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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百年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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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洁、潘家恩:近代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创新 ——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与近代南通建设为例

【摘要】: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 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 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 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 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 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 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 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 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 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在地化; 张謇; 大生集团;

 

一、导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张謇的大生集团与村落主义

中国近代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贯穿了近代史的始终, 而中国的本土实业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 从社会文化基础到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中国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 孕育了一批类似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经济实体。21世纪的“经济回嵌社会”潮流中的“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话语在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方式。而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概念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 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 (2) 企业化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3) 社会创新; (4) 团体治理结构及社区责任。”[1]社会企业综合运用社会资本, “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 [2]优化配置在地资源,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并通过互助成员共享, 将资本收益尽可能地反馈回社区内部。

社会企业在西方是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发展的。而在中国, 近代实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从开创伊始即具有社会企业的本质特征, 以救国这一社会目标为己任。它们中的很多都植根于本地乡土社会进行经营运作, 并以创新的组织方式对乡土社会的稳定与有效治理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 本文将这类社会企业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它们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而这些企业的兴办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家, 而是社会企业家。

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中, 清末官方主流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到戊戌变法的制度改革相继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被迫鼓励绅商自筹私人资金兴办工厂, 其意在抵御外资的入侵。正如张之洞所说:“分嘱苏州、镇江、通州在籍京官, 各就乡里设厂制造。为抵制外人之计。”[3]5一批有识之士响应号召, 以“救国”为己任, 以有限的资源兴办实业, 张謇便在此之列。在内交外困的社会环境下, 中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们依托有限的本土资源, 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逐步超越传统的“开设实业、救济乡里”的思路, 以更成熟、更具整体性的现代化视野, 以“救国图强”的理念高度关注在地社区的综合建设实践。

其中, 最具首创性和代表性的, 当属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他是我国近现代以来最早创办本地化综合发展试验区的社会企业家, 是中国棉纺织领域等轻工业的早期开拓者。张謇, 祖籍常熟, 生于南通海门市长乐镇。他主张“村落主义”“地方自治”, 是中国近代史上企业界“实业救国”的最早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在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下, 张謇秉持“棉铁主义”的理念聚焦实业, 于1895年始创办以纺织业为核心的“大生集团”, 以家乡南通为基地推行乡村社区的基本建设, 形成了南通城乡经济与本地教育、文化及政府善治等多元社会发展模式。他首建了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基地, 作为棉纺企业原料基地。自1899年大生纱厂正式开工运行至1926年, 张謇共投资兴办了40多家企业, [4]23组成了经营在地化、产业多元化的大生集团综合系统。

张謇在创业之初即对公司作出了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 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 合小而为大, 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 皆以公司为之。”[5]212张謇从建厂之初, 就将服务于民众之生活作为办厂的宗旨和目标。“大生”即取自《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把大生企业和个人收益用于创办敬老院、幼儿园、收容所、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社会事业, 形成了南通本地化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一生共创办了370多所学校, 其中就有开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的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可见, 他所创立的公司从成立之初即立意于“为公”, 为非个体利润的最大化, 是典型的社会企业, 张謇本人是典型的中国本土社会企业家, 他的努力更是社会企业促进本土化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

对张謇以及大生集团和南通模式的研究众多, 根据章开沅的梳理, [6]2自20世纪30年代始相关研究即已有之, (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大生纱厂厂史》 (王绳祖、王栻、洪焕椿等) 、《大生资本集团史》 (徐新吾等) 、《张謇日记》等史料整理与研究文章相继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 张謇研究再度受到重视, “张謇研究中心”成立, 张謇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举办, 《张謇传记》 (刘厚生, 1985) 、《近代南通土布史》 (林举百, 1984) 、《大生系统企业史》 (编写组, 1990) 、《张謇全集》 (1994) 、《大生纺织公司年鉴 (1895—1947) 》 (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 1998) 、《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 (1899—1949) 》 (穆烜、严学熙, 1994) 、《南通现代化:1895—1938》 (常宗虎, 1998) 等一系列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面世。这些翔实深入的研究, 为我们认识、理解张謇的事业和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但是, 已有研究大多以毛泽东所说的“我国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搞纺织业的张謇”为基点, 更多地将他作为一个纺织业内卓有成效的先驱民族资本家, 将大生集团作为早期民族工业进行研究。而少有学者将张謇的实业投资经营与南通地方的乡土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从社会企业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实际上, 张謇通过企业的经营, 实质上是在对本地社会和自然资源进行在地化的统筹协调, 并探索通过产业开发形成收益返还本地社会文化建设的乡土社会治理方式。张謇是1895年《马关条约》后涌现的我国第一代民族企业家之一, 以他为代表的这类企业家, 谋求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 而是以追求社会和集体的目标为己任, 运营的是社会企业。因此, 作为中国最早的私人企业家, 张謇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 他创办的大生集团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

