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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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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乡村建设的中国道路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做百年乡村建设的总结,又正好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就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这一百年来去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研究农村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可以叫做乡村复兴。乡村建设,我们是沿用了以前的概念,但是,它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   

乡村建设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和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排斥性的。这和资本化有关,所以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而精英治理一定是精英俘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因此,实质性的不认同,就促使我们另外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而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大众民主任何成功的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这个小资的利益多元化是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

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着主流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因为自己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

所以,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说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应该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资本主义的旗帜不应该是被某一种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得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拉拉杂杂、蝇营狗苟的这一面,我们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

这个道理往往被知识生产者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感所难以接受,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我们脑袋后面没有光环,没有特殊于他人的地方,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包容,这个就是说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包括想让小资群体有意识规则,想让他们形成能自我组织、自我力量等等,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我先把这一点放在这儿,希望大家理解我下面所讲的内容。

先看看乡村建设前辈的说法,梁漱溟先生说,“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引起反应,自动地破坏乡村,殆十倍不止。

中国近百年乡村历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他们在上个世纪二三十代推动乡村改造或乡村建设的时候,所面临的环境比我们现在好不了多少,某种程度上说是更加复杂。因为那个时候对乡村的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现在认识到人对大自然心存谦卑之心,在主观和客观间接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止是筚路蓝缕之蹒跚,还是去意识形态化地去实现科学创新积累之前提。

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是把百年激进的意识形态如何适当做点反思,不要跟着这些东西走,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心存谦卑,面对自然,我们才有可能包容,才有可能改变要么就是规律主义,认为一切都在规律之中,要么就是认为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甚至说当代的科学哲学都是混沌主义。我们当然要借鉴这些科学哲学,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在当前的这个阶段被人们称之为崛起的这个阶段上,其实恰恰是今天的你我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我们重复着什么故事呢?

1929-1933年,西方发生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之所以相对而言不那么表现为两个危机,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秦始皇那个时代,2500年前我们就完成了今天欧洲人梦寐以求尚不能完成的大一统。于是乎,就有了一个庞大的亚洲大陆,它是个大陆型的国家,因此很多西方特别是欧洲人说,你们不应该叫国家,你们应该是大陆。事实如此,因此,中国可以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提出的两纵三横,现在是五纵七横,再进一步是一路一带,乃至于现在成立亚洲投资银行,都是把过剩化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大陆,甚至是中亚、西亚这一带的基本建设,这与当年的罗斯福新政相似,因此昨天的故事在今天重演。

罗斯福把自己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而后来的冷战意识形态把罗斯福新政称之为共产主义。冷战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到今天,就是对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批判,就是整个国家高度集中的能力把过剩的大生产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从我们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到现在15年的生产过剩期间,大约已经投进去了15—20万亿。台湾和韩国没有办法再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于是乎只能向大陆转移。大陆太大,吸纳了各种各样其他小经济体的生产过剩,这样,它可以维持15年。还有没有可能再维持下去呢?有,于是乎就是现在所提出的城市化,或者叫做城镇化,即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以人为的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的需求,这就是我们今天实际上的所谓发展战略。

问题是在于下一步,这个生产过剩在西方表现为因大危机而最终走向战争,二战最后把所有生产过剩国家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二战的胜利者是谁呢?恰恰是具有大陆的幅员辽阔优势的国家,那就是美国和苏联。因为他可以把大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所以这两个国家成为赢家,进而就变成了二战以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导致了所谓冷战秩序。这一系列的东西今天仍然被我们的整个思想理论界延续着,并且作为一种框框,很难突得过去。于是乎从冷战介入后冷战,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在后冷战又有了20多年的经验过程。

