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费达生；合作组织；耕织经济；巨型资本

摘 要：20世纪 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 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 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 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 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1913-1920 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 320.71%；1927-1929 年这一差价也有 242.47%[2](P 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 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另一方面又因幼女在络丝、摇纡、牵经等家庭手工业中非常有用，女孩竟又成了从育婴堂被收养的热门人选[3](P 182)。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18 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半殖民地的生产资源和大量倾销棉布等商品为开端的，同时也引起被殖民国家人民的抵抗，而在各种各样的抵抗中，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又构成抵抗殖民经济侵略的一部分。马克思在1859 年所写的《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只是英国人“凭借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马克思同时还说，“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4](PP 604-605)。也就是说，千千万万坚持耕织结合的中国农村妇女，在抵抗外来资本和商品入侵方面是成功的。但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清政府完全丧失了阻抗功能，曾经顽强抵抗的耕织经济也在逐步趋于瓦解。但是抵抗从未停止，无论是中国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还是幼稚孱弱的民族资本艰难推动的工业化，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和分析在一波波抵抗浪潮中，在20世纪20-40 年代，一个由妇女领导、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蚕丝生产合作社运动，是如何在平等、民主、自主、自助的合作主义理想指导下与巨型资本进行生死抗争的。

她从束缚女性的旧社会里脱颖而出，以蚕业指导员的身份培养出不少后辈，她打破了当时传统的蚕丝业行业结构，办成了许多合作社；还办成若干个新式蚕种制造场和制丝工厂……[5](P 1)——[日]池田宪司

日本中国蚕丝史研究者池田宪司所说的她，即素被称为“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百度百科给费达生的评价为：蚕丝专家，一生从事蚕桑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于 20世纪 20 年代即深入农村，组织蚕丝合作社，改进养蚕制丝技术。的费达生(1903-2005)。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她，确实无愧于蚕丝专家的盛名，但这远远未能展显费达生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贡献，因此，笔者曾专门撰文以还原“一个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一个为实现本土工业化的不懈试验者、一个现代性的另类探索者”的费达生[6](P 31)，同时也通过研究指出，她和她的女性团队还在蚕丝界创造了一个女性以专业技术、管理者身份与现代性相勾连的传奇，并部分改写了技术领域中男性精英占绝对主导的性别版图[7](P 171)。而在池田宪司对她的评价中，“办成许多合作社”亦是费达生的另一重要成就，费达生之于合作运动的贡献，亦如她的胞弟、社会学家费孝通所称，实乃“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8](P 4)。但因种种原因，有关她在组织妇女生产合作社方面的成就，还尚未在既往中国合作运动研究中得到足够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在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合作运动风云中，费达生和她的同仁们所走的合作之路相当得与众不同，不仅是她的生产合作先于其他以消费、信贷合作为开端的合作运动，而且这是以女性主导组织、以广大农村劳动妇女为主要力量的生产合作运动。本文将对费达生的合作运动在实践层面做一概述的基础上，梳理她的合作思想的脉络，探讨她与资本之间的博弈以及对其垄断性的对抗。

二、一场妇女主导的妇女蚕丝合作运动 

因为有关 20 年代末到 1937 年费达生如何在江南蚕桑地区通过合作组织形式推动蚕丝革命，笔者在之前论文中已有涉及[6](PP 31-35)，所以在此只做简要概述。 

(一)始于“养蚕改进社”的初级合作

这场蚕丝业的生产合作运动是从组织妇女养蚕互助合作开始的。1924 年，费达生所在的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蚕校)为推动蚕丝业的土种革命和土丝改良成立了推广部送技术下乡，应积极推动蚕丝改革的村小学校长、开明绅士陈杏荪之邀进入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女蚕校推广部从部长到职员清一色是年轻女性，她们第一年只组织起21 家的养蚕合作组织——“蚕丝改进社”。陈杏荪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一合作组织发起的过程：“……杏荪即召集育蚕历年失败之蚕户 20 家，连杏荪计二十一家，于十三年春，即由推广部费达生等从事二十一家蚕室消毒、蚕具消毒、共同暖种*所谓暖种，也叫催青，即以一定温度帮助蚕卵孵化为“蚁蚕”，以往民间妇女多以将蚕种用布包了缠在腰间怀中或用其他方式加温，蚕种孵化参差不齐，孵化率低。、稚蚕共育*稚蚕共育，即在蚕幼龄前由参加合作的蚕户每家出一个女孩，在推广部指导员指导下集体养蚕。、养蚕示范以及传习养蚕”[9](PP 43-45)。“蚕丝改进社”相当于生产互助组，是一种初级合作形式。参加合作的蚕户借小学校建一公共蚕室，由每家派出一个女孩在幼蚕期集体饲养、轮流值班，桑叶各户自带。因为历年蚕病猖獗对蚕业危害甚大， 以往蚕农除了求神拜仙别无他法*笔者对该村老年妇女的访谈中了解到蚕户所拜各种蚕神，除了大家都拜的蚕花娘娘，有的还会“请蚕猫”，以防蚕室鼠害。，改进社使用了女蚕校研发的抗病高产新蚕种*农民称之为“洋蚕种”。，通过蚕室蚕具共同消毒、统一加温孵化蚁蚕，推广部指导员们全程观察和记录幼蚕的生长情况，及时给予科学技术指导，待把蚕养到三龄后，就把自家的蚕领回去自养。不要小看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这对以往小家庭经营养蚕的生产方式无异于是一场变革。因养蚕风险巨大，一旦失败，就有缕丝无收、倾家荡产的可能，且蚕病极易传染蔓延，蚕户之间不要说合作，养蚕关键时期彼此都互不往来，整个村庄不走亲戚不串门，不待外客，连说话都要低声，生怕惊扰了“蚕花娘娘”。养蚕的技艺则是由母女之间代代相传*笔者所访问的一个 89 岁老年妇女，因为出嫁早，未及学好养蚕技术，她出嫁后母亲就经常过来给她“补课”、指导。， 蚕种由各家土种繁育，女儿出嫁时母亲会送她一张蚕种做陪嫁，嫁入夫家第一季蚕养得好坏，是对新娘子的重大考验，养不成功甚至会被视为败家星，从此在婆家地位低下。此间蚕农对新法新种普遍持怀疑态度，因此，开弦弓村第一个互助组之所以成立，除了村长陈杏荪带头，还因参加者都是历年养蚕失败、深陷困境的蚕户，除了尝试合作生产新法育蚕别无出路。互助合作，亦属弱者的一种自救行为。