本研究采用社会企业的分析视角, 对张謇的“大生集团”社会企业案例进行剖析。不停留于对先辈“好人好事”的呈现与赞颂, 而尝试通过归纳张謇作为最早的社会企业家, 大生集团作为最早的社会企业, 遵循企业发展的“三段论”, 以此来理解社会企业的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 进而形成合乎社会的经济逻辑。由此进而深入分析张謇经营的“大生集团”如何在自身所处社会经济条件下, 与乡土社会有机结合, 以社会整体进步的视角运营企业, 并推动社区和城镇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从而探讨中国早期的在地型社会企业家经营社会企业, 推行在地化社区建设, 处理社会企业与乡土社会关系的经营逻辑及历史经验。

二、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孕生的文化社会条件

更多保留传统文化的乡土中国, 在借鉴西方工业化和企业组织制度时, 首先孕生的是以经济回嵌社会作为社会企业的制度内涵。首先, 这与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由于最早的民族企业家很多来自于地方士绅阶层, 所以其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更深厚;中国社会经济史上最著名的文献, 是集古代先贤思想之大成的《礼运·大同篇》。其共生共享才能共存的思想在实际社会制度中的表达, 即是以“公田”“义仓”等为代表的社区共有制。具体地看, 中国这种制度文化在实践中的千年传承, 也是张謇因“平生抱定村落主义”而成为社会企业家的本源。

其次, 中国社会企业的形成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社区生活文化的要求。在“小农村社制”[7]的乡土社会中, 个体是家族和村庄社区的一分子, 其经济行为、文化行为也需要放在这样的整体单位上进行考量, 从而呈现一种“村社理性”而非仅从个体经济收益角度考虑的“理性小农”。因此, 建基于某一个地区的本地企业, 就必须照顾到本地社区的福利, 而不能仅追求企业个体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 传统乡间广泛存在的“义庄”传统,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演变出了“设厂济贫”的思想。[8]

同时, 在遵循乡土社会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企业, 并不首先内生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阶级矛盾。在大生纱厂中工作的工人, 由于将工厂工作视为家庭农业之外的兼业, 从家庭整体组合收益的角度而非个人收入的角度考虑, 故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南通大生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上海纱厂的工资低10%—20%。”[9]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 顺应乡土社会的特点, 将工厂设在南通乡村区域而非上海大都市的大生纱厂, 采取了“亦工亦农, 工耕结合”的劳动制度。“农忙季节, 停产放假, 让工人回乡忙农活。有效地防止熟练工人流失, 控制工资成本。农民十分珍惜和留恋自己小生产者的地位, 只要有利于继续维持个体经营, 他们不会因为对低工资的不满而放弃在大生纱厂的工作。”[10]

最后, 中国在清末民初的“现代”工业在其诞生初期即孕育出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 而非西方式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 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直接相关:首先,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 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 “救国图存”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使命;其次, 由于战争、西方经济危机转嫁至中国, 资本外流严重, 本土企业很难通过向外获取资源来支持企业运作;最后, 随着社会传统治理结构的解体, 乡土社会的资源组织与治理体系失序。因此, 中国本土工业发展, 在必须依靠从本地内部获取资源的情况下, 也就必然需要对本地社区进行治理建设, 从而实现本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及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所以, 民国时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 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 体现的是本地社会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社会理性。因此, 张謇这样的社会企业家, 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化历史上并非鲜见。在礼崩乐坏、国破家亡的清末民初形成了一种类型的企业家群体, 都以信奉“实业救国”的基本理念为主要特征, 将工厂设置在乡镇区域, 与在地资源和本地社区紧密结合, 形成在地型社会企业。下面两节将更具体地以张謇及其大生集团为案例, 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本地经营与本地建设。