那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当你们强调知识生产的时候,有谁对这样一个历史的宏大变迁做一个基本的解释,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常识。麻烦就在于大多数人以为的那个知识生产其实是反智的,麻烦在于什么呢?即使你把这段时间用冷战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意识形态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往后呢?我们还能摸着石头过河吗?不能,因为前面是什么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而金融化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就是泡沫化,它是以“新三性”为生存特质的。基本东西是什么呢?流动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之间完成结算,它的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可以以毫秒计算,因此它的流动性的快速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无论你们怎么叫,都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因为它具有流动性,所以它可以短时间内集中性,就是流动性所派生的集中性和短期性。这就跟当年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们所提出的“老三性”,寄生性而导致腐朽性和垂死性是一致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到现在是理解不了什么是虚拟资本的。在今天这个社会上的“三性”变成了一个因虚拟资本的快速扩张而形成了一个像汪洋大海一样的所谓前方,你还能摸石头吗?没有石头了。如果说之前,我们走向生产过剩这个阶段,你最后摸到的那块石头还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之后呢?二战之后,因为二战把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打残了,大家把黄金白银送给美国,于是美国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黄金,他可以发行全球货币,你往前走那条路,中国要像美国一样走金融化吗?还是金融化所主导的全球化?我们跟得上吗,看看我们亚洲的邻国,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我们的兄弟台湾,哪个能走得进去?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看21世纪的方向,所以我说如何去激进化的看待我们的现代化,这仍然是一个大的话题,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承担知识生产责任的知识分子们,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亚洲,我们是一个原著民的地区,或者叫原著民大陆。为什么?因为空间距离太远,人家推进殖民化的时候,虽然到亚洲这里来了,但是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经济体、小国,比如说亚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宾一家,他被殖民化了400年。

日本是被打到了,但是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著民,韩国整个朝鲜半岛是百分之百的单一民族。中国尽管56个民族,但我们是原著民的大陆,包括印度、南亚次大陆之类都是原著民。你没有经过殖民化,怎么可以参照殖民化的经验来改造自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原著民人口不到5%,包括巴西、阿根廷等等,这些殖民化的大陆国家,原著民人口基本上被消灭完了,所以他才有现代的所谓制度。你再激进,能把原著民都送到太平洋里去吗?不仅不能,我们未来还得是15点几亿的原著民人口,到了那个顶点才能缓慢下降,但就是再下降,也降不到10亿以下。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这代人做梦,好不容易算到了梦醒时分,你们不要沿着我们的梦魇之路走下去了。如果我们真的都想像西方那样,先得说是不是打算从自己做起,先自裁,先把人口减少,然后就可以按照那个路走了。前面这个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现在,全球化怎么全球化,金融化怎么金融化?少数精英朋友们已经兜里装着绿卡,或者干脆把老婆、孩子全送出去,他们是裸商、裸官、裸教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送出去的,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因此在这百年的激进化过程中,有些不那么激进的人试图走一条另类的路。上一代人走了,我们这代人试图有所继承,有所扬弃,也有所发展。所以,我归纳一下,如果看我刚才讲的这个观点,1950年代以前,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完全没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坏的传统大陆国家,1950年以后中国是一个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或者三次独立战争,打出的结果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严重外部性的主权国家。

我最近会出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何深陷发展陷阱无法自拔的文章,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形成主权的时候是通过交易形成的。当交易形成主权的时候,就是交易主权外部性,是这个负外部性,就往往导致维持主权的经济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这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于是乎,这个负外部性就使维持主权的成本仍然是一个交易过程,当你自己不能支持所谓现代政体的时候,议会道路、总统制、国防军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等这些东西,这是高成本的,这套高成本不能支持就只能拿西方财政,所以大多数现在被作为案例的这些国家,三分之一以上财政是宗主国给的,不给就垮,给的条件就是听话,按我说的做。

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爬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他在形成主权的时候没有经过惨烈的革命,而中国这个大陆上恰恰经过惨烈的革命之后,形成的主权曾经一度是去外部性,现在当然慢慢在恢复外部性,这个另外再说。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看百年的乡村建设是伴生着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形成国家治理主权的条件以及这个条件变化的过程。

我们把它归纳为三次,早期的清末民初,也就是说清朝所形成的传统国家政权解体,而民国试图照搬西方国家政权尚不能成立的阶段,恰恰是礼崩乐坏,乡村社会是一片衰败。在这种情况下,有以实业救国,或者是以教育救国,或者是以科技救国,但是这些救国论基本上自上而下,主张平民化的乡村建设恰恰是自下而上。所以它今天被“中国复兴之路”的国家博物馆加了一个展板就是叫做“其他救国实践”,就是这些打算自下而上的。这部分我们把它编成了一个乡村建设的三次归纳。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遭逢乱世,而由乡村出面维护村级自治。村级自治本身是几千年的传统,主要是乡绅参与,现在我们叫乡贤了,这些东西1904年清末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起步。它兴于1920年代,那时候民国开始了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是兵匪一家,这都要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资源。那时候的农村过兵如过匪,大量的所谓乡土社会礼崩乐坏,实质上是不可能应对兵家的需求,于是乎就劣绅化,而劣绅把良民逼成刁民,一旦乡村治理的乡贤变成劣绅,这个东西就彻底破坏了。

