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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重来:1929:一篇民国早期的乡村建设雄文 ——再读卢作孚《乡村建设》有感

       1943 年,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乡村建设的途径》的文章。他认为“自民国十五年(192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间,‘乡村建设’这个口号,可以说是震动一时,而‘乡村建设’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蔓延全国,……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1]。陈序经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卢作孚主持开展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1927~1949)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其重要原因是卢作孚从一开始就对其主持的乡村建设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这充分体现他的一系列关于乡村建设的论著之中。这其中较重要的有《过去一年中所做的事》(1929 年 1 月)、《乡村建设》(1929 年 10 月)、《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 年)、《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 年)、《新北碚的建设》(1947 年)、《在北碚管理局座谈会上的谈话》(1948 年)等等,还有不少有关乡村建设的论述散见在卢作孚其他的文章和书信之中。

而其中卢作孚于 1929 年 10 月发表的《乡村建设》一文,则是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运动2 年多后写的一篇关于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上个世纪初,以实业家的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除在无锡的周舜卿、在南通的张謇、在上海的穆抒斋等外,实不多见。[2]但如卢作孚这样全面系统论述、总结乡村建设,并付诸文字,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救国论者,他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主张、建设方式等,与当时全国各地以教育家、学者、地方官员等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确有其独特、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探入研讨;二是卢作孚写此文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近 3 年了。因此他的这篇乡建专文不仅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文章。

记得陈序经在 1936 年所写《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曾说:“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原因不外是实际做过工作的寥寥无几。”[3]而卢作孚此文却是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中的思考与总结,与当时不少关于乡建的空谈完全不同。

《乡村建设》全文共分 8 章:第一章《建设的意义》,第二章《乡村地位的重要》,第三章《乡村教育建设》,第四章《乡村的经济建设》,第五章《乡村的交通建设》,第六章《治安建设》,第七章《卫生建设》,第八章《乡村的自治建设》。

从 8 章内容看,卢作孚不仅从理论高度阐明他对乡村建设的意义、乡村地位的重要性, 而且还对乡村的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有一个全面、系统、事实求是的发展思路和实施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935 年,就有学者注意到了此文,认为卢作孚“以为要建设国家, 须先建设乡村以立基础,因此著有《乡村建设》八章”,认为此文是“卢先生对三峡建设事业(此指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事业——笔者)之计划”[4]。

一、中国最早以“乡村建设”为标题的文章

多少年来,我们都以为卢作孚《乡村建设》最早是发表在 1930 年 1 月 7 日和 2 月 8 日的《嘉陵江》上。然而到了 2012 年夏天又有了新发现:一位天津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在重庆档案馆意外地找到了一本由“江北县自治研究所编印”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右上角赫然标明“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一日(1929 年 10 月 1 日)”。这是迄今未止发现的卢作孚《乡村建设》最早的版本[5]。

然而有意思的是,关于“乡村建设”这一名词的发明权,学术界早就争议。著名乡建人士梁漱溟在上世纪 30 年代曾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说他是“乡村建设”一词的发明者。

如他在 1936 年撰写的《乡村建设大意》一文中就说:“乡村建设”四个大字,从前从来没有见人用过,也没有人听说过,这是从本院(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时才标出来的。以前虽也有人曾经做过类似这样的事,但没有明白标出“乡村建设”这一名词。自从本院标出之后,国内乡村建设的风气亦日渐开展,“乡村建设”一词,才不断地为大家所引用。[6]

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于 1930 年,见于报端是 1930 年 11 月 16 日发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

显然梁漱溟并不知道他在 1930 年 11 月首次使用“乡村建设”这一名词时,在一年多以前,远在西南的卢作孚不仅已在使用“乡村建设”这一名词,而且用它做了文章的标题。

无独有偶,最近查阅档案,又看到另一位著名乡建人士梁仲华于 1947 年 9 月 17 日在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对“乡村建设”一词的发明权又有一个说法:

“乡村建设”一词,又起于何时?是民国二十年(1931 年)本人在邹平筹办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时,才创立这个名词。当时一般同仁,都觉得这个名词不见经传,纯系杜撰,时以为什么不用“村治”一词相诘。殊不知今日中国社会不是“治”、“乱”的问题,而是被破坏得只有乱而不能治了。针对破坏,故须建设;没有建设,就谈不上“治”,建设成功,“治”的问题,当然解决。[7]

然而这位时任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代院长的梁仲华认为“乡村建设”这一名词是他“本人”于 1931 年“创立”的。殊不知两年前卢作孚就已在使用这一名词了。