因为这一年“二十一家育蚕成绩极佳”[9](P 43)，第二年开弦弓村蚕丝改进社就由一个发展成五个，第一年参加改进社的女孩们都成了教授科学育蚕的“小先生”。村民们参加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逐年高涨，共育蚕室不断增多，合作内容除了共同饲育，还向结茧后的共同烘茧、共同销售等方面延伸。 

与此同时，由女蚕校建立的技术指导站+蚕户合作的模式也在太湖流域迅速推广开来，到 20 年代末已经走上系统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轨道。1930-1933 年，仅女蚕校推广部在苏州、江阴、吴江、武进等地就建立起 51 所指导所，指导了 634 村 8357 户蚕农。“初办时，先以集体组织入手，称蚕业改进社……后组织之风渐盛，依其事业性质成立各种合作社或合作联合社。”[10](P 38) 

(二)协力组建中国第一个村级股份制工业合作社

1929 年，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建立了第一个以村级股份制形式运作的生丝生产运销合作社，因开村办合作企业之先河而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史，也因费孝通 1936 年写出脍炙人口的《江村经济》一书用专门一章加以介绍而闻名中外。对“第一社”进行专门研究者众，故笔者不再赘述过程和意义。这个合作社是开弦弓村村民自主建立的，当然费达生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如陈杏荪撰文所称：郑紫卿*郑紫卿即郑辟疆，字紫卿， 女蚕校校长，著名蚕业教育家，指导和支持费达生的一系列改革实践，是她的导师，也是伴侣。和费达生对该社之诞生的作用犹如“慈母”[9](P 44)。尽管女蚕校推广部每年都在推广合作，力求从小单位的合作以达到大规模育蚕合作社的目的，“但是育蚕根本是一种农业，所以合作程度是很有限”，这个“第一社”的规模虽小，但其性质却如费达生所界定的，是个“合作制的工业单位”[11](P 18)。在这里笔者要对它的组织规则及确立特别加以介绍。 

费达生在《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中对合作制工业组织如何体现合作原则做了详细阐述，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试验，有可能“展开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序幕”，即一方面是要试验出一个“普通农村所能维持作为生产机关的现代丝厂的单位”来，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实验建立起一套“体现合理分配社会理想之组织”。因此 1928 年在筹备蒸汽推动设备等问题的同时，创始人们就开始“规定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会的章程”[12](P 14)。 

开弦弓村有 400 多户农民参加生丝精制运销生产合作社，社员大会、社务委员会是该社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9](P 45)，理事会和监事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 章程第十条第八项规定“社务委员不得以私人名义代表本社”，其目的就是“防止垄断把持乃至舞弊等情事发生”[13](P 3)。 

国民政府中央合作研究班 1930 年实地考察该社后曾发表报告，盛赞该社为“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文中道：“本省合作事业，尚属萌芽时期，现有各种合作社，不过初具规模，成绩不甚显著，而其种类，多偏于信用合作社。欲求一优良之生产运销合作社，诚为难见，只有开弦弓乡之生丝精制合作社，份子健全，组织完密……匪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14] 

(三)建立现代合作形式的代缫丝制

在开弦弓村办生丝生产运销合作社经历 9 年沉浮起落的过程中，费达生深感一个村组成的合作社“规模过小”，有信用不足难以获得长期低息贷款、没有资本支撑技术改革、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等局限，她一心想要找到一种新的合作组织形式，一方面“使丝业能安定在农村”让农民受益，另一方面实行农民本位的分配原则，使农民免受资本层层盘剥压榨[11](P 21)。因此，她设想以农村蚕业合作为基础，在农村养蚕合作社集中的地点建立一个连接城乡、耦合农工业，且能整合生产—销售的“大系统”。于是她创造了一种“代缫制”的经济组织形式。所谓“代缫”，就是建立一个“脱离商业牵制”的非营利性制丝机构，与周边养蚕合作社订立合同，代合作社烘茧、缫丝，收取相应费用，“所得价值，除缫丝费用外，全部归农民所得”。代缫制的意义不仅可减少茧商从中盘剥的环节，而且在农业原材料(蚕茧)和加工业之间的合作分配制方面作出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以保证在“利益分配原则仍以农民为本位”的前提下，企业亦可获得优质原材料，降低成本，改良生丝品质，提高产品竞争力。费达生强调“这些分配制度并不是从别处照搬来的，而是和群众一起从实践中自己创立的”[11](P 21)。费达生是一个心中有大格局的人， 有关代缫丝制她还有更宏大的发展规划：“选择一已有育蚕合作基础的较大区域，成立规模较大(200 车左右)的生丝代缫所。应用最新式的机械和装备，使其成为模范丝厂，再在农村集中点建立 50-100 车左右的代缫分所，在组织上中心代缫所和代缫分所相通，在国家负责和监督下，成为一个大系统。使农民能够得到分工合作的利益。”[15]从 1930 年始到 1937 年底，费达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租赁、改造、新建等方式，亲手组建了玉祁、平望、震泽三个代缫丝所，并兼任三所经理，不辞劳苦地往返奔波于三所之间。 

