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出梁庄记》，诉说的是工业化冲击下农村精英出走乡村的悲哀与无奈;那么，回归郝堂村，则堪称政府与民间公益合力孕育出的当代乡村复苏的一种希望。梁庄和郝堂都在河南，前者在豫东北，后者在豫东南，地理上南北呼应。 2009年之前的郝堂村，同梁庄以及成千上万个普通中国乡村一样：农田渐芜，青壮村民纷纷外出务工，村里连板栗熟了也无人采摘;但短短四年后，今天的郝堂村，已成为一种诗意栖居，不仅村民回归，村容焕然一新，而且通过内置金融发展起来的村社共同体，使其村级经济积累从零迅速增长到了2000多万。

中新河南网信阳9月10日电 “不比邻县南阳，不仅历史上名人大家辈出，就是现在中国两院院士，南阳也有10多个，而信阳几乎为零。”每次向外地人介绍其家乡和境内的郝堂村时，信阳平桥区科技局长老禹总是有些为难。

因为郝堂村，这个地处河南与湖北接壤处的信阳小山村，实在太过平凡普通了：方圆20多平方公里，村民600多户;村内有鸡公山，但不高，最高海拔700-800米;村旁有水，但无名，数千年来小溪静静流淌;距村子不远、虽有古书上曾记载的九里雄关，如今通高速公路后，也仅不浅不淡地在当地留下了一个牌坊，惹人遐想。

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三农专家李昌平来到了这个小山村，让这个原本普通衰败的小村，命运骤然拐弯。 

来郝堂村做实验如何? 

 2009年9月，曾经的“三农书记”李昌平接到一个到河南信阳讲课的邀请。他没有多想，就匆忙从河北赶到信阳。

“那时，我正在河北一所大学任教，研究中国农村的内置金融问题，也在河北做了一些实践”，现任中国乡村建设设计院院长的李昌平称，他记得信阳举办的那个论坛叫“公民社会论坛”，自己当时也很想与其他“三农”专家进行一些碰撞。

但那时的李昌平显然也比较郁闷。他研究的农村内置金融模式，在理论上已基本成熟，可自己一手在湖北、河北等农村的实践，却一直未获得当地政府的公开支持，在一些地方，这些与现行金融体制不太合拍的实验甚至被叫停，当事人还因此获刑。

按照李昌平的设计，在东亚国家普遍呈现农地规模小、土地流转不便的基础上，只有在农村或农民内部设置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让农民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甚至房屋宅基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抵押流转，那么农民就可以获得发展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资金。而这种模式，李昌平自己将之称为“内置金融”。

“以区别于当前我国金融体制在农村实行的以外部输入为主要特点的金融机制”，李昌平在信阳论坛上，将自己对农村发展内置金融的模式进行了详细解说，并强调“这种模式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都已经成功实行”。

“那能不能在信阳做这个实验呢?”讲课结束后，时任信阳区长王继军对李昌平的这个理论模式很感兴趣，而当时信阳正是河南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从省委下放挂职、且被下属认为“很有人文情怀”的王继军，主动在会后抛出了橄榄枝。

随后，时任郝堂乡委书记老禹陪同李昌平去走访信阳农村。他们首先去了郝堂临近的另一个村。结果村长村支书都出门去了，整个村子静悄悄的，没什么生气，留下来的也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当地人将之自嘲为“3860”部队。于是，老禹和李昌平来到了郝堂村。

“来郝堂村做实验，确实很意外”，李昌平回忆，当时走进村子时，郝堂跟其它破败中的中国乡村没啥两样，村里房屋破败，污水横流，青壮年多已出去打工，山上上万亩的板栗熟透了，也没人上山去采摘。女村长胡静是早年的“铁姑娘”出身，在她见到李昌平等人时，也表示很沮丧，称不想再干村干部了，虽然还有些于心不忍：“因为村里有一些老人没钱看病，就喝药或上吊自杀了”。

走访完整个村子，李昌平心里有了底，同意在这里开展内置金融实验。“虽然村子没文物古遗，没有啥特别的特点，但村口仍有大树，村落基本格局还在，应该有信心恢复这个村庄生机”，“再说如果能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重新激活，那么其实验出来的经验未来就将是可复制、对其它村落有效的经验。”李昌平对记者表示。