有意思的是,今人郑大华在其《梁漱溟传》中也附合梁漱溟、梁仲华的说法。他说: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趣虽然在 1927 年前后,但“乡村建设”一词的出现则在 1931 年。……

最早使用“乡村建设”一词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据第一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耀祖(仲华)的解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以用“乡村建设”一词,是由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仁认为,当时乡村遭到持续破坏,而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住在乡村。……所以,“不谈建设则已,欲谈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一词使用不久,即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采用。[8]

但据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潘家恩指出,早在 1927 年 6 月,以谭廷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等人联合署名发布的《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中的第 4 节就有“开始乡村建设事业”的文字[9]。也就是说,起码在 1927 年,就已有“乡村建设”这一名词了。

看来,“乡村建设”一词的发明权,既不是梁漱溟、梁仲华,也不是卢作孚,而谭廷闿、邓演达、毛泽东等人之前是否还有人使用过“乡村建设”一词,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才能得出结论。

但不管怎么说,从今天所查历史资料而言,以“乡村建设”4 字为标题的专文,卢作孚1929 年 10 月发表的《乡村建设》一文恐怕是最早的一篇。

二、乡建的意义——“增进人民的幸福”

民国时期参加乡村建设的团体众多,但这些团体的来历、背景、建设的宗旨和方法各不相同。正如梁漱溟所言:“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10]

事实求是地说,民国时期尽管参加乡村建设的团体众多,来历、背景、宗旨、方法等等各有不同,但大都是抱着救国之心和怀着“拯救农村”、“振兴农业”的愿望而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的。卢作孚出身贫苦,其祖辈都生活在农村,深知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农民的苦难生活。因此,他在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之前,早就有志于乡村建设了。为此他对家乡合川和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写下了《两市村之建设》的小册子,其内容之一的《合川县城南市村建设之意见》就是一篇对这一地区进行乡村建设的设想和实施意见。只不过他当了北碚峡防局局长以后,把乡村建设的重心由合川移到北碚罢了。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中的第一章就以《建设的意义》为标题专门阐明他主持开展乡村建设的意义。他说: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却不同 ,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11]

你看,卢作孚对于他主持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是多么明了,又多么简单:就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幸福”、“减轻人民的痛苦”。也就是说,通过乡村建设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广大农民穷困痛苦的生活。

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人民的幸福”,如何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呢?卢作孚提出了“五少”和“五多”。

怎么样减轻痛苦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和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这“五少”和“五多”正是当时广大农民最向往的基本生活。由此可知卢作孚是多么了解农民最基本的需求。

对于如何实现“增进人民的幸福”、“减轻人民的痛苦”呢?卢作孚又提出了 5 个“准备”。他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地方、准备东西,尤其是准备办法。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这便是我们要讲的建设的意义。

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救国论者和一位实业家,他明白在乡村建设中要“增进人民的幸福”、“减轻人民的痛苦”,就必须在人、财、物和办法上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他在《乡村建设》中专章论述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建设,就是他 5 个“准备”的具体体现。

卢作孚关于乡村建设意义的认识和应对举措,也是与那个时代有密切关系。上个世纪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上当时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灾疫蔓延,地主匪霸沆瀣一气,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农村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农民流离失所,讨吃要饭,甚至抗捐抗税,抢米暴动,此起彼伏。当时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不忍心”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个不忍心,即家国情怀,因家国情怀而自觉地身体力行地践行乡村建设的使命”。但“作对家国情怀的自觉思考与践行,其特征只能是应对具体社会情境的行动举措,是应用型的,综合型的”[12]。

但仅仅几年后,卢作孚对乡建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1934 年,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村运动》一文说,他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13]。在这里, 卢作孚不仅把在《乡村建设》一文中提到乡村建设的意义是“增进人民的幸福”提升到“乡村现代化”,而且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因果。记得 2009 年,有位学者在为一部内容是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书写序,第一句就说:“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了,谈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4]谁能想到,这样的论点, 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卢作孚就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了。

从《乡村建设》到《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关于乡建意义的不同表述,也可以看到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变化。

三、“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乡村地位的重要”。卢作孚如此强调乡村地位的重要性,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现代产业的兴起,工商业城市的不断形成,已使农村的重要地位大大下降。再加上统治者住在城市,享受着城市的便利,则更加忽视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这一点,卢作孚有十分深切的体会。他说:

向来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在城市里边,所以政治上的种种经营,往往集中于城市。城市问题,因为在政治机关的眼前,最容易被政治机关发现。政治机关的种种设施,亦自然的首先从城市起,或竟不设施到乡村。所以城市地位十分重要,甚重要的乡村地位反因此降低, 因此形成了一种城市中心的政治。