三、在地化与多元化的综合性经济开发

(一) 资本积累:集中官力、民力共同完成原始积累, 避免个人资本原罪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企业, 但凡兴办实业, 首先要面对资本原始积累如何完成这个问题。西方工业化之初是通过殖民化掠夺外部资源来完成了自身的资本积累, 而中国不仅没有对外殖民扩张的可能, 还要面对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资本稀缺加剧的挑战。按照西方资本积累的逻辑, 中国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恐怕更难以避免西方经验提出的资本积累的“原罪”, 即通过强军、竞争来争夺外部资源 (日本明治维新走的基本就是这样工业化发展道路) 。但是, 张謇大生集团的发展跳出了这个西方资本积累逻辑的陷阱。可见, 回答张謇的大生集团如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问题, 是剖析其历史经验的第一步。

1. 资金的募集:本地资源的最大化运用

根据文献记载, 大生集团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在设立时, 依靠的是对本土资源的最大化在地化动员, 来解决资金稀缺的难题。大生纱厂从设想到现实创办, 其重要的转折点是张謇利用个人声望和社会关系得到了一笔“无风险资产”———大生纱厂的纺纱设备来自于张之洞在当时已经宣告失败的洋务运动中置办而后来闲置下来已经生锈的机器, 是谓“官机”。根据记载, 1895—1899年, 张謇共筹得资金44.51万两, 股本构成为:官机折价25万两, 占比56.17%, 地方公款4.17万两, 私人以及团体资本15.32万两。[4]20

其中, 为了募得资金, 张謇还创造性地使用了股份制方法, 筹募社会资本, 扩大资本规模。他描述以集股的方法集资办厂, “则利不外溢, 转而为本, 本又生利, 所谓以本身气血自养活也”。[11]从而形成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而减少资源外流的思想。1897年, 筹备中的大生纱厂发行了中国近代私人企业最早的股票。初期募得私人款项主要来自亲朋好友以及一些闽粤商股。而在募款过程中, 也多次出现承股又退、阻滞不前的情况, 张謇自己描述为“人事乖舛, 时变纷纭, 竭力经营, 屡成而屡阻”。[3]22而值得注意的是, 私股中最积极认真筹办工厂的, 是投资通州的本地资本。来自外部的更雄厚的买办资本反而最持观望态度, 且最早退出。

2. 社会资本与官方资源

此外, 由于当地私人财力毕竟有限, 因此, 张謇在调动私人资本资源的同时, 还争取本地政府资源。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和帮助下, 将最初拟纯商办的纱厂, 改为官商合办, 再转化为绅领商办的方式, 减少了募款上的压力。此后, 又经过艰难筹募, 获得地方公款在办厂上的一些支持。[12]62而同时, 即使是筹募的私股, 最初也有很多是来自于官绅, 在可查明身份的个人私股中, 官僚及部属投资6.94万两, 所占比重为60.54%, 商号投资2.54万两, 占比23.7%, 地主以土地作价投资0.33万两, 占比0.74%, [12]69此外, 团体及慈善赈款为11.2%, 厂董为3.82%。[13]由上可见, 客观来说, 官机在总股本中占比56% (虽然官机实际上因破败损耗, 并不值25万两) , 再加上借助官方资源获得的资金, 意味着政府以其资产残值为大生纱厂垫付了第一桶金, 极大节约了资金的沉淀成本。

正是借助地方大员的政治作用, 对本地的官方资本、私人资本的有效募集与使用, 使张謇得以跳出欧洲式资本积累的陷阱。而此后张謇推动“大生系”集团公司的产业扩张, 也多借助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这就是他作为状元的“金字招牌”以及与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刘坤一的关系。由于特殊的身份, 张謇“介官商之间, 兼官商之任, 通官商之邮”。[12]68对外, 他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份与声望, 在资金、设备、专利、减税等方面, 不断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员寻求支持和帮助;而对内, 则又坚持企业的“绅领商办”性质, 拒绝官府干预经营管理。

同时, 在经营过程中, 张謇还利用自己及其他大生高层职员的社会地位, 经官方认可而获得制订原棉收购价格的权力。[6]139同时, 借助张之洞和刘绅一的关系, 大生纱厂在通海获得了独家经营纺织企业的特权, 从而垄断了通海市场棉纱的销售。[6]149因此, 可以说, 在很大程度上, 政府最初以其残值资产支持了张謇的创业起步, 随后以无形资产为企业的产业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如何利用好这个资源和空间, 并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保持独立的经营地位, 则是张謇的智慧。

可见, 社会企业家除了自己的资金投入之外, 还能凭借资历、道德和威望等非物质性的人脉资源, 动员本地各类社会资源都来加入进行本地的实业开发。这与一般私人企业相比, 更富成效。