(四)乐山实验区时代的妇女合作运动

1937 年，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占领了江南大片领土，费达生苦心经营的 3 个代缫丝所都被战火夷为平地，“心在滴着血”的费达生来到大后方，接受了俞庆棠先生*俞庆棠，著名女教育家，此间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组负责人，曾亲自带领毛仲英、邓裕志等到四川各地考察选定妇女生产实验区。的邀请，通过建立实验区的方式来组织四川妇女发展蚕丝事业。当时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组在四川组织有纺织和蚕丝两大生产实验区，蚕丝实验区经费达生等亲自勘察，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洽商决定划乐山、青神、眉山、峨嵋、井研、犍为、夹江七县为川南蚕丝实验区，由费达生任实验区主任。如果说建立棉纺织实验区主要是为了打破日寇对中国经济上的封锁，为军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而蚕桑实验区则还要承担增加对外贸易以换取外汇的重担。 

费达生主导的前两个阶段的蚕丝生产合作运动，尽管无论从组织领导到生产都是妇女主导、妇女参与的，但并未明确提出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合作运动，而在乐山蚕桑实验区时期，就是旗帜鲜明地以妇女组织的名义、以妇女为骨干推动的生产合作运动，“以改善农民生活，复兴农村”[16](P 6)。

但那时的四川蚕桑业可说是遍地沉屙，不要说合作养蚕，农家还在广泛使用江浙皖地区早在 30 年代初就已淘汰了的土种，养蚕技术落后，蚕白僵病流行，仅有的几个丝厂都已倒闭……且地方势力割据，地方政府对蚕丝的“统制”政策严重制约了蚕丝业的发展……“重做馒头重发酵”，一切要从头开始，但又从何做起？费达生和生产组的同仁认定：“改良蚕种和育蚕、制丝、丝织等技术，从指导合作经营做起。”[17](P 63)“必须增加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因为只有合作社的方式，才能把散沙一般的农民组织起来。”[16](P 6)

依旧是实行由指导所提供指导技术和合作组织的模式，“在乐山实验区每县置立几个指导所，指导员常年驻守”，但由于川南多山，交通闭塞，荒僻小村人户分散，实验区要求每一个中心指导所指导范围覆盖东西南北各十里，总共四十里方圆，对过于偏僻的山区则要求每个令期(俗称蚕眠)至少去巡回指导一至两次。因此要培训一支妇女技术骨干队伍，这些蚕丝指导员“必须具备吃苦和耐心的条件”，因为她们“每天早晚都在路上奔波”。由于“过度贫瘠和沉重的生活负累”，川南农村妇女很少识字，1938 年秋始，实验区就在各县招收有高小程度的农家妇女培训 3 个月，实习 3 次，到 1940 年 1 月已累计培训 717 人，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指导员队伍[18](P 16)，“指导了上万妇女”，在 7个县做到了“共同催青、稚蚕共育”[19](P 34)，与此同时，实验区对作为合作社主力的农村养蚕妇女进行培训，每年分区在每个指导所举办一个月的短期蚕户培训班，招收“就地蚕户妇女”[18](P 16)，有了妇女骨干做基础，到 1944 年，乐山实验区的覆盖面已从原规划的乐山、峨眉等 7 县扩展到洪雅、丹棱、仁寿等 11 个县，并从中国银行贷款 1500 万，成立了 17 个蚕丝合作社，覆盖 4.99 万户蚕农，有社员 5105 人，并改造经营了 10 处工厂[19](P 33)。合作社表现出模范、示范的社会意义，用费达生所概括的“因为有模范在旁， 也促使某些部分的黑暗与污浊不能不有所收敛”[20](P 11)。 

三、费达生合作主义思想的由来及演进 

(一)只有合作组织能够帮助穷人：从民本、道义到“合作主义”

费达生最初的合作思想，是出于她素朴的民本思想和对公平道义的追求。1924 年她初到农村去推广养蚕新技术，亲睹农户因蚕茧歉收被逼债而家破人亡的悲惨情形[21](P 39)。十多年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还难忘这悲惨情景对她产生的强烈冲击——“第一次看到农民生活的苦况，我决定了从事蚕丝业来改进农村经济”[20](P 13)，那时产生的志向是素朴的，而“稚蚕共育”等作为合作制度的实验，最初也仅仅是出于技术上方便的考虑，在帮助农民使用新技术获得蚕茧丰产后，于费达生看来“由茧成丝这一节所获得的利益， 本应仍旧回到农民手中”，是天经地义般的道义，而现实让她看到的却是茧行*茧行乃丝厂在产茧地收茧、烘茧的中介场所，按照《大清律》，茧行是牙行的一种，为买卖之中间商，以赚取佣金牟利。对牙行的注释摘译自[日]《清国蚕丝业之一斑》，转引自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9 页。利用鲜茧存放时间短暂的特点任意压价欺诈蚕农，高利贷者也一拥而上夺走蚕农手上的第一把丝[21](P 118)，她深感农民所遇到的问题既“是技术上的，也是生产上的和分配制度问题”，或者更重要的是后者，“农民辛苦了一年，劳动的结果却给了茧商以至于丝商，不很费力而获得大利，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公平”[11](P 18)。因此，1925 年女蚕校蚕业指导所开始在蚕农中提倡“鲜茧共售”，将合作推进到销售环节。尽管被触动了利益的茧行使出种种招数进行破坏，但终因农民“已经清楚认识到合作生产和销售能最大限度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而显示出集体的力量，也因合作社的蚕茧质量逐年提高，使得蚕丝商人最终不得不争相购买“社茧”[10](P 41)，费达生也从推进合作的实践中意识到，只有合作组织才能帮助穷人。 