这时候就有一批人利用当时的地方割据,形成了割据条件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一直到二战以后,华西实验区是最后一个被这些知识分子主导的实验区,这时候就结束了。早期乡村建设的主要骨干,梁漱溟没有被打成右派,但相当于右派。晏阳初流亡海外,在菲律宾创建IIRR(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卢作孚自杀、陶行知病逝;唯黄炎培幸免。当前阶段是中华职教社还在开展活动,其他的都有名无实了,比如像晏阳初研究会、梁漱溟研究会等,但只是勉强维持一些认同这些思想的人开展一些小活动。

第二次是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因为1950年实现了小农经济,跟今天大包干一样,这个分散社会是无力抗御任何资本的剥夺的,1953年中共中央讲的很清楚,我们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即1949年到1953年之间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年之后是国家资本主义,整个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期间,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的问题,因此国家主导形成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是一个必然。如果懂一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用这个东西做工具来分析,我们就可以这样归纳这段时间的历史。另外的理论也可以归纳出另外的脉络,无外乎就是我们借用西方的理论拿来做归纳,哪个对,哪个错,大可不必争,都不是科学,干吗要坚持呢?他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不过是借来做分析而已。

在这个期间,从52年开始,毛就在抓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无论是合作社还是流通体制建设,都跟早期乡村建设所主张的东西差不多,乡建派早在40年代就在做乡村建设,重庆在做,延安也在做。延安是共产党主导组织在做,重庆是晏阳初拿了美元在做,其实一样,无外乎就是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乡村良治。如果再往前30年代说,无论是晚期的自治,做的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以综合性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一个良治,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延续下来到50年代,乡村有可能实行良治吗?可能,因为民众已经被广泛动员,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全民实现动员的。

到这个年代,中国是妇女就业率全世界最高的,接近百分之百,我们现在的制度遗产使得我们今天妇女就业率仍然高达84%,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当年你们的奶奶们参加了识字班,这个识字班就是解放妇女的。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下来,你就知道当一个可以无偿得到财产的革命被大多数小资们都接受的时候,大家就都被动员起来了,至于这个革命过程中是否有血腥、有暴力,请问世界上哪个革命没有,难道美国南北战争不是有大量的奸淫掠夺、残害无辜,不都有吗?今天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当然我理解你们于心不忍,想用今天的你我去重解昨天的故事,这也算是一种解释,我也包容,希望大家同样的态度包容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从50年代形成的组织建设,一直延续到这个国家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什么时候完成的呢?70年代,当它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大生产,不再需要从农业提取积累的时候,农村又恢复了1980年的大包干,大包干的事和1950年是一样的。所以,毛和邓做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差别,毛1949年、1950年给农民分了一回地,邓1980年又给农民分了一回地,当然意识形态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但是纯从财产关系角度来说是一样的。

在这个之后,又恰恰形成了一次分散农民重新做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过程,这两个东西又变成了和50年代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那个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今天三大资本力量足够强大。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年你可以有庞大的官方力量推进,搞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今天我们打算自下而上的做就尤其困难,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老是微笑着,我说因为我面对的困难太多,只好微笑。

我们看我们这个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乃至于三大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我们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又面临全球过剩资本向资源经济、实体经济转嫁代价。这个转嫁代价就被我归纳为“成本转嫁率”的理论,它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往上加上这两个东西,它就基本上算是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思想传承。当然我们不敢太过。

总之,我们得看到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新秩序、新核心,这和沃勒斯坦所讲的早期工业资本阶段的核心是有差别的,金融资本阶段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锻炼成熟,并且形成了核心。就是去年(2013)10月份,西方六个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联合形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欧盟、瑞士,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所谓短期的流动性短缺,在没有其他国家来帮他背书的情况下,都会因流动性短时间的短缺而发生金融危机,现在所有国家的流动性都等同于我的流动性。

