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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洁:从“炸弹”到“微生物”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中的革命意涵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破”与“立”又是怎样的辩证关系?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曾经有一次关于变革社会应似“炸弹”或是“微生物”的讨论。卢作孚提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革命 乡村建设 社会建设 卢作孚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中国遭遇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则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例如,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建设”探索,追求的不是疾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已有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革命”和“建设”进行反思(王先明,2013;董丛林,2017),以及对民间社会建设多种形式与沿革进行研究(宣朝庆,2017),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与探索进行了诸多细致的讨论。

  不过,当前研究中对卢作孚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是刘重来(2012)教授的梳理与研究。卢作孚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实践中,贯穿了其“微生物”革命理论,建设成效和思想内涵都极具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很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先辈,例如彭禹廷、梁漱溟、陶行知、黄展云、傅柏翠等,都有前期透过反思激进革命而从事建设、教育的经历,他们对革命与建设的反思值得关注。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将卢作孚先生与同时代其他历史实践者进行横向比较与纵向沿革分析,而主要聚焦其“微生物”式革命建设的思想进行讨论。  

卢作孚1922年提出了他的“微生物”思想。是年,他于四川泸州主持民众教育工作,并邀请好友恽代英发表演讲。演讲中,关于个人如何在救国强国、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恽代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颗炸弹”。对此,卢作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卢作孚,2012[1938]:370)这里,“微生物”与“炸弹”的差别在于推动变革的不同形式、效果和视角,这充分体现了卢作孚的社会建设思想,并贯穿于他此后三十年的探索实践之中。

当我们在近百年之后回看这场讨论,可以发现其中提出的问题仍然发人深省。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建设与破坏又该从何处着手?怎样的社会革命才具有更本质的变革意义?

一、卢作孚的多重经历与反思

卢作孚常作为一个成功的航运巨子被社会周知,并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但是,发展实业并不是他的核心目的。1910年,17岁的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开始反思作为救国路径选择之一的“革命”,并转而投身教育。1914年,他在家乡合川的中学担任教师,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21年—1924年,在四川军阀杨森的支持下,他在四川泸州、成都从事民众通俗教育工作。面对军阀政治的不稳定而造成的教育事业不稳定状况,他决定自主兴办实业,并以此开展教育。1925年起,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并于1927年在重庆北碚开始主持区域性的乡村建设综合实验,直至1952年。可以看到,卢作孚一生先是尝试革命救国,后进行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乡村建设的“建设救国”探索。

作为亲身参与过激进革命的革命者,卢作孚对革命有深刻的反思。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革命高潮中,人人讲革命,请观察我,我是不讲的。三五年后,大家忘记了革命那一天,请来看我。后来,高唱革命的人,不但不曾把社会改革了,反被社会把他们改革了。”(卢作孚,2012[1938]:369)他同时认为,“革命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说的好听,是要有计划地继续努力。”(卢作孚,2012[1938]:369)他拒绝将“革命”挂在口头上,而强调社会改革的实效。同时,他不认为短时间的情感冲动和轰轰烈烈的政权更替可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二、走出“破-立”二元:建设与革命的一体两面

卢作孚从革命党人转向兴办实业和开展乡村建设,是否就意味着摒弃革命呢?其实不尽然。他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践行了另一种革命,并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卢作孚反对的,主要是暴力的激进式革命。他说:“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和由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卢作孚,2012[1923]:21)他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关注的不是其政权更迭成效,也不是政体改革效果,而是社会心理层面的深远影响。在我们今天回看各种轰轰烈烈的激进暴力革命之时,也常常发现他所忧虑的这种“痼疾”。

卢作孚所倡导的革命,是从经济、文化、社会多层面推动的,在其过程中破坏与建设应该是一体的,即“炸弹”一样摧枯拉朽的暴力破坏与默然躬耕的“微生物”式的社会建设是不可分割的,二者并行共进构成整体的革命。二者之间,卢作孚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建设应该在破坏之先,建设的起点和根本是人。他认为:

(人们通常错误的)以为革命问题是先破坏后建设。……(但是)向来只在破坏,没有经过建设的训练,于是失败紧跟于成功之后。……如果认为革命是一桩完整的事业,便不能把破坏与建设截成两段!必须且建设且破坏;而且必须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才破坏到何处。再进一步说:先要有好的建设,然后有快的破坏……大家应该知道:破坏的实力是建设,绝不是枪炮,亦不是军队。……建设应从心理起,从建设公共理想起。(卢作孚,2012[1930]:56-72)

由此可见,卢作孚对革命的反思,并不是否定革命。他对暴力的反思,也没有走向非此即彼的“非暴力”。事实上,在他的乡村建设中,武装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他的创造性在于,他用“微生物”式的建设引导社会革命,巧妙地使用武力,用潜移默化的民众教育培养新人,用脚踏实地的工商业改善民生,用公共文化建设重构乡土社区,用地方武装创新变革地方治理结构,从而在不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推动社区的革命性变革。正如他所言,“看得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卢作孚,2012[1938]:370)