在女蚕校推广部的推动下，养蚕的生产合作经过稚蚕共育向共同干茧、蚕茧共售延伸……各个环节都实现了由分散到有组织合作生产的演进过程[10](PP 39-40)，这既是合作从初级向更高一级的合作形态的演进，也是费达生心灵的演变史。她不仅要考虑技术和一般组织结构问题，还开始经常思考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她不认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就可以忽视价值问题，她说：“我绝对认为，社会工作的人不能一天不注意社会价值的问题。深信一个为社会服务的人，至少一方面要有一种社会价值的鉴别力。”[12](P 13)费孝通特别推崇这个姐姐：“二十年来不但在技术上把中国的生丝(品质)提高了，而且她在实验怎样可以使中国现代工业能最有效用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23](P 107)而费达生则并不满足于此，她说：“我们工作的意义绝不是限于使农民增加一些金钱上的利益。它应该指向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11](P 23)追求公平的“道义经济”*在这里笔者借用了 J.C. 斯科特的“道义经济”的概念，在斯科特那里，道义经济指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前言。笔者在这里借用道义经济，说明费达生追求的是超越经济效益标准的公平价值。可以说是费达生推动合作运动的强大原动力，这个公平的社会组织她认为就是合作社。她指出，“合作社最重要的性质，就是一切生产器具由参加工作的农民所有， 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权力，由合作员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员公平分配”，“我们要借助这一种制度，使每一滴农民的血汗，成为养他自己生命和幸福的养料”[11](P 19)。

(二)发展合作经济的目标：改善农民生活和抵抗国际资本对中国蚕丝业的挤压

费达生发展蚕丝合作社的具体目标有二：第一，通过合作组织改善农民生活。“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蚕丝是江浙一带农民的生命线。生丝商品经济的活跃曾推动了清末民初震泽附近农村缫丝手工业和摇经业的发展，该两业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业， 因此制丝合作是“救济蚕丝及我国社会经济之根本办法”[23](P 58)，体现了费达生一贯的农本、民本的思想。 

第二，对国际资本殖民化中国进行抵抗。在国际资本大肆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扩张之下，往日作为丝绸出口大国的中国已沦为单一的生丝供应者，靠出口原料维持对外贸易——中国实际已被置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末端，随时可能接受国际资本转嫁的危机。更致命的是，由于制丝技术的落后，中国出口的生丝难以达到大机器生产对原料的标准化要求，生丝供应大国的地位也渐被采用更先进制丝技术的日本所取代。20 世纪初，中国的生丝出口还占到 41.5%，日本占 20.7%，不及中国的一半；此后每况愈下，到 1914 年日本出口生丝已占 44.5%，超过中国的 26.0%[24](P 209)；1926 年时中国出口美国的生丝已仅及日本的 1/4*资料源自《工商半月刊》1929 年第 1 卷第 19 号。；到 1936 年，日丝在输往美国的生丝中已占到 97%的比份，而华丝仅占 1.90%，“殆成穷途末路之势”*数据源自顾亦亭、朱堉：《华丝对外贸易之趋势》，《江苏建设月刊》1936 年第 3 卷第 3 期。。 

费达生对这一岌岌可危的形势有极为清醒的意识：“市场的衰落，往往把工业的末梢加以淘汰。不幸的是我们中国正处于这个末梢。”[11](P 14)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发展合作经济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而是一场生死之战，最直接的对手就是“逐步侵夺我国利权”、欲在经济战场也要置中国于死地的日本，所以在她的文章中不止一次说到，要找到使丝业的技术和组织能比得上日本的路径，“可使丝业有一天能和日本做殊死的竞争”[11](P 21)，“复兴我们的丝业，繁荣我们的农村，把淘汰减止的运命交付给我们的仇敌去承当”[11](P 17)，即使经济危机带来生丝市场的萎缩，即使“丝业已是中国一注赔本的生意，亦是很可置日本死命的一着”[12](P 14)。在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费达生相信：“中国要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社是可能的生路。”[12](P 15)因此， 合作社提高生丝的质量，以打入国际生丝市场，乃抵抗外辱的“经济战争”的一部分。开弦弓村的合作社和玉祁代缫丝所，都在她的指导下创造了足以进入高端市场的名牌*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生产出优质生丝，以“金蜂牌”为商标，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参见开弦弓村志编写组：《开弦弓村村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29 页。玉祁制丝所所生产的金锚牌生丝在国内外市场上都获得了好评。参见费达生：《推行制丝新技术、创办玉祁制丝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县文史资料》，1987 年 9 月，第 48-49 页。。而在乐山实验区时代，她亦坚持“从指导合作经营做起，达到生丝出口的目标”[18](P 63)。 

(三)从朴素的合作主义到成熟的合作思想框架

费达生在合作生产推进的过程中，其合作思想也从质朴的合作主义逐步发展到有较为成熟的合作主义理论和组织架构的规划。

费达生 1936 年在江苏省蚕业讲习会的讲演录《养蚕合作》[26](PP 91-98)是她对生产合作组织阐述最为系统的一篇文章，对合作运动的思想精髓、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宗旨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路径，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构想。 

在这篇讲演录里，她概述合作组织：“即是多数人团结起来，为解救自己的痛苦， 谋自己的幸福起见，以经济事业为范围或手段，以平等为原则，以人为标准，以民主为精神而形成一种自治制度。”[26](P 92)她强调全世界的合作组织都遵循一种原则，就是“打倒利润的目的，而以社会服务为目的”[26](P 91)。 

合作社如何组织？以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来？费达生阐发了社员主体和民主组织的原则：“合作社之发起完全在乎社员，社员为合作社最重要的因素”，合作社的最大特色即“社员的权利绝对平等”，绝对“不以资本为标准来决定社员的权利”——“每一社员，只有一表决权，不论他的股份多少”，所以合作社可杜绝少数人垄断把持的弊病， 充分表现“真正的民主精神”[26](PP 93-94)。 