这个协定非常关键,然后就是以没有流动性短缺国家的利率来向我支付,意味着我完全可以随时烫平金融资本阶段因流动性资本短缺而发生的金融危机,这样新核心形成。在他之外的就是所谓半边缘,你认同我的普适价值的意识形态,按我的要求构建你的国家制度,那就是金融无边疆,我随时可以来,把你的资源产生的收益为我占有。这种条件下,你可以作为半边缘,或者半核心,取决于你实力的大小。剩下的不认同的像中国这样仍然构成金融高边疆的国家,用自己的本币来货币化你的资源资产,用自己的资本市场来资本化你的所谓产业经济的国家,你就一定被边缘化,如果你们成了,这世界就会没秩序,金融资本核心就会崩溃。所以,你们看到的所有美国大片其实背后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什么时候崩,只要你撑住了,他一定崩,麻烦就在于我们现在撑不住。

总之,告诉大家,只要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的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者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它是否就是今天西方给定的这套普适话语,我说不好。但总之,我们在试。

我们看当年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做的事情,我们05年开乡村建设会议的时候,比当年早期的人要多得多,我们现在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其中,200多所高校大概已经加入到支农活动的青年学生20多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动员形成的运动。我们继承的仍然是前辈的思想,晏阳初讲“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做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抛下一切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因为农夫眼镜是最大程度接受转嫁代价的那个群体。换上他们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们那个世界,成本是如何逐级、递次转嫁到乡土社会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被当年的陶行知早就批评过了。他说“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出路!”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不知道还适不适用,我们还是记得的好。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有的已经去世了,一位就是当年到高校去发动青年学生下乡的刘相波,因为不愿别人叫他老师,所以大家都叫他刘老石。他说青年是用来成长的,老师是用来牺牲的,他愿意做铺路石。在座的有梁漱溟乡研中心的人,他就是他的传人。我虽然仍然是微笑着在说他,但其实为失去这样一个助手感到非常沉重,但是我相信他也跟我一样,其实每天都是笑着的。

对第一次乡村建设的概括,从1904年到1949年大约有小半个世纪的乡村建设,其实当时只能做平民化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我们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承载全球危机转嫁成本,于是乎就越是如梁漱溟所说“他毁远远不如自毁”,越多的接受全球化成本转嫁,就越多的出现自毁。这个过程中间所做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往往大家眼泪多于欢笑,但那又有什么,千万不要庸俗的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历史。当年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虽然达不到当时的程度,但也算有点成绩了。

我们把当时在南通做的南通试验纳入到最早的乡村建设试验,这是一个完全在地化的实验过程,把所有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等等。因此,张骞早年的乡村实验区,相对来讲我们叫他县治成功。同理,卢作孚在重庆北碚镇所做的北碚实验区就叫镇治实验,梁漱溟在邹平做的叫村治实验,无外乎是县乡村三级治理实验。这都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因此我们现在能够拿到国家重大课题,就在于我们强调国家安全的基础,即乡土社会。

而整个大的乡建当年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29-33大危机对中国当时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黄金经建十年,民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十年发展过程,它其实造成两个东西,第一是原始资本积累,因为你不是西方国家,不能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于是乡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改变,这个我在90年代的文章中就介绍过了。为什么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而不是一般的地主,这个道理今天恐怕很难被大家接受,但是它是一个有数据支撑的体系。主要是从乡村社会提取积累,于是乎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29-33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中国发生白银危机,导致民国政府当年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改行纸币制,即法币。于是从这个时候出现了民国金融危机,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全部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民国年间一直出现通货膨胀,一直膨胀到1948年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中国财政金融垮台,因此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改革到48年彻底失败。所以,军队没有军饷,不再打仗,于是乎摧枯拉朽一般的被游击队方式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共产党夺取政权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怎么化解危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的是大危机,大危机导致政权不能存在。革命产生的政权是短命的,其原因在于他面对经济危机无力化解。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要什么,分地,那好了,于是88%的农民人口接近90%回家了,新建立的新中国政权不用再管100%的中国人,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80%、90%的农民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就成,9个人养活一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这个观点恐怕也挑战性大了一点。