3. 优化配置在地资源

作为在地化社会企业, 大生集团充分利用在地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缓解流动资金紧张。据记载, 自明代开始通海地区就有棉花种植并发展纺织的经验。“通产之棉, 力韧丝长, 冠绝亚洲。”到晚清时期, 这里已经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优质棉花产区和手工纺织中心, 并已经开始使用洋纱来织布。

大生公司利用在地化社会企业的制度优势, 开展非西方掠夺模式的资本原始积累, 其制度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 实物交易替代货币买卖。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工业生产之初, 都要面对资本严重短缺的挑战。大生纱厂开工之初, 也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局面。张謇利用当地原材料产区和销售市场的条件, 采用了“尽花纺纱, 卖纱收花”的策略, 用棉纱与棉花的实物交换节约了流动资金的成本, (当时他向钱庄借贷的利息是每月1.2分) 逐渐走出了资本稀缺的瓶颈限制。

其二, 立足本地产业, 对内合作, 对外竞争。当时进口洋纱物美价廉, 对本土生产冲击很大, 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织布环节还具有优势, 利用通海等沿海口岸地区进口棉纱手工纺织, 再将织布外销, 是以“棉产则供大于求, 纱市则求大于供”。[3]3-4张謇选择进口替代的纺纱作为举办实业的起点:本地采购, 由于棉产供大于求而降低了原料收购成本;本地销售, 因本地纱市求大于供而增加利润, 同时也可以极大降低运输、销售成本, 加速资金流动, 从而形成本地化产销的优势。

其三, 在银钱比价不断上涨的时候, 企业产销本地化具有价格稳定优势。在清末, 白银外流日甚一日, 银钱比价发生巨大变动, 银贵钱贱日益加剧, 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在自然经济被打破、乡土社会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 清末有很多地区出现“银币耗, 农夫织妇, 毕岁勤动, 低估以售之, 所得之钱不可输赋”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收购本地原料, 在本地生产, 在本地消费, 这样的在地化产销方式, 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外部的过度依赖, 减少了银贵钱贱带来的多次低估盘剥。用张謇等大生纱厂创办者的话说:“以本地所出之花, 用本地习纺之工, 即以纺成之纱销于本地及邻近州县。运脚省则商本轻, 轻则集赀易成;购买近则乡人便, 便则漏卮可塞。”[3]5-6

(二) 社会企业的产业扩张与结构调整———多元化产业链经营

张謇利用在地化优势完成原始积累, 随后通过多元投资, 形成了包含40多个企业在内的大生资本集团。该集团门类众多, 包含工业、农业、垦牧、商业、渔业、交通运输、水利、盐垦、金融、商贸、通讯、服务业、房地产等。其中, 仅1901—1907年间, 他就创办了公司19个, 构成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企业集团。

在大生资本集团诸多企业构成的产业链中, 常常是一个企业的废料是另一个企业的原料, 一个企业的创办为另一个或另几个企业服务, 形成了一条因果相应、环环相扣、独自运行的生态产业链。[14]大生资本集团1899年建成了大生纱厂;1901年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以解决棉花原料来源问题 (这也是国内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 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 ;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 解决棉籽出路问题;1903年创办了吕四盐业公司和渔业公司, 以扩大财源;1904年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汇轮步公司, 以解决大生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6年创办资生铁冶工厂, 以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等。这些工厂、公司是配套系统的。大生纱厂是龙头, 其他工厂、公司都围绕着该厂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并为该厂服务。

可以说, 通过一步一步的产业扩张, 张謇在南通以纺织工厂为中心, 推动了地区垦牧业、炼油业、盐渔业、运输业、冶铁业的整个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南通之所以会从一个荒僻的乡村发展成为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重镇, 是和张謇建立的这一套工业网络分不开的。多元化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形成, 将农工商贸的收益最大程度保留在集团内部, 极大地减少了与外部的交易成本, 减少了资源与资本的浪费, 并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利润。

(三) 社会企业的制度创新———作为成员权集合的股份合作

张謇的社会企业的本地化资源整合经验中,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创新。这也是有效整合资源、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大生纱厂是中国最早的民营股份制企业, 现今发现的中国近代企业发行的最早股票便是1897年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织纱厂”签发的股票。[3]1