从费达生讲演稿后所注的两本参考书——温崇信译的《什么是合作》*原注温崇信所译的原作者和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仅有民国旧书当代黑白影印本。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重新刊印，温崇信所译《什么是合作》作者是韦拔斯(Warbasse，J.P.)。、侯哲葊著述的《农村合作运动》*黎明书局出版的侯哲葊《农村合作运动》是著述，不是译著，出版时间应为 1931 年，原注缺。[26](P 98)，也许能帮我们寻踪其合作思想的部分理论来源。显然，她所强调的合作社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体现经济民主的一人一票制，都受到 19 世纪起源于英国的罗虚代尔原则(The Rochdale Principle)*1844 年 12 月 24 日，由 28 名英国纺织工人组织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现代合作运动开始”。1895 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罗虚代尔原则”，在其后的 100 年间，经过多次修改(如将一人一票改为一人多票)，但“罗虚代尔原则”仍是世界各国合作社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影响，那么，费达生在传承这些思想和原则之外有无自己的创见呢？她一方面将合作社的一般原则用于中国农村，提出“以多数之养蚕人家，团结起来，以平等组织，谋养蚕经济上诸问题的解决”“谋各种养蚕者的共同福利”的养蚕合作的系统框架，另一方面，她特别阐述了合作组织与资本、合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应是来自她从合作运动实践中得到的深切体会。 

“合作运动是根据于有组织的消费者的自由同意，运用资本主义的机器，不以利润为目的，而以服务为目的”，“这种社会服务平常是由政府经营的或由利润营业负责的， 合作社完全替代他们的工作”[26](P 91)。概言之，第一，合作社是反利润主义的；第二，这种利用资本但又节制资本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本来应是政府和盈利企业所承担的，现在要由合作社来担当了。此外，她还论述了实行股份制的合作社，如何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问题。正如有研究所揭示的，民国时期的合作化运动总体出现了“中农化”趋向[27](P 75)， 甚至在某些村落中合作运动被“新权贵”即土豪劣绅等强势阶层所把持、利用”[28](P 131)。开弦弓村的生丝产销合作社有关社员资格中有一条即“饲育本社规定品种……通常年度至少有八十斤者”[13](P 3)，实际上强调了须为养蚕者的劳动者身份。其次，费达生在讲演中强调，为“防止贫苦农民无法享受合作的好处”，农村蚕业合作社“股份面额极小(2-5 元)”*开弦弓村制丝运销合作社每股 20 元，但可分 5 年缴。，且社员的股份只能转让， 不得买卖，以“防止不劳而获”。费达生强调，如果不能坚持这些原则，合作社就与资本牟利的公司没有区别了[26](PP 94-95)。民国初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种改造中国的主张纷纷登场，合作主义思潮也在此时被介绍进中国，合作主义思想比较杂驳，各种主义并存，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合作主义早期是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进行介绍传播，但面对中国当时严峻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多数合作主义者们不得不放弃在中国建立合作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转而主张将合作社作为救济社会经济危机的工具[29](P 143)。费达生的蚕丝合作运动虽然未超越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通过农民合作运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当属合作主义中较激进的一支。 

四、以合作社运动抗拒巨型资本 

在费达生的著述中没有解释何为巨型资本。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势必产生垄断， 而垄断组织可以控制与它们有来往的小厂商，因此存在着一种按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巨型资本集团的倾向[30](P 146)。尽管费达生一直在批判资本的贪婪本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但她也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资本，从她的言说和实践可以看到，她要抗拒的是资本的扩张导致垄断的巨型化。首先，她要抗拒的是挤压中国等殖民地、次殖民地国经济生存空间的国际垄断资本、资本的殖民形态；其次，她要抗拒的是谋求垄断的巨型工商之子， 当然还包括官僚资本的垄断，例如“中国蚕丝公司”和“蚕丝产销协导委员会”*“中国蚕丝公司”和“蚕丝产销协导委员会”是两个官僚资本的垄断机构，中国蚕丝公司是宋子文以农林、经济两部名义联合建立的一个蚕丝专业垄断机构，中国蚕丝公司首先接受了日伪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参见《蚕丝史料杂编》(手稿)，转引自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中国蚕丝公司对蚕丝业实行垄断，包括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日伪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2](P 444)，却拒绝向类似女蚕校等机构恢复制丝生产的贷款要求。费达生曾被中国蚕丝公司任命为它所收回的由日伪丝厂改建的苏州第一丝厂的首任厂长，因不能容忍公司只知压榨工人牟利而拒绝做出任何改善女工福利的革新， 道不同不相谋，一年后费达生即愤而辞职[23](P 97)。 

(一)对资本逐利、扩张本性的焦虑和“打倒利润主义”

尽管费达生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资本和在合理范围内的盈利，但她对资本的逐利本性一直保持警觉，对资本的扩张可能导致垄断的巨型资本生成的焦虑则是一以贯之。

她看到“资本主义愈发达，资本跟着利息而流动的速率愈大”[11](P 21)，因此，她不相信资本会自动导向社会和公众利益，所以所谓“复兴丝业，不是指营业丝厂的资本家”， 因为在她看来，这些私营业主无非“藉丝业多挣一些利益”而已。她相信：“唯有建筑在大众利益上的经济制度会增进一般人民的幸福，以增强一国的实力。”[11](P 17)费达生在一次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从经营宗旨、价值理念、管理模式诸方面将为合作社服务的代缫丝所与经营性丝厂进行全面的区分：营业型丝厂是“资本挂帅，经营者仅知商业图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丝价暴跌时，“均以压低蚕价以保利润，将危机转嫁于蚕农”，另一方面则靠加大对工人的压榨。而代缫丝所“绝无投机行为”，即使在生丝外销停滞的艰难时期，也要“坚持工农互助的方针”，对蚕茧不压级压价；用改善工人福利、减少工时、提高报酬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用改善缫丝工艺、制造高级生丝以提高丝价的方法渡过难关[32]。 

也正因为基于这样的理念，她把“打倒利润主义”“使每一滴农民的血汗，成为培育他自己生命和幸福的养料”作为办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理念[11](P 19)。