而29-33大危机转移成民国的经济危机,导致民国所谓当年我们想象的完全民营化的工业化、城市化最终走向了失败。这个现代化的努力,清末当时是洋务运动失败,民国是民营经济失败,最后才转向四大家族,借战争之机等,这些被我们批成了另外一个解释,当然那个解释对。我们自己看,其实这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才有了这么多人因不忍,其实无外乎就是一种妇人之仁,今天被当成女性主义的那股思潮,早期的中国乡建知识分子早就是女性主义了,当然大家愿意把他们当作前辈,我希望各位女性主义者有点考虑。

我们知道,翟城村是1904年最早的乡建村,是乡绅父子在礼崩乐坏、劣绅遍地的条件下试图恢复良绅自治。他有条件,为什么呢?它的幅员面积广,当然是2000人的村,现在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5000人的村在西方就相当于城市。所以他实现的是2000人范围的在地化自治,我们把这个作为他的起步。所以说清末的现代化,太平天国事变中开始接受“器物说”,随后地方实力派洋务运动兴起,庚子事变前清廷接受“制度说”,其后中央政府进行全面改制。清末其实已经起了一波现代化高潮,只不过失败了。

接着进入民国早期,在这个变化阶段出现的是早期的乡村建设,接着我们再看民国早期,其实有一批政府官员甚至是高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回乡做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第一个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他的秘书孙发绪,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于是在整个定县去推广。在民国之初第三个年头(1914年),定县就成了村治模范县。接着大家看孙中山的秘书黄展云,他是国民党的福建省委书记,辞官不做,到福建长乐的营前村,去做模范村。他的做法跟张骞一样,无外乎是把营前村村域范围内形成的所有收益用于本地的社会开支,非常稳定,但他被人构陷,结果就把他的权力剥夺了。

接着是冯玉祥的副官在河南信阳创办村治实验区,相对来说也比较成功,因为那个地方是三不管区域,土匪横行,它能实现村里自治就很不错了,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的势力,最后被暗杀了。韩复渠当时是背叛冯玉祥,投了蒋介石,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治理山东用的是梁漱溟从皖西拿来的经验,发展为邹平实验区。民国早期政府以善治为目的推行的、特定条件下的村治实验都是以乡村的在地化治理为主要内容。

接着我们看乡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梁漱溟当年所做的事情,今天看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块,这个事梁漱溟在30年代早就干了,就是他当年的合属办公,整个县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到一间屋子里办公,别让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门。他的所谓村治试验的成果,他跟毛泽东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到底如何建国,维持这样一个并非西方阶级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当年他们就谈过。所以我们很难说毛泽东完全是按照你们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西方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操作,很大程度上这些交流都是有用的。我们再看当时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当年卢作孚在北碚办学校,组织民团中的学生去锻炼体魄,让学生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去劳动,这些事情在当年都已经广泛开展了。

接着我们看中国工业化,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因为朝鲜战争,苏联人把重工业、装备工业转移到中国。中国突然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那个年代,为了方便的从农村占有剩余,就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当代的改革叫做去组织化,而50年代的改革叫做农民的组织化,直到高度集体化的这种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的从农村提取剩余。所以,你们怎么解释经济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当时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毛和梁在这个问题上有对立,但是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碾成一股绳子般的协调。1950年,毛当时让梁漱溟到四川去观摩土改,梁去了后大喜过望,因为它认为当年他们做的事情都正在做,梁当时是拥护毛的土改政策,他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过大的剩余贡献上,跟毛发生了冲突。但是在此之前,在土改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

民国和新中国这两个不同的原始积累阶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50年以后,他完成了工业化最难过的那关,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我们看这个阶段也是靠四次外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资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严重外债,要么就不还,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要么你还,就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中国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每次外债都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都向农村转嫁,进而导致三次上山下乡,把不能就业的年轻人送到农村去(我是第二批,1968年下乡的)。算下来,这三次上山下乡,我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我们当时叫待业青年,总数是4000万,历史惊人的相似,毛时代有4000万知识青年下乡,邓时代一开始就是4000万人待业,其实就是失业。这个世界上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挑出来,可曾有4000万人失业?我们有。接着就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也叫待业。

我有本书叫做《八次危机》,是去年出版的,把中国从1950年以来,60年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八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我的有关文章现在已经被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人们开始理解了,闹了半天,它并不特殊,它只是一个因大量引入了外资,而不得不还债,而还债引发赤字,赤字引发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引发不能就业,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而转嫁给了其他。这就是中国所谓成功的秘密,并无其他。无他,但转移尔。