在卢作孚看来,这种“城市中心的政治”使统治者只重视城市的建设。正如卢作孚所言:

“不但政治机关皆在城市,举凡高级学校,皆在城市;各种工厂、商店、银行,皆在城市; 铁路、马路、航路亦皆力谋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络;一切自来水、自来火的供给,消防卫生的设备,皆集中于城市。”卢作孚认为这种“城市中心的政治”,造成了“城市建设极其完备,乡村建设,却不成为政治上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加大了城乡差距,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

卢作孚从政治、教育、经济三个方面来说明“乡村地位的重要”。首先,他认为“政治上最后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它的基础却在乡村”。这是因为“无数乡村乃仅仅绕一城市, 乡村人口的总和亦不知若干倍于城市”,而每每乡村问题扩大起来,便成了全国问题。卢作孚以乡村治安问题为例:当时全国盗匪猖獗,但卢作孚认为盗匪往往是“起于乡村,不起于城市。在历史上只听着说盗匪满山。不容易遇到盗匪满城”。然而“盗匪一起,发生了乡村的治安问题,也就是 地方的治安问题,扩大起来,便成了国家的治安问题。”正因为如此, 卢作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

卢作孚是从国家高度来看待农村问题。他认为如果只重视城市建设而轻视农村建设,致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更加贫困落后,农民生活更加痛苦,造成乡村问题越来越多。殊不知“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

1935 年,有学者在读了《乡村建设》第二章《乡村地位的重要》后,认识到“乡村地位的重要,在政治上是解决全国问题的基础,在教育上是培植全国人才的根本,在经济上是维持全国生命的源泉”[15]。真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

四、“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中,是把“乡村教育建设”这一章放在“乡村的经济建设”、“乡村的交通建设”、“治安建设”、“卫生建设”、“乡村的自治建设”各章之前,且文字上也超过了其他各章,可见他对乡村教育建设的重视。

卢作孚在这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可以说,在他写此文时,他是把“乡村教育建设”看成是乡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建设。他的理由是:“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所以努力事业的第一步是应努力教育事业。”这也和他前面所称要搞好乡村建设事业必须做好 5 个“准备”,其中第一个“准备”便是“准备人”是一致的。

应该说,卢作孚此时特别强调“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正反映了他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之初的思想状况。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绝大多数团体的思想和实践内容。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晓庄,黄炎培在江苏昆山的乡建试验等,都是“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区”[16]。无怪乎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考察了当时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试验后指出:“照我个人的观察,今日所谓乡村建设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17]

而其中最典型的是梁漱溟。他于 1934 年 5 月 31 日在无锡江苏教育学院作《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的演讲中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余所从事者为乡村建设运动,余更希望诸同学能深知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18]

然而卢作孚与他们最大区别是,卢作孚虽然当时也把“教育建设”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是“第一重要”,但毕竟只是乡村建设中的一个方面,他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他方面的建设,特别是物质建设。所以在《乡村教育建设》之后,他又专章论述了乡村的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建设。

况且,卢作孚的“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这一观点在《乡村建设》一文发表后不久便有所改变。1930 年春,卢作孚率团出川考察,他在考察了华北、华东、东北的工厂、矿山、企业等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给峡防局同仁的信中就提到“峡局根本问题应有妥当解决,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19],“弟到此竭力留意生产事业以为根本自立之计”[20]。自此以后,他不再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了。特别是 1934 年 10 月他在《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则明确表示,他主持开展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其“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而卢作孚又认为“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21],因此,以后他在乡建中则是把物 质建设作为第一要务。

五、以实业家的身份主持乡村建设——注重经济建设

卢作孚在撰写《乡村建设》一文时,他创办的民族航运企业——民生实业公司已运行了4 年。作为一位虔诚的实业救国理念的实业家,卢作孚在主持一地的乡村建设,与以教育家、学者身份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人比较起来,则更有经济头脑、科学智慧,更具开拓务实精神,更重视物质建设。

虽然此时他仍强调“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但在《乡村建设》一文中,他以专章的形式,重点论述“乡村的经济建设”和“乡村的交通建设”。以及“卫生建设”等, 体现了一位实业家对乡村建设中发展生产事业的极大重视。