而张謇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度的同时, 又对股份制进行了制度创新:第一, 大生纺织公司的股份合作制不是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照搬, 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一股一票”的股权制度, 张謇采用了梯级式模式:1至100股, 每股1权;101以上, 每20股1权。这种梯级“累退制”股权制度限制了官股的“大股东”股权, 保障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第二, 大生的“职工股份制”使企业具有合作制属性, 这也早于西方的同类企业。许多职工 (包括普通机匠) 也有股份, 在本企业中便具有了雇员与股东的双重身份。他们通过参与分红, 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 分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样也就通过股权的方式实现了成员权的集合。 

四、村落主义:地方自治与在地化社会建设

张謇之为社会企业家, 在于他对地方的社会治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政治主张由倡导国家层面的立宪改革, 走向对“地方自治”的关注。他认为:“目睹世事纷纭, 以为乡里士夫, 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 当以地方自治为务。”[15]426张謇在地方自治的指导思想上自诩为“生平村落主义”, 这个发展理念是他把全部收益用于地方建设的本源。他所谓“村落”, 并非指乡土中国的村庄基层, 而是指类似于村庄一样对内合作互助、对外联防自保的一个独立、综合发展的地域所在:“南通一下县, 其于中国直当一村落。謇不自量力, 粗有所营。”他认为“惟有仍致力于村落主义”, 方能“求自治之进步”。“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 自治其地方之谓也。”[15]426

执着于这个理念, 在开办实业的同时, 张謇将商业收益投资于本地社区的综合建设, 推动了以教育为核心, 带动医疗、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在地化发展, 从而在南通综合性地形成了他所倡导的在地化的地方自治与综合社区建设, 亦即落实“村落主义”。

(一) 村落主义的内涵:地方“自治”与“法治”

传统中国以乡土社会为主体, 而乡土社会的治理是以士绅和伦理为主体的低成本自治。隋唐以来的科举体系在拔擢人才的同时, 也为乡土社会培育了大批精英和社会权威, 他们在社会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清末以来, 在朝向所谓现代化的全面激进制度变迁中, 教育也全面进行了西式改革, 由此形成的制式教育致力于将人重塑为产业资本使用和“异化”的对象, 教育遂成为了服务于产业资本发展而不是治理社会的手段。乡村精英到城市去接受“新式教育”, 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因“外力的突然干扰、内部基于自救目的的悖论性疏离”而在近代遭遇全面解构。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 人们可以看到张謇在南通开展的社会建设工作, 不是一般意义上扶贫济弱的慈善, 而是将教育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与关键, 具有一个政治家、教育家、社会企业家高屋建瓴的视野。张謇在南通创建的含有多种门类、覆盖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体系, 某种程序上更新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法体系, 发挥了社会重塑和低成本治理的作用;而教育活动的多样化, 也使得南通一地的发展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

在这个意义上, 张謇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并不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中“自治”的简单照搬, 而是中国政治的改良———他要延续中国这个唯一没有被迫中断的文明———自秦治郡县以来中国有效的低成本治理体系中的“皇权不下县”, 亦即费孝通总结的乡土中国的“双轨政治”。亦即, 在对中国乡土自治社会传统充分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 推动本地人建设和管理本地社区。他认为, 如果真能够做到“各人抱村落主义, 自治其地方”, “走营村落, 自尽天职”, 则会形成低成本的地方治理———“走治里事, 所兢兢者村落”, “勉营村落, 比以乡里义务”。从而形成一种弱化现代化政治成本的地方自治模式:以在地化的经济发展形成的综合性经济收益, 回嵌于地方自治和社会发展。

同时, 张謇认为, “治人”是村落主义的核心与关键, 而这包含民众素质提高和自治机构的法制建设两个层面:一方面, 张謇强调“治人”, 他指出:“欲预备自治, 必自治其地其人始。欲自治其地其人, 必自治治其地其人始……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另一方面, 他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不明公法, 无以成立自治之机关;不讲民法, 无以组织自治之团体;不研究诉讼法, 社会何以得安宁?不陶冶习惯法, 风俗何以臻良善?”[5]325

(二) 社会企业的探索———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性本地建设

张謇在南通开展本地建设实践探索时, 与其产业发展思路一样, 都是多样化的、综合的, 而不是对某一重点特色领域的过度强调与依赖。且多样化的建设工作是融“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 并以最终推动本地化的自治发展为目的, “兴实业、广教育、谋公益, 以展自治之事业”。对这三者的关系, 他描述为:“国家之强, 本于自治, 自治之本, 在实业教育, 而弥缝其不及者, 惟赖慈善。”[15]355各项事业中, 处于核心位置并贯穿其他事业的是教育和实业。