三、从思想到实践: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革命深意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二十余年的乡村建设探索,践行了他的“微生物”革命思想。1927年,卢作孚来到土匪横行的重庆北碚担任峡防局局长,凭手中武装和新建学生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方区域性和平,重建了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成效卓著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他用短短的十几年,革命性地重塑了这个区域,将北碚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梁漱溟,1988),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可见,作为一生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社会建设(刘重来,2012)的人,卢作孚非但没有摒弃武装力量,反而很懂得使用武力。他没有用手中武装去扩张势力、推动暴力革命,而是用其维护社会秩序,创造“和平红利”,铸剑为犁,耕耘出战乱年代的一方净土,彻底变革了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人文状态。

卢作孚将建设乡村选为他推动社会建设与社会革命的载体。北碚最初只是一个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小乡场,无资源,无经济,无交通。1927年,卢作孚的民生实业艰难起步,但他仍然不畏困难地接手了峡防局的工作,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在北碚主持乡村建设。在他看来,乡村是国家的缩影,谋求国家的建设就要先谋求乡村的建设。他说:“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卢作孚,2012[1934a]:278)他的这一思想,与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及其在江苏南通所进行的实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时一片高涨的抗战救亡呼声中,有人认为:“国已危急了,哪有闲功夫还来建设乡村!”(卢作孚,2012[1938]:370)卢作孚则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卢作孚,2012[1934b]:254)直至1950年,卢作孚在写给晏阳初的信中仍然强调“基本拯救之道,仍在建设与改造,尤在农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徐秀丽,2006)。

从社会建设的目标蓝图来说,卢作孚追求的是“现代化”国家,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工作(刘重来,2012)。他提出:“从根本上建设国家,(要)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转运;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的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卢作孚,2012[1944]:448)以今天的情况来看,他当时提出在技术层面上的现代化工业发展要求,当今社会基本都已经达到。但是,至今要持续为之奋斗的目标仍在于人的方面。

这才是卢作孚投身实业、从事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教育。他认为,“人的新的行动没有训练完成之前,新社会是不容许产生的。……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卢作孚,2012[1934c]:239)。他认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在于人的变革,而对人的教育不是简单的现代知识技术的增长,还包括每个人都有工作机会,都有服务公共事务的社会意识。更重要的,是培育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集团生活”(杨可,2013),进而通过集团生活的社会关系培育,形成社会心理层面的“公共理想”建设。

在北碚管理局1949年的文件中,关于卢作孚一生社会建设的追求,有这样一段总结:

北碚的经营是由卢作孚氏根据其《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的理论,想以此为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第一个试验为成都通俗教育馆,第三个试验为民生实业公司)……让人们勾起一个现代中国的憧憬来,以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经营。(北碚管理局,2005[1949])

综上所述,卢作孚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不是对政治上单方面的激进暴力革命,而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他的“微生物”式革命,是“从将就现状起,有策划地逐渐变更之,一直到彻底变更为止”。(卢作孚,2012[1935]:314)就好像微生物一样默不作声地充分利用当地条件,进行分解、化合,潜移默化地对土壤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这样的变革下,不论上层政权是否发生变化,也只是土壤之上的植被变化,基层社会已经有了自己新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北碚管理局,2005(1949),《北碚概况报告书》,载《卢作孚研究》第1期,第54页。

[2] 董丛林,2017,《从革命到建设的思想演进:孙中山的“革命破立观”刍议》,载《史学月刊》第6期。

[3] 梁漱溟,1988,《怀念卢作孚先生》,载《名人传记》第5期。

[4] 刘重来,2012,《就卢作孚乡村建设成效论其社会改革思想——从卢作孚的“微生物论"说起》,天津:第2期中国近代史论坛。

[5] 卢作孚,2012(1944),《论中国战后建设》,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卢作孚,2012(1938),《这才是伟大的力量》,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7] 卢作孚,2012(1935),《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8] 卢作孚,2012(1934a),《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9] 卢作孚,2012(1934b),《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10]卢作孚,2012(1934c),《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11]卢作孚,2012(1930),《四川人的大梦其醒》,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12]卢作孚,2012(1923),《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13]王先明,2013,《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一一论孙中山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其时代特征》,载《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14]徐秀丽,2006,《回归前夕的卢作孚先生——卢作孚与晏阳初间的几封未刊信函》,载《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5]宣朝庆,2017,《论近代以来社会建设的民间范式》,载《史学月刊》第6期。

[16]杨可,2013,《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一——个社会学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4期。


文章出处: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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