(二)合作与博弈：与资本共舞

费达生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资本，因为她深知办合作事业无论是人员培训、技术研发乃至设备更新都需要资本。在办合作社过程中，她也一直谋求与资本合作，例如推广开弦村经验遇到经费严重不足时便与合众蚕桑改良会*“中国合众蚕丝改会”是1918年由上海江海关在生丝附加税项下拨出经费所创办，由中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派员组织，主要发起人为旅沪意大利、法国商人。参见《江苏省立育蚕试验所汇刊》1919 年第 1 期。合作，由该会承担费用。无锡蚕业指导所(公办)即由合众蚕桑改良会委托省立女子蚕校办理[2](PP 170-171)。很多时候为了合作社能够从银行贷到款，费达生用“技术担保”，即以她的技术信用以及对事业的热忱、发展的愿景，争取到有远见的银行家如王志莘*王志莘1896-1957)，金融家，主张“振兴实业，职业救国”，1928 年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1931 年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并创办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中国棉麻公司等企业。筹建平望缫丝所时，费达生邀请上海新华银行行长王志莘(其妻胡六英为费达生女蚕校同学)到震泽等地参观考察，王志莘至为感动，对费达生的业绩甚为钦佩，回沪后慨然贷给七万元作为建厂基金。参见周德华：《费达生与土丝改良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吴江文史资料(7)》，1988 年 6 月。等的贷款支持。

女蚕校推广部也和无锡各私营丝厂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在 30 年代普遍经历了经营管理权的代际交替，一批年轻的留学归来接班者如永泰的薛寿萱们纷纷走上舞台，他们也锐意革新，力图振兴民族经济。如永泰对最新技术的仿制和研发、为打破洋行对生丝出口的控制、在纽约交易所买得经纪人席位直接向美国销售[2](PP 289-290)等，在与国际巨型资本的搏斗中，民族资本与非营利的合作社是同处一个战壕的，女蚕校为这些厂商的设备改造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反过来，这些丝厂也为学校提供改革试验基地，为之建立实验工厂集体贷款，瑞纶丝厂还捐助学校建立新的实验车间[2](P 175)。

但是在与资本合作的同时，费达生仍然时时保持对其逐利本性的警惕，防止其利润主义对合作社的侵蚀。例如，对一手扶持长大的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尽管说有了合作章程、搭好组织架构就应放心其自我运转，但是费达生坦言，“我们用了多少力量要维持开弦弓村合作社，防止它性质转变”，实际上“一不留心，它的性质随时就会变样”[11](P 22)。

另外，她们还与资本的垄断倾向做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 年，女蚕校为建实验丝厂不得不自行筹资，向无锡永泰等四丝厂集体贷款，而永泰则提出愿单独贷款，但前提是要将学校的制丝科设在永泰。考虑到制丝教育和技术改进应服务于国家，不能让一家丝厂独享技术优势，女蚕校拒绝了永泰的条件，坚持集体贷款[22](P 53)。

(三)对“公家资本”巨型化的抗拒

费达生曾期望由国家和民间的合作经济联手共同抵抗丝业的过度市场化。她把资本分为“私家资本”和“公家资本”，她曾天真地认为“我们是要从‘私家资本’的基础上，移到‘公家资本’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一个国家经济统制的形式”，因为日本就是“用国家的力量”对生丝的生产运销加以统制，故可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下，“维持他们国家经济的命脉”[11](P 21)。

在她们通过合作推广并成功实现蚕种革命后，蚕农普遍接受了新蚕种，巨大的需求使蚕种生产迅速市场化并成为一种“新兴的投机事业”，大小制种场泛滥，过度竞争使伪劣蚕种充斥，极大地伤害了蚕农的利益。面对失控的蚕种市场，费达生心急如焚，曾寄希望于政府干预。1933 年春，“苏浙蚕业联合统制委员会”成立，“统制”了蚕种和蚕茧的产销和价格[33](P 283)。但结果却如无锡茧业同业公会所指，(政府统制)一为限制茧行，一为征收改良费，不仅剥夺了茧行的营业自由权，也使蚕农蒙受巨大损失[34](P 1)。幻想破灭的费达生在《江苏蚕种统制的失败》一文中，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度进行批评，说蚕种统制已成了一种新的“苛捐杂税的寄生体”，成了政府“在好名词之下来作自肥的把戏”，“不过使蚕种多遭受一次现在官场腐败的劫运而已”[35](PP 1-36)。同时费达生也指出， 蚕种统制的失败，实际上农民、制种家、政府都蒙受了损失(政府要为每张蚕种提供一半补贴)，政府被营利性质的大制种场所利用[35](PP 35-36)。从此，警惕“公家资本”形成垄断， 特别是与大“私人资本”勾结的垄断，一直成为费达生抗拒巨型资本的思想之一。 

(四)在民间社团、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合作运动

以往对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往往认为，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此消彼长[36](P 28)。这一民间社团/国家政权的二元分析框架，忽略了工商资本对农村合作运动的介入及其在介入合作运动后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多方博弈局面。

30 年代，合作事业已成一种国家政策，1934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合作社法》，在国人并不熟识合作社的环境下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发展合作社的统一模式，并严格限制社团的独立性，强力推行所谓“规范化”合作运动。而江浙两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从 1928 年就开始由地方政府力量主导农村合作运动的实验。江南蚕丝中心无锡是蚕桑模范区，自《合作社法》颁布后，农民银行尽力发放合作贷款，于是官方组织的养蚕合作社“就羼入了银行资本的势力，养蚕合作社也就依照合作法正式产生”[37]，仅省农行在 1936 年就在无锡农村组织了 34 个养蚕合作社。根据无锡建设局 1936 年 12 月的统计，无锡正式成立的合作社一共有 89 个，其中养蚕合作社有 60 个，占总数的 2/3。一年春蚕汛一到，模范区就派出一百多个指导员分配到各个合作社去负责指导养蚕……[38] 

而无锡的丝商为了控制优质原材料，也积极组织养蚕合作社，“无锡永泰、乾甡、民丰、泰丰各丝厂各设蚕业合作社数处，其经费每社约需 1 千元，办法系各丝厂购改良蚕种分给合作社代育幼蚕，至三龄为限，即分给农户，每蚁一两收杂费两元，其目的该蚕户之茧必须卖给该厂”[37]，因为丝商资本雄厚，其发展势头更快。 

