友的评论,但是不太回应解释。“给我的微博回复和私信99%都是支持的,芮成钢的微博下面百分之七八十是支持,有的是贴标签,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回应了,反正没有影响到我工作。而且并不是说有人骂我,我就是他们骂的那种人。”

秦玥飞说,自己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公益慈善方面的信息,去北京、长沙、上海,跟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打交道,才寻找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给村里和整个贺家乡筹集到80多万元。“跟公益组织等机构打交道不是说打个电话或者写封邮件去告诉他们你需要多少钱,而是要把项目相关的信息都准备好,比如说建敬老院,要把所有预算做好,清楚明白地拿给出资方看。”他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给每个项目的所有过程拍照。“比如取钱的单子,前后要能对起来。比如修水渠用的U形槽,搬运、装卸,都拍照,这是为了给出资方看,方便他们检查和监督,运作也透明。”他细心周到,出去参加活动,西服干脆就放在朋友家里,需要的时候让朋友寄来。“有活动的时候,我让朋友把西装提前寄到当地固定的青年旅社,青年旅社的人帮我送去干洗熨烫,我到那以后取回衣服,洗个澡打理好头发,换好衣服去参加活动,谁也看不出我是农村来的。我在酒会上用中文或者英文给他们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很有趣,很多人围过来听,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人能给我提供帮助。活动结束后我回青年旅社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换上村里的行头回去。”

外出筹钱的路费从自己每个月1450元的工资里出,开支加起来已经近万元,幸运的是农村里花销不大,秦玥飞还能有余钱给敬老院买大米,给村里困难的老人送些东西。他去耶鲁念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穷,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富有。

很多人质疑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当村官,对他有各种猜测,对此他甚至会觉得很好玩:“跟我不相关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贪钱去了,但我做的事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而村民其实不管你是哪里毕业的、是不是城市来的,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村民不关心谁来服务他们,只要能把他们服务好,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满意了。就算有一天,真的是‘官二代’‘富二代’到农村去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也很支持。”秦玥飞说。

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认真地用“中国梦”这个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到农村一年多,接触到这么多村民,对农村了解比原来深,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家庭同样非常热爱生活。他们都期盼着子女有好的教育,长大后有出息,能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自己能有更舒适宽敞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和更加可靠的社保,这是很多家庭最简单的中国梦,很美好也很实在,很有价值,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期盼,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中国梦。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是说我来当村官,我就不喜欢稳定的生活,不喜欢财富,但同时,更能让我满足的是,我可以在很多人实现自己家庭中国梦的路上帮他们一把。先不说什么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简单的,国家是由一个个人和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让每个人都过得有尊严,这是非常实际的期盼,我觉得这些期盼很重要。我的价值观跟村民是一样的,我理解村民,跟他们是同样的人,我强烈认同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认为做这个有意义,能帮更多人实现中国梦,也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中国梦。”秦玥飞说,“有人说我为名利、为权力、为以后的升迁铺路,这要怎么说呢,就好比上小学也可以看作是为上中学、上大学铺路,并不是说我在为自己以后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铺路,而是说如果我做得好,有更进一步的空间,能为更多人做公共服务,我自然会继续做下去。”

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他很早就希望将来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那是个很好的学校,互帮互助的氛围很浓烈,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读大学之后,知识和视野都拓宽了,才能用‘公共服务’这个词语来诠释我想做的。我是希望用所学和所长为社会发展出一份力,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将所学所长和这个目标契合起来。之前也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公共服务类工作,最后发现,大学生村官是个很好的开放性平台,农村各个领域的事都可以去做,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等。”他说,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农村,农村很有代表性,中国不是微博上的中国,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我当村官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和老百姓,也能更好地了解我自己,至少可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现在看,我做得还行。”

村官之后?

秦玥飞很担心自己被媒体异化,他其实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年轻人,只不过多了个世界名校的光环,也更加优秀。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文艺电影,除了英语还会俄语和法语,看各种各样的书,他在大学里组建过摇滚乐队,自己打鼓写歌,爱游泳,参加辩论、演讲、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还是学生会主席。在村里,他会跟来支教的志愿者在学校屋顶的平台上瞄准地上的圆圈投石子,聊天开玩笑,很有默契地念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对白,就是一个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状态。

签了3年的村官协议,这之后做什么?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去念书或者从事别的公共服务岗位都有可能”。村民毫不吝惜地表达对他的欣赏和喜欢,村主任胡传佳说:“我当村干部20多年,水渠的事弄不好,小秦一来就能筹到钱把水渠修好,有能力,我很佩服他。”有些村民直白地表达希望他留在村里多干几年,但是更多村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村里的曾师傅告诉本刊记者:“小秦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但是村里条件不好,他应该去更高的地方,到更高的平台上能帮助更多人,但他跟村里人关系好,也不会忘了村里人。”

尽管未来并不清晰,但是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件事他一直在考虑,并且非常确定地要去做:“我当村官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智力资源,我不懂敬老院,不懂建筑,不懂农业方面非常细节的东西,虽然我是耶鲁毕业的,但是我不懂这些,我必须得承认。同时我又没钱,政府的钱也有限,我需要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给村子做事。其他的大学生村官或者基层的公共服务者们也有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各方面资源有限,虽然有一颗赤诚的心,可能还是做不成事,他们肯定也需要帮助。所以我想搭建一个平台,这    个平台是能够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支教的也好,支医的也好,扶贫的也好,把年轻的公共服务者和社会资源对接起来,为公共服务者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同时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学好了,以后会在公共服务的领域里做得更好。”

记者 付晓英

 

文章出处:本文转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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