张謇通过大生集团的经营而兴办实业, 以此为基础, 他更强调的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将教育提到“救国”的地位, 认为“根本之根本在教育”。[15]90-91他认为教育和实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工作, “举事必先智, 启民智必由教育, 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 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 乃及慈善, 乃及公益”。[15]468张謇兴办教育事业的重点首先从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开始推动, 他提出“窃维自治之本在兴学, 兴学之效在普及”, “师范则普及根原, 教育本位”。[15]311903年, 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1904年设海门常乐初等学校、南通五属学校。1905年, 设工人艺徒学校、城厢初等小学校、吴淞商船学校。1906年, 为扬州筹办两淮自立小学、中学、师范, 办南通五属中学。1907年, 为接纳被送回国的留日学生, 他与友人在吴淞合办中国公学。1911年, 他被推为中央教育会长, 设垦牧公司第堤初等小学校。1912年, 设幼稚园传习所、图书馆和盲哑学校。1913年, 设唐闸纺织学校。1914年, 设海河工科学校。1919年, 设工商补习专校, 交通警察养成所、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垦牧初等小学校。1920年, 合各专门学校为南通大学, 设绣织局女工传习所。1921年, 设垦牧高等小学校。他兴办的学校, 从门类上说, 有师范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慈善教育等。在普通教育中, 又构建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教育体系。因而, 南通从幼儿园、初等教育机关、中等教育机关, 直到高等教育机关都较完整系统, 不同层级的人才都可以依靠这一体系得到培育与输送。

同时, 与兴办实业相应, 在教育思想上张謇主张的是实业教育, “若农工实业皆有实习, 皆需致力理化”, [16]“窃专门学校, 纲目纷繁, 而衡以我国之现势, 与民主所最切要者, 莫如农工专门学校。农为立国之本, 其切要在棉。工储应用之材, 其先务在纺织。盖人生日用所需, 衣食为大”。[15]144在视野上, 张謇将在地方上兴办的教育事业, 与当地的社区建设、地方自治放在统一的系统视野中综合考量。他指出:“你们能切切实实受了良好教育, 将来地方上就多了很多有用的人才。拿这些有用的人才来治理地方, 地方哪有不发达的道理。地方发达了, 适如你们自身发达。”[15]174可见, 他对于教育的重视, 是将教育作为本地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来考虑的, 是促进本地人力资本的增值, 并应用于本地, 而不是培养高水平人才向外输送。

在当时, 中国近代教育有盲从西方之风, 国内亟需的职业教育极为落后, 专业和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在此形势下, 张謇自己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大批民办学校:一方面立足于在地化需求而构建知识体系, 培养出大量各种层次的人才, 从而为南通、江苏的本地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基础;另一方面, 也为中国的近代教育如何改出殖民化陷阱, 更多地与本土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南通本地建设的资金来源

有很多研究认为, 张謇投资地方建设, 给企业发展带来了过重的负担, 并导致了后期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实际上, 张謇以本地企业服务于本地建设, 其资金来源并非全部依赖公司。据记载, 本地社会事业的资金来源, 主要是张謇作为企业家应得的个人收益及其叔兄个人筹款, 较少部分由企业直接承担。

在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时候, 张謇使用的经费是自己筹办大生纱厂起六年间存厂未领的工资和利息二万余两, 以及向挚友沈敬夫等筹集的万余两。[3]6此后, 多项南通本地教育、公益建设事业, 都主要是由张謇及其三兄张詧捐赠巨资, 并多方筹募兴办的。为此, 张謇虽经营有利润丰厚的企业集团, 但个人不占有资本收益, 他个人及亲朋甚至为了社会建设事业债台高筑。

“二十六年以来, 謇之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者, 凡二百五十七八万, 仍负债六十万有奇;叔兄所出亦八九十万不与焉。”[3]51925年, 张謇曾总结说, 除了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 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 440元, 慈善事项22 560元, 公益事项4 080元, 总计85 080元。[3]5可见, 其并未完全因为地方建设事业而过多地减少企业资本积累。

同时, 教育基金也成为吸纳社会资金投资教育事业的重要渠道。通州师范学校的运作即是通过在前期投资基础上形成的基金支持。只有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是大生集团作为社会企业来投资兴办的, 以培养适于公司需要的专业人才, 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