应该肯定这些私人资本对推动蚕业合作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无锡文史》中所总结的，“江苏省蚕业推广事业已收相当效果，原因有二：于浒墅关女蚕校及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推广部遍设指导所者一，因无锡各丝厂设立蚕业合作社及面授班者二”[39](P 323)，但是资本的逐利和追求扩张谋求垄断的本性也在这一过程中暴露无遗。被称作“丝业大王”的薛寿萱和他掌控的永泰系就是一个典型。

“银行资本的侵入，对于薛氏是有若干不利的，但是我们的丝业巨头是何等厉害。他一方面想法子阻止银行资本的发展，一方面还运用他的商业资本力量，在农村中也组织多量合作社，设立指导所，派遣指导员。蚕桑模范区出了一百多个指导员，薛氏在无锡一县也派出指导员一百多名，其他县还不在内。现在他又新办一所养蚕合作指导员的讲习学校，招了三百余个女生，加紧训练……”[2](PP 306-307)在三方博弈中，私营的丝商和茧商结合的合作社最为强劲，合作社全盛时期永泰控制的“蚕农合作社”在无锡及邻近各县达三四百处之多[39](P 323)，参加薛氏私家合作社的农民，蚕种由华新*华新是永泰集团下属的模范试验厂。和永泰两家供给，收获蚕茧必须直接解送华新、永泰两丝厂。农民若敢把蚕茧卖与别家，就要你赔偿合作社的指导费和稚蚕共育费[40](PP 103-106)。

工商资本所控制的合作社在变味。如永泰系合作社社长名义上是由民主选举产生， 实际上都由永泰暗中指定，要在当地有一定控制势力者……社长的报酬是从推销“永字牌”蚕种中获取佣金。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推销“永字牌”蚕种，排除其他蚕种和土种； 保证蚕茧质量，要蚕农把鲜茧出售给永泰系各茧行。显然，工商资本通过合作社垄断了蚕种和优质原材料，使资本不断巨型化，“江南的蚕丝业，实际早被著名的蚕茧巨商薛寿萱所操纵*使薛寿萱登上“丝业大王”宝座的，还有他组建了无锡兴业公司，控制了无锡 16 家丝厂。参见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325 页。。他首先把 

持了江苏蚕业改进会，并在各县成立‘蚕桑模范区’，通过合作社实现‘蚕种统制’ 和‘茧行统制’”[41](PP 56-57)，丝商的合作社尽管打折优惠供给社员蚕种，但由于这类合作社控制了蚕茧销售，如永泰在一些地区把茧行整个都包了下来，他们有本领把每担鲜茧价格抑制到半数，低价买进高价抛售。1935 年这个“丝业大王”就净赚 200 余万[2](P 303)。 

在三种力量所组织的合作社运动中，既无雄厚资本又无权力资源的女蚕校推广部处于最不利的位置，但是它一直顽强地坚守着“合作社是领导经济上缺乏能力和社会上没有经验的人奋斗的”初心，坚持“合作社作为社会服务组织，应负有很多社会使命：公道、道德、平等……非仅在牟利”的原则[26](P 97)。

女蚕校推广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推动着蚕丝合作事业，开创了多个蚕业合作社但又绝不把其视为自有领地，辛勤建社而“等到各地蚕业指导所办到可以由蚕农自己承担， 或另成统属时，则易地进行”。仅留做学生实践基地的无锡洛社蚕业合作社，因永泰丝厂之要求，也让与办理[2](P 184)。但是在官方建社力所不抵的地方(多为偏僻、技术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女蚕校时[10](P 72)，女蚕校推广部会“在任何需要的地区随时增设蚕业指导所”[22](P 38)——这多少有点“做好自己”的无奈意味，但与为资本牟利型合作社不同流、不同谋也是一种抗拒，而费达生的抵抗精神来自她“一切科学上的发明， 应当用来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应当专为少数人谋利，甚至使多数人受苦”[11](P 41) 的理念，正如她经常反问自己的：“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民更加痛苦吗？”[42](P 182) 

(五)抗拒殖民形态的巨型资本

面对中国经济被国际巨型资本殖民的危机，费达生有深深的忧虑：我们的丝业已被置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末端，并正在接受国际资本转嫁的危机，“要是我们不能自觅新路， 依旧安居于世界丝业的末梢，就是榨干了国民剩余的精力、多发几次公债，甚至支取未来的幸福，来借外款，亦是无济于事”[11](P 14)，她相信以集体合作的力量、生产的低成本(压缩中间环节利润)、适应弹性和合理的分配制度，起码可以把“淘汰止损”的命运给我们经济战场的“死敌”(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而费达生的理想还不止于让中国的生丝业复兴，还“希望纺织业能同时推进”，“最好把在国际生丝市场安在国内”，亦即要向生产链的上游逆行，把中国失去的国际丝绸市场重新夺回来[15]。在生丝业尚命在旦夕、岌岌可危的情势下，她还相信健康成长的合作社运动是能够抗拒国际巨型资本强行建构的国际秩序的，费达生的理想就更带乌托邦色彩也更显悲壮(她本人亦在文中承认现实条件下力所不及)。但是费达生始终对合作社具有的抵抗力量持乐观态度，说合作社比之营业性丝厂，在“中国要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这是可能的生路”[12](P 16)。对姐姐多年为之奋斗的合作事业充满崇敬之意的费孝通在为英文杂志《合作经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力挺这一观点，称合作组织是“农村工业抗拒巨型工业化之值得推行之制度”，“余推崇为中国合作运动之新方向”，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唯合作经济可能走出一条生路[43](PP 30-35)。 