当代1950年到1980年,几乎每一任领导上台,都会遭遇到一次金融危机。只不过被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们把它解释成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也对,到处莺歌燕舞。实际上我觉得你能渡过危机本身就是可贵的世界经验,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值得拿到世界上去自豪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也觉得奇怪。每一次波动,我们看都是类似的。我们来解释这个,每一个领导人都会遭遇到一次波动,但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工业化了,所以你可以用大生产形成的资本投资能力来解决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的是中国城市工业如何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这些书上都有,大家有兴趣把八次危机找来看看,全都有,这就不多解释了。

我们讲讲建国以后第二次乡建的内容,我们说1980年邓小平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今天你们看到的有关农发组的故事其实就是当年如何做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当然,大部分人纳入主流之后,就不再讲这个真实的故事了,变成了一个如何附和我们现在到处莺歌燕舞的说法。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世界银行介入了中国农村改革,这些事情我是参与者,因为我当时是世界银行代表团的翻译兼中国项目组的成员,我负责监测和评估,我们的做法就是用西方的方法来支撑西方的说法,最后基本上都糊弄过去了,那就成功了。所以,中国的世界银行项目是在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因为我们的数据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后来再做这套玩意的时候驾轻就熟,核心就是组织、制度创新。1988年我们做试验区的时候,就是把前辈的资料,梁漱溟等,复制过来,放在我们资料库里面,准备我们做不动的时候做比较,那一波乡村建设是很清楚的。具体的试验进程如何如何,今天大家热议的很多问题我们都讨论过了,也都试验过了,经验教训都是清楚的,是不是大家接受,另外再说。

接着讲新世纪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的乡村建设,2001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年,对我们的同胞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同一个半天相隔一个茶歇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我们从这一年开始,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这个乡村建设今天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大家可以看,这都是一些LOGO,大家都认同我们叫做大乡建,尽管每个单位都是独立注册的。我们说我们搭建了一个四无平台,没有领导班子,谁是领导,不知道,我不是,没有上级组织,没有人固定做筹资,我们也没有纪律约束,进退自由,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刚才为什么讲大众民主,你要所有这些东西都有的话,你会自觉不自觉的走向精英专政,都没有,你才有可能大众自由参加,真正的自由在我们这儿。

接下来,我们说我们倡导大众民主,我们讲究多元文化,讲究包容不争,我从来不说谁对谁错,我很多同事说就因为你这样不说事情对错,才搞得大家议论纷纷,长期不决,我说哪个小资内心中总有点灯红酒绿,难免。然后就是道法大同,因为你总有点向善的理念,于是道法大同就是我们的里面了,这样看它就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

我们现在开展乡建主要有五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接下来就是城乡良性互动,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接着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再有就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下乡支农,最后一个是如何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时我们在村里面开国际会议,在村里面办学校,如何发动农民,其实这个又跟我们前辈做的乡村建设一样,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我们下乡来要搞农民运动,结果我们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马上见到眼前的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搞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面搞的时候,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我们叫做文化建设,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组织了方方面面农民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像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而不是上来就搞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也是搞有机农业和志愿者先来发动。

我们也在做生态建筑,是台湾的建筑师帮我们在村里的乡村建设学院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就有一套立体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的全生态乡村建设学院,我们的农业是六位一体的,生态厕所转化排泄物,生态大棚,大棚里面养猪种菜,我们挖了土,堆成山,山上种果树,池塘养鱼,还有菜地,旁边就是生态建筑,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现代建材的,它是石料、木料和夯土形成的建筑,这些生态建筑冬暖夏凉,右边是生态礼堂,是个半地下的,冬天不用生火,夏天不用空调,冬天盖上点稻草就保暖了。这样,我们在农村完成了这样一个全生态的系统,以形成对农民和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做培训的教材的可视性。

这些东西后来非常幸运,都变成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了,我们现在讲生态文明,讲生态化的发展,讲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做了十几年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至于怎么帮助大家来熟悉这套东西,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和经验归纳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基本上已经发表了。谢谢大家!


文章出处:载于“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2017-04-19;本文刊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人间出版社,2016年),是温铁军教授在2014年人间思想论坛上的发言。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6_C4LPSlFQfwLEJGOC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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