有论者认为, 1920年代后期大生集团经营遇到危机, 是大生集团“企业办社会”过多投资于无回报的社会建设事业所致。但实际上, 大生集团的经济下滑更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转嫁的影响所致。严学熙的研究指出, 当时大生集团的经营恶化,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大生主要的纱销市场:通州关庄布市场被日本排挤, 甚至完全占领;此外还有大生集团低水平扩展外延、未重视技术管理等内涵提高的问题。事实上, 南通主要的教育等慈善事业是在企业初创期资金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 比如通州师范学校、纺织专业学校等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创办的, 并随后形成基金支持其正常运转。[3]5所以, 大生集团的经营与其支持本地社会建设的工作并不矛盾。

不但不矛盾, 对社会事业 (特别是教育) 的投资, 给大生集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实业教育培养的毕业生, 既有理论基础, 又有动手能力, 为企业自身培养了高素质技术人才, 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设备维修成本。同时, 农校为垦牧公司培养了农技人员, 同时还进行了良种推广、科学种棉的实验, 起到了教育社会的效果。

同时,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对张謇的主张给予了认同和支持, 在事业开创早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稳定空间。在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多变的社会环境下, 张謇的社会建设事业改善了地方治理环境、改善了民生:一方面帮助大生集团降低了本地生产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进一步与地方政府及地方各层次社会力量形成互利多赢的结构。因此, 在社会条件适当的时候, 发展在地化的本地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而非成为“企业办社会”的经营包袱。

五、结论:在地化社会企业与本地社区治理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乡土社会有效治理

综上所述, 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为代表的我国近代民族企业本身就是社会企业。虽然它们没有使用社会企业这一概念, 但却以在地化地推进乡村社区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 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并直接参与了在地化的社区建设, 体现了经济与社会达到双赢的社会企业的内涵特征。[17]并且因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中, 而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土壤与现实启示。

张謇作为中国最早的在地型社会企业家, 其兴办实业的初衷, 就是通过“就地所宜”的实业带动本地区的发展。可见, 张謇的社会企业从创办之初就没有“经济脱嵌社会”, 没有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对于这种社会企业的在地化经验, 张謇归纳为:“自甲午以后, 奋然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投身实业。因通州产棉故从事于纺。首尾五年四十四月, 百折千磨, 停辛泞苦, 幸而成立, 跻于发达, 乃渐以谋就地所宜之实业。”而企业的“就地”性, 是大生集团得以形成根植于本土的内生发展力量和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的根本。

与在地化的企业经营同时发展的, 是在地化的社会建设和治理。当以社区综合发展的整体视角去看待时, 企业经营和社会企业、村落主义就不是分割开的两个部分。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企业家, 张謇在创办实业之初, 就不是抱着企业经营利润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再履行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地方做一点公益慈善这样的发展逻辑, 而是从一开始就将企业发展作为社区综合建设中“实业-教育-慈善”这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来思考, 然后将本土的土地资源、产业资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等各项资源的使用、开发、提质、发展放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整合, 从而有了企业的资本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在地化综合社区建设”, 这就是张謇在推进“实业救国”进程中所念念不忘的村落主义。这种理念之下的现代企业,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企业。

张謇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 在清末民初礼崩乐坏的大潮之中都不是主流。但其结合实践做出的思考不仅对当代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在当时他推动相关实践的时候, 就已经为各种探索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就在张謇去世的1926年, 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人的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探索开始陆续展开,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重庆地区乡村建设开始推进, 等等。张謇的在地化综合社区建设思想在这些人的实践与理论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杜洁, 张艺英, 温铁军.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地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J].探索, 2017 (3) :138-143.

[2][美]戴维·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M].吴士宏,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2.

[3]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 (1895-1947)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4]王敦琴.传统与前瞻——张謇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6]章开沅, 田彤.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近代社会[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年:8.

[8]马俊亚.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M]//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263-272.

[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1230.

[10]穆烜, 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 (1899-1949)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215.

[11]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第2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145.

[12]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3]周见.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謇与涩泽荣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4]王敦琴.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4.

[15]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16]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500.

[17]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222.

 

【注释】

1例如, 张謇之子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顾公毅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和《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作的“张謇小传”等, 以及彭泽益的《张謇的思想及其事业》 (载于《东方杂志》, 1944年7月31日, 第40卷第14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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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本文选自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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