这年9月，在离开郝堂村时，李昌平特意留了一道题给郝堂村两委：他称自己可以拿出5万元课题经费、加上信阳平桥区配套10万元实验费用、然后再让村两委在村里找出愿意为村里老人做点事的能人，每人再筹2万元钱，就可以在村里进行内置金融实验了。“只要找到7-8个人，你就给我打电话”，李交待郝堂村两委。 

村民自己吵出来的内置金融 

一个多月后，李昌平接到了女村长胡静的电话。胡静在电话里称，人找到了。

李昌平的想法，是首先在村里建一个养老互助基金，让村里获得内置金融模式提供的贷款输血。“我个人5万、平桥区政府10万、7个村民骨干共14万，再加上愿意入股的老人，每人2000元入股”，李昌平对每一笔钱记得很清楚，一共筹得34万元启动资金，初步设计是通过这笔钱放贷到村民，产生的利息用于村里老人年终分红。

可这些资金究竟该怎样运转起来呢?郝堂村两委起初想得很简单，他们问：“关于如何管理资金，网上有许多现成管理办法，为什么我们不拷贝一下?”在老禹和李昌平的说服下，郝堂村决定自己开一个村民自治大会，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都由村民自己来解决。

“建内置金融，其实是想在被市场化冲击涣散后的乡村，重建村社共同体，我们一开始就定位自己只是帮助与辅助，农村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农民”，李昌平承认，在郝堂做内置金融实验时，他一早就想到了通过这个载体让村民自理自治，发挥村民自己的主动性。

“我们应该有个组织机构来运作这笔钱，机构叫什么名字好?机构作用是干什么的?存款利息多少?贷款利息多少?利息增长了后又如何发放?每年发多少?如何降低贷款风险?……”老禹称，当时郝堂村两委将村里所有能主事的村民都叫来了，然后大家在墙上分别贴满大白纸，将每一个问题，以及每一个村民的建议都写下来，然后讨论究竟怎样做才是最好的解决对策。同时，另一个懂电脑的挂职村官，则负责在一旁用电脑记录现场讨论。

“几乎吵了一两天，最后一天一直吵到了凌晨一两点，才总算制定完了所有的程序”，村民兵队长罗少兵讲，像这样的大会，此前村里几乎一二十年没见过了。

这次村民大会后，村里这个名叫“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就成立了。按照村民制定的章程规定，合作社可以吸收村民存款，现时向村民发放生产生活贷款，比如规定三个月以上定存，月息较信用社上浮1个点，而贷款1年月息1分，3-6个月的月息1分半，1-2个月的月息2分。此外，一个股东老人仅可以担保5000元的信贷额度，年轻人要贷款，要先去和老人搞好关系，要贷得钱多，就得同时找多个老人担保。

“以往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村民，一是因为放贷成本高，面对众多小散户，工作量可想而知;二来信息不对称，借了钱的农民在做啥，金融机构无从把握，无法监管;三是万一还不了款，土地是集体的，即使被法院判赔，也无从赔起;相反如果是内置金融，这原先三个不利，全变成了有利，一个村社共同体内，放贷成本低、信息对称，而且还不了款，那些借款村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水塘等，是可以转包流转，是有抵押价值的”，与其他“三农”学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的症结在于土地私有化不同，李昌平更看好内置金融。

自从章程制定后，李昌平基本很少参与这个养老合作社的具体管理，但这个合作社依然红红火火运转了起来。成立三个月后，即是农村小年，第一批入股的村里老人，拿到了第一笔分红：每人300多元钱。到第二年分红时，入合作社的老人已达到48位，每人分到570元。

信阳区副区长吴本玉被邀请来给村里老人派红包，很多老人在接过分红红包时，双手一直在抖。没等红包派完，吴本玉本人也哭了。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也想给老人派红包，可我们做不到，连50元都发不了，有心做不到……”

按养老互助合作社章程，每年利润中只拿40%用于给老人派红利，其余用于风险预控和管理成本等。到2011年第三次村里分红时，每位入社老人已能分到720元钱，入社老人达到90多位，占到全村老人的近80%.  