五、组织妇女、动员妇女，一场妇女主导的合作运动 

合作社运动中的性别，是一个离不开的议题，但又常常被忽略(除了以妇女组织的名义组织妇女蚕丝合作社的乐山试验区阶段)。开弦弓村村史的书写者之一，曾拿着开弦弓制丝合作社成员唯一的一张集体照*照片题记：“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第一次烘前职员摄影”，摄于 1926 年 5 月。问笔者：这上面为什么是男的多过女的？照片共有 39 人，其中女性仅 10 人，约占 1/4。因为第一代制丝合作社的老人都已作古，我们无法启先人以唤讯。在既往的蚕丝合作社研究报告中，只见“农民”“蚕农”与“农户”，女性隐身于家户之中，开弦弓合作社社员的性别结构更是不得而知，村史展览馆保留的唯一一张生丝合作社之股票*该馆藏股票为复制件，原件为江苏省档案馆收藏。，所有者蒋召麟显然是一位男性户主。唯一在报告中写到合作社工人性别的，是 1932 年带领中国合作学社合作训练班来该社考察的侯哲葊，他还把男女比例弄颠倒了*侯哲葊称该制丝合作社工作人员七十六人中，男七十，女六人，而陈杏荪在一份唯一提到工人性别结构的报告中， 确切说是女七十，男六人。参见陈杏荪：《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概况》，《合作月刊》1933 年 9-10 月合刊。，可见性别/妇女在其时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侯哲葊还介绍了该合作社的组织架构，除社员大会选举的 9 位社务委员会(理事和监事)成员外，还有技术员 2 名、事务员 9 人，均未言及性别，而费达生当时是说过的，因“该社规模极小，对于将来之事务员，只能于社员中聘请，故特于事先组织训练班……共教得练习生 8 人，均系女子”[44](P 6)。说明在 9 名事务员中至少有 8 名是女性。

江浙蚕丝合作社时期妇女的重要作用，多经由费达生日后的多次口述回忆才浮现出地表。

对蚕丝合作社建设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女蚕校推广部，从部长到职员清一色为女性， 费达生解释原因为“农村养蚕的都是妇女，而农村里又封建得很，也只有我们这些姑娘们才能挨家挨户串门去传授技术”[45](P 131)，女性指导女性做，性别隔离的社会限制也许是成就女性主导这一合作运动之肇始。 

“养蚕、做丝都是妇女在搞”，就连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发起，妇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她们跟着改进社生产改良丝，获得了高于土丝 1/4-1/3 的收入，“这一下 500 户人家都要做丝，你是女的，我也是女的，你能做好丝我也能做。于是我们想到办个工厂。办了厂，学校就开缫丝课，还是招女生”[22](P 119)。

“制丝合作社成立了，我带几个学生都是女的，做工人的也都是女的……”[46](P 246) 

作为女性主导的合作社运动，费达生首先重视的是如何发挥妇女的作用。从组织技术人才到普通的劳动妇女，费达生相信学习和培训是提升她们自助互助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她所主导的合作建设的每一次行动之前，都离不开培训。她的培训通常会覆盖三部分人：技术管理者(指导员、事务员)、合作经营者、普通劳动者。1929 年在开办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之前，除了培训事务员，也对 56 名妇女缫丝员工进行制丝技术培训， 并教其识字[44](P 8)。在费达生的一份吴江县改良蚕丝业的计划中，要求利用农闲时间对普通育蚕妇女做半个月一期的培训，除口授育蚕知识(考虑到大部分劳动妇女不识字)外， 还要教授识字、算学和公民常识，每人需受四期培训。这种培训班设在蚕户最多的地区， 每村 50 人，每年办 8 期，可造就养蚕骨干 500 人，第二年就由这 500 个骨干到各村推广育蚕新知识。除此之外，另开育蚕合作经营人才的专班，从各乡招收 50 个妇女领袖，两个月毕业[2](P 958)。

在乐山实验区时代，费达生继续加强合作生产骨干的培训——“合作经营得有充分准备，要训练出一批能手出来担任分组组长”[20](P 12)，而西迁到乐山的女蚕校亦每年为实验区提供 30 个奖学金名额，鼓励有志深造的妇女。 

毫无疑问，妇女在乐山实验区的合作运动中是绝对主力。三百多个女性指导员“以无比的英勇气概”踏遍川南的山山水水，几万养蚕农妇辛勤养蚕，“蚕眠人不眠”，以致费达生大为感慨，“十多年来经历千辛万苦，真正刻刻实实工作着的倒是女性”，“她们坚毅地挑起了复兴蚕丝业的担子”[20](PP 13-14)。数以万计的劳动妇女为合作社运动书写了独具光彩的一页，是不应被忽略、被忘记的。 

六、结语 

费达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女性曾经如此执着于合作事业，用组织合作社的方式生产自立以抵抗巨型资本。在巨大的国际资本、银行资本和私人工商资本面前， 费达生和她的女性同伴们的抵抗，仿佛堂吉诃德挺身与风车格斗，她的合作理想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但是合作经济思想本来就肇始于 19 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肇始于其后劳动者对资本巨型化的不绝抗争。在资本强势且在全球高歌猛进的今天，她的思想多少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她在现代化进程中利用资本发展、约束资本逐利本性和防止垄断形成资本巨型化的思想现在依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对于合作所具的抵抗力量，费达生始终是乐观的，但在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跌宕起落过程中，她表达了“在一般人知识不足维持一个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隐忧，她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她在《养蚕合作》中所说的“合作教育”，她认为忽略这种教育，“一不留神”合作社就会变味，如她在讲演中坦承， 合作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性的自利弱点[26](P 97)，“要是再有人用来做谋一私利的机会，中国农村建设的前途真是难言了”[11](P 22)，这是她对合作事业前景唯一一次表露过的悲观。但是费达生表示，对选择了这条道路此生无悔，她写道：“我们也许在这一生中不能成就，但这并不是走错了路，只是我们自己能力不足。我们相信，在这条路上，会有不绝的继续者，而且要在这道路上，获到最后的成功……在这精神中，中国要在人类的历史上，再度的放着异彩。”[11](P 22) 

回眸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将近百年的风云历史，我们要说一句：费先生此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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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首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论文集

文章链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FNYJ201706003&v=MDMxMDRSTEtmWWVkdUZDamhWcnJQSXlQU1pMRzRIOWJNcVk5Rlo0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