如卢作孚在“乡村的经济建设”中首先强调了经济问题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问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包含着怎么样生产,怎么样交换,怎么样消费,怎么样分配几个问题。经济建设,就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卢作孚为了解决“人们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提出“在乡村事业建设之先,还须调查乡村经济状况”。而调查的内容主要有 4 项:一是当地的出产、原料、成品的价格、用途及其产量;二是当在原有的和应提倡的生产事业,包括其资本、人工、利益、经营方法等; 三是调查当地生产事业需要的原料、工具等;四是当地劳动力的状况。这对发展经济做到因地制宜,心中有数,减少盲目性有重要作用。

为了发展乡村的经济建设,卢作孚极力主张“筹备关于经济的公共事业”,如建立气象台,农事试验场、设立苗圃,建立农村银行,提倡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等。就是说,要为乡村经济建设做好服务和配套工作。

在“乡村的交通建设”专章中,卢作孚首先强调交通建设的重要意义:“交通事业,是现代人们生活上最需要的事业。货物,全世界要相互交换;人们,全世界的要相互往还。…… 这断断不是人力或畜力的交通事业办得到的。”然而中国农村的交通不但落后,而且还不受重视,卢作孚对此深有感悟:“世界的交通建设,差不多都以城市为中心,铁路、马路、航路、航空,都是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络,乡村人民如果不临近这些路,是不易享受这样幸福的。”

卢作孚认为发展农村交通关系到改善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他说:

“交通事业总须由城市而逐渐及于乡村,于城市与城市的联络以餐,亦须逐渐谋乡村与乡村的联络,尤其要谋乡村输出输入的便利,以辅助改良乡村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举例说:“乡村生产大半是粗笨东西,譬如米粮、木材、煤炭,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帮助,便比较地容易运输出来。”

卢作孚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从他乡建之初就开始运作起来。如北碚地区煤炭资源丰富, 是乡建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煤矿都散布在深山老林之中,开采出来的煤全靠人力肩挑背扛运输。一段时间时里,竟有 6000 多名挑夫穿行在山间小道上。正如卢作孚说:“如果真用依赖人力的挑子或车子(指独轮车)把煤炭运到几十里以外,恐怕豆腐也要搬成肉价钱。” 要发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中的支柱产业——煤矿业,就必须改变煤炭运输的落后状况。所以卢作孚 1927 年 2 月出任峡防局局长不久,就开始筹建北川铁路。从 1928 年 11 月至 1929年 11 月,即卢作孚撰写《乡村建设》一文时,北川铁路已有 8.7 公里建成通车。到 1934 年,全长 16.8 公里的北川铁路全线通车,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的建成,使煤炭成本大大降低,促成了天府煤矿的大发展,成了大后方重庆地区抗战时最主要的燃料供应基地, 交通的便利和成效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实际上,卢作孚在主持乡村建设之初,就十分重视发展经济。最典型的例子是:1928 年 3 月,即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刚一年的时间,由 峡防局主办的《嘉陵江》就刊登了《三峡可以经营的地方产业》和《峡防局的新计划:大规模的经营工业》两篇文章,这是卢作孚对峡区大力发展煤矿、水力、水泥、造纸、纺织、玻璃等项进行的规划和部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短的几年间,卢作孚在峡区乡村建设中招商引资、开发矿业、兴建工厂、修建铁路公路、建设电站、开办农场等。使峡区经济发展发生很大变化。

只要把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与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乡村建设比较起来,就可知卢作孚在乡建中注重物质建设的可贵性。正如陈序经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参观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后,除发现“今日所谓乡村建设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外,还发现了一个“最奇怪的”现象:“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对于物质方面的建设,以至农业方面的改良,又往往忽略。”甚至“一般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又会常常提醒人们,不要注重于他们的物质方面的建设,而要静观他们的精神方面的动作。”陈序经为此感叹道:“我国人数千年来侈谈精神建设,物质建设固因此而没有成效,精神方面又何尝有过什么成绩?”[22]

陈序经还举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实验区的一个例子:“我记得从周村到邹平一条三十余里的汽车路,除了邹平实验县在两旁插了不少禁止毁折树木的牌示外,树木固很少见,道路更不成样子,……好多到过邹平的人都说:‘一条路且没建设好,乡村之建设可知’。”[23]

比起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中招商引资、大兴土木、大搞经济建设来看, 实业家和教育家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不同成效,一目了然。

六、“怀抱着一种美满的理想”

《乡村建设》一文实际上是卢作孚 1929 年在江北县自治研究所举办的团务学校作的一次演讲稿,他之所以要作这个演讲是有其目的。他说:

今天的讲演未尝不是在做建设的功夫,尤其需要做在一切建设事业以前。因为人们在努力于一种事业的建设以前,应先有一种心理的建设,有一种美满的建设的理想,在心理上先建设起来。今天讲演的结果,正是盼望大家心理上都怀抱着一种美满的理想,讲完便求其实现。有理想便实现,亦应该养成一种习惯。

卢作孚在此强调“心理的建设”和“怀抱着一种美满的理想”是有原因的。因为乡村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当时落后保守的农村进行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开篇就说:“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你就给他们说得十分明白了,他们也是不会感觉这事情的需要的。因此他们见着你来办这些向不经见的事情,不是大惊小怪至少也会怀疑莫解的。”

为此,卢作孚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当卢作孚要改造拓宽北碚的街道,填平街中间的臭水沟,整齐商铺门面、禁止当街凉晒衣物、喂放敝猪等等举措时,“许多老百姓便大骂特骂起来。说是: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又如卢作孚免费为农民的孩子种牛痘,这样的好事也遭到一些人的横加阻拦:“许多人都劝别的人切不要抱小孩子来点种。他说,哪有这样做好事的?他今天不问你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子要死了,他才问你要!”甚至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 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也对乡村建设故意刁难。

面对人们对乡建事业这个新生事物的怀疑、阻扰,卢作孚认为一定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 使大家在心理上先建设起一种美满的理想,并决心努力实现它。如 1929 年 3 月,他在峡防局作了《一个团体的理想》的演讲,他说:“理想是安慰人的,假如人没有理想,那就痛苦极了。”卢作孚的理想是“把峡区、四川、中国,以至世界变成怎么样的好,我们就照着这个理想去做,一直到死就完了。假若还生存一天,那我们还是要协同继续地努力,照着理想做下去”[24]。

卢作孚写《乡村建设》一文时,他主持的乡村建设才进行了 2 年多,但他仍然从乡建的意义、乡村在国家的重要地位以及从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的前景给人们“在心理上先建设起一种美满的理想”,使大家有理想、有信心去努力实现它。

七、结语

卢作孚《乡村建设》一文的文字不多,但却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关于乡村建设较全面、系统,且思想超前,见解新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篇雄文。体现了卢作孚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展现了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上的睿智和卓识远见。它不仅是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2003 年,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在其《卢作孚精神的时代认同》一文中提到一件发人深省的故事:她几年前替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申报了一个农业项目,在其项目规划报告书里,她附上了卢作孚写的《乡村建设》全文。她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为这份申报材料提供一点历史佐证。谁知当时农业部一位领导看完这套材料后,最感兴趣的却是卢作孚《乡村建设》一文,并感叹道:“想不到(上个世纪)30  年代就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想做的事!”[25]可见这篇文章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陈序经:《乡村建设的途径》,载余定邦等编《陈序经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1 页。

[2]参见马俊亚:《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载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3~270 页。

[3]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载余定邦等编《陈序经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8 页。

[4]徐亚明:《四川新建设之小三峡》,原载《复兴月刊》1935 年第 3 卷第 6~7 期合刊。

《卢作孚研究》2015 年第 1 期转载。

[5]熊亚平:《卢作孚是“乡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卢作孚研究》2013 年第 4 期。

 [6]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 1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02 页。

[7]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载璧山县档案局编《晏阳初与华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7 辑,2013 年印,第 3 页。

[8]郑大华:《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8 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173 页。

[10]《梁漱溟全集》第 2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2 页。

[11]卢作孚:《乡村建设》,载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7 页。以下凡引此文,皆不再注明出处。

[12]潘家恩、温铁军、何慧丽:《中国百年乡村建设:脉络梳理与现实启示》,《卢作孚研究》2015 年第 1 期。

[13]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载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 页。

[14]司马云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序》,载辛秋水《传统文化与(下转第 27 页)(上接第 11 页)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15]徐亚明:《四川新建设中之小三峡》,原载《复兴月刊》1935 年第 3 卷第 6~7 期合刊。《卢作孚研究》2015 年第 1 期转载。

[16]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 页。

[17]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余定邦等编:《陈序经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10 页。

[18]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梁漱溟全集》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9 页。

[19]黄立人等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0 页。

[20]黄立人等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1 页。

[21]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载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 页。

[22]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载余定邦等编《陈序经文集》,2004 年版,第117~118页。

[23]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载余定邦等编《陈序经文集》,2004 年版,第 112页。

[24]卢作孚:《一个团体的理想》,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 1 卷,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0 页。

[25]卢晓蓉:《卢作孚精神的时代认同》,载卢晓蓉《我的祖父卢作孚》,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7 页。

 

文章出处:首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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