修复乡村：让农村建得更像农村 

“养老互助合作社，让村里的老人得到了安养，而且全村人也好像越来越团结了”，罗少兵说，在2010年前后，在外打工的他也回到了村庄。

而在全村第二次分红后，平桥区也受到鼓舞，向李昌平提出建议：能否继续搞新农村建设?“郝堂是先建了内置金融，然后再进行村容村貌方面的外观设计与改造的”，老禹此后调至平桥区科技局，但依然负责着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

老禹将全国“三农”专家分成几大类，比如做学问的、搞政策研究的、做实验的以及真正扎扎实实做事的。画家孙君是老禹眼里“做事的”那类专家。

“他最先是跟廖晓义一起做环保的;后来做南水北调，他有湖北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做垃圾分类，在丹江口一带农村给农民画房子，画得很有文化特色，带来了乡村旅游，比如堰河村后来就成了一个当地3A级景区”，老禹对孙君故事如数家珍。但直到2011年之前，对乡村建设颇有些想法的老禹，与画家孙君一直未曾谋面。

2011年平桥区提出在郝堂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试点后，老禹主动邀请原本正在宜昌文安镇做乡村建设的孙君过来合作。“开始他没答应，不愿进来，后来来看了村庄之后，感觉很好”，老禹认为，孙君被打动，主要是因为郝堂当时已有了内生活跃的村社共同体，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再漂亮再美的房屋村落，总要有健康健全的心脏吧”，老禹笑着打了个比方。

2011年，李昌平与孙君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乡建规划设计院，办公地点设在北京。

 “这个名称是自封的，纯民间大学”，李昌平调侃，称新中国只有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院，从来没有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而他们成立的是第一家。“当时关于乡村建设这一块的，国内有做垃圾分类、做房子改造、做金融、做污水的，但没有一家机构是将乡村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体来做的，所以我们就想提供一个综合乡村建设的规划服务”，李昌平解释乡建规划院成立初衷。

乡建规划设计院设计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做郝堂村。虽然关于郝堂村建设的设计，共涉及到村容村貌总规、房屋修复、村道及景观修复等乡村主体规划设计、以及村庄金融、土地流转的内置金融设计、乡村组织建设能力设计、住家养老服务设计等四大块，但只有第一块设计内容由当地政府购买，其它三项都是乡建规划设计院掏钱来做。

“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始终是我们规划设计的精神内核”，李昌平称规划院非常注重农村原有元素的保存与利用，比如村里原有的茅草屋破烂不堪，但按孙君的设计，寥寥几笔，在保留外形的情况下，新装上一个宽格的豫南民居大窗，整个茅屋在房前屋后瓜棚豆架的映衬下，顿时亮了起来。再如村里的古树、小溪、村道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农村元素。

“除进村主通道外，村内小道一般只有3-5米，绝不在村内修宽大道路”，“因为路越宽，人的距离越远，这对乡村邻里关系是一种破坏”，老禹称，孙君对乡村空间格局的设计，让人赏心悦目，而又不失其乡村生产生活本来的味道。

　　为了发掘乡村秀美景色，郝堂在村内流转了205亩水田，将之深挖成百亩荷塘，夏天满塘风荷，清香溢人，成为村内乡村游的主体景观。“一个莲蓬卖2块钱，非常受游人欢迎”，大学生村官郝佳佳在村里已呆了四年，她透露，除莲花观景、莲蓬卖钱外，荷塘同时还兼着全村污水的最后一道自然净化程序。而最初那些莲花的种子，还是李昌平从自己老家—湖北监利引进过来的。

对村民民居的改造修复，是乡建一大任务，但郝堂自始至终未拆农民一间房。刚开始孙君帮忙设计完房子后，村民也并不能完全接受。“怎么说好呢?比如我家原先是一幢两层的平顶小楼房，屋周围有院墙，孙老师的设计，则是将平顶楼房顶上加盖一个传统屋檐，还要铺上青色瓦，院墙拆掉，院子里的两排水杉去掉一排，再大量种竹子”，现在经营“农家一号院”的主人张厚健称，他自己一开始也有些很不习惯：“比如围墙拆了，老长一段时间觉着别扭”。

“另外，原先在院子里铺上的水泥地，也要求铲掉，就做成泥地院子”，年近60岁的张厚健，在外地打了半辈子工，等一儿一女分别成家后，他才回到郝堂老家。尽管最初不一定认同孙君的建议，但拆了建，建了拆，反反复复改修了大半年后，张厚健也发现自家院子真变漂亮了：开放式的小院内，修竹成林，清凉匝地，院内错落有有致地铺着音符般跳跃的青砖;院内还挖有一鱼塘，塘内四季鲤鲫游泳，塘畔则菖蒲百合盛放。现在不分节假日，前来村里游玩的人多爱来此吃饭，一天接待70-80桌。“外国人很喜欢来”，老张很高兴。

　　如今跟老张一样在村里经营农家乐的，村里已有十几家，有经营饭馆的，有经营住宿接待的，有经营咖啡馆的，有经营茶庄的，每一处俱室内整洁雅致、窗明几净，室外或豆架满枝，或岸芷汀兰、或大树葱郁，都是一处处恰到好处的乡间画卷。  

下一个目标：让城里人来养老 

“我们想协作农民做更多，让城里人来到乡下就不想走，走时想带走的东西一车都装不下，没走几天又想着来乡下享受生活”。

这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在设计郝堂村的一个基本理念。如今，四年过去，这些理念已活生生变成了现实。今天，不仅信阳周边、而且来自更远南方的游人，都开始源源不绝来到郝堂村参观旅游。

从村口一条铺了沥青的村级公路进村，清澈的七龙溪绕着村子蜿蜒而上。这条来自鸡公山的小溪不宽，但却也数千年旱涝不竭。乡建规划设计院在这条水系上深挖了上游的大塘，然后顺流而下，在村中筑了两三道滚水坝，使之溪水满溢，村妇常来溪边洗衣洗菜，倒映出一山的葱茏。村内无论公共场所还是村民家里，也都干干净净，赏心悦目，不见垃圾;反而村舍一个转角，或溪沟石畔，倒栽花种草、点石成景，妙趣横生。

“以前村里也曾垃圾满天飞，污水到处流，老师们来了之后，教大家做垃圾分类，每家每户都将垃圾分做干湿两类，湿垃圾多是瓜果蔬菜皮等，直接送田间沤肥，干垃圾则将废纸张布头、塑料瓶等捡回来卖钱，剩下的再送出村外集体填埋”，罗少兵介绍，现在村里还聘请了6个保洁员，专职负责村道卫生以及村养老中心等公共场合的卫生保洁。村内污水则通过自然过滤，先由各家处理，然后再汇流到村内荷塘再处理。

而在位于七龙溪上源、风水最好处的村级小学里，还特地建了由台湾乡建专家谢英俊设计的干湿分离厕所，供全校160多名师生使用。这座完全由竹木结构搭建的村小学厕所，每一个蹲位，通过砾石过滤小便、草木灰覆盖大便这一简单环保的方式，将厕所垃圾直接制成肥料，回收到学校或村庄种植。“整座厕所无蝇无臭无蛆还节水，而需要改变的，仅仅是一个入厕小习惯”，老禹对这个台湾设计师的杰作赞不绝口。现在这个公厕已成为郝堂游人必须的看点之一。

村里环境变好，土地也开始随之增值。信阳市一老年歌唱团来了一次郝堂后，便为之深深吸引。城里老人们凑钱在郝堂买了块地，准备建一个自己的活动中心。“买地的手续已经办好了，只等建了”，郝佳佳称。而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自己也在郝堂村花18万元，买了荷塘边的1.7亩土地，用于建规划院址。

“这些钱，都归村社共同体所有”，郝佳佳介绍，当前村里还将其中一个村民小组的数百亩土地流转过来，正在建一个规模较大的茶文化体验区以及村庄戏曲文化中心等。今年4月，村里还专门成立了另一家住家养老服务中心，专门通过收费来为村里老人提供洗衣、做饭、搞卫生等服务。

通过这些当地政府引导、村民自主经营的村民经营体，如今郝堂村村社共同体的经济积累已由四年前的零，增长到了2000多万元。而原先陆续外出打工的100多位村民，也悄悄回到了故乡。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0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时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就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消失”，李昌平老师认为，郝堂村实验，其实也是在探索抢救中国自然村落的方式之一。“但我们只是抢救其中一部分值得抢救的自然村”，李分析，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将大约有10%的村落会变成城镇，60%的村落会空心化，而30%的村落具有保护价值，“应该让这30%的村落保护下来”。

到今年4月，一个被外界誉为“世外桃源”的郝堂村已基本建成。李昌平透露，未来如果继续启动后期建设，他希望能将郝堂村建成城里老人的养老中心。“有干净的蔬菜水果，有清洁的空气山水，有和睦的邻里关系，城里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李坚持认为，中国未来沉重的养老问题，最终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修复建设后的乡村，应该能够吸引更多城市老年人来到乡下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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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