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专门提到重庆市历史上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称其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并希望大家积极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卢作孚等人在重庆北碚先后主持了22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本是“落后地区”的北碚通过社会整合、冲突转化、各种资源价值实现等方式既发挥了“后发优势”，又获得包括“和平红利”在内的多重红利，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且符合城乡社会转型需要的治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发展出以民生为导向，强调社会参与的创新性社会企业与城乡融合的新局面。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黎，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重庆市北碚区位于昔日四川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百年前土匪极为猖獗，时人甚至用“魔窟”形容。然而，自1927年卢作孚于在当地主持开展乡村建设以来，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各项建设与文教民生事业日新月异，北碚也因创造了各种第一而全国瞩目：1928年举办四川最早的农民运动会，1930年创办我国西部第一家民办科学研究单位(中国西部科学院)，1933年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1944年创办我国西部最早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
它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太虚法师认为其不仅“可作新中国建设缩影”，还从亲眼所见的北碚巨变中备受鼓舞，认为“佛法上所明净土之义不必定在人间之外，即人间亦可改造成净土”。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惊呼北碚是“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并称赞其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有研究认为前后持续22年的北碚乡建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也有研究将“北碚模式”与“上海模式”并论，认为其有助于思考乡土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创新可能。
之所以说北碚是“新中国缩影”，不仅因为其建设成就让我们有所期待，更因其发展轨迹和经验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同样都是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奋力突围，北碚当年的匪盗横行与彼时中国的列强环伺军阀混战何其相似，该处“山多田少”与中国整体上“人多地少”的国情也几乎同构，并同处从“乡土社会”到“城乡社会”的转型进行之中。近百年前的“山乡巨变”是如何实现的?对我们当下的乡村振兴有何启示?
一补短扬长与建设性转化
1927年2月，卢作孚就任嘉陵江三峡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局局长后提出“保障三峡”和“经营三峡”的目标，也可以理解为是从“补短”和“扬长”两个角度同步推进。
先说“补短”。如前所述，猖獗的匪患曾是制约北碚发展的最大瓶颈，卢作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头剿匪，经过持续清剿与配套的积极举措后，“使全区地面暂乃宁谧，今乃大定”。除剿匪、禁毒、禁赌等消极的“去弊”外，还有更为积极的“补短”。比如在卢作孚的推动下，1927年7月在峡区建立起第一座地方医院，1928年5月成立峡区第一个图书馆(成立伊始条件非常简陋，只是在北碚关庙找一角落，权充馆舍)，同年9月成立以“调剂农村金融、扶助农民生活”为目标的峡区农民银行及附设的消费合作社，并积极举办丰富峡区民众闲暇娱乐的各种活动，相当于从卫生、文化、金融等角度把该区域的各种短板补上。
关于因“补短”而发生质变的另一突出例子是以北川铁路促成天府煤矿的成功开发。当年该区域煤窑成群且有着200多年的开采历史，“然而远离江岸，肩挑背负，运输极为困难。社会上需要煤，民生公司需要煤，可就是运不出去”。为突破这一困境，卢作孚在1927年8月即开始筹划成立“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8年11月动工，历时3年零5个月分期修成全长16.8公里的北川铁路，正因这个短板的补上，不仅北碚各厂矿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最终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主要燃料基地，同时盈利后的天府煤矿也成为北碚乡建的重要支撑力量。
再看“扬长”。若换个角度，所谓“几不管”地区常常也是交通枢纽，“山多匪多”也意味着可以“靠山吃山”，“背山面水”同样也有利于开发旅游。西南虽离北京上海较远，各类资源却异常丰富，虽无沿海优势，但若把沿岸匪患进行治理并建起从深山至江边的轻便铁路，则可依嘉陵江优势，实现货畅其流和全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开发，对此卢作孚深以为然。1927年他就任峡防局局长后进行了两手抓，一方面率众进行“剿化并举”的全面剿匪，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地对当地农文旅资源进行深度开发。针对温塘峡边的一个破败古庙，当年5月卢作孚就亲自草拟了他任峡防局长后的首篇文告《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从风景、古迹、出产、交通等方面对其独特的价值与开发潜力进行了介绍，并描绘出今日看来依然让人动心的景象：
“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查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
这些可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需求的精巧设计，不仅各得其所，还充满创新思维。若按当下说法，该做法正是以“众筹”的方式进行广泛动员与资源整合，其突破传统思维对潜在资源的认识“盲区”，重新发掘当地在生态、文化、旅游、教育、休闲、康养等方面的潜在优势，让“沉睡”资源得以价值实现。除此外，还发掘出了各种“意外”副产品，比如修建温泉公园时产生了水利磨面和温泉挂面等副产品，其与当前强调“农文旅”融合及“三产化”转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证明，北温泉的开发无疑是成功的，不仅在当时成为各界人士来碚参观游览必经的“打卡地”和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等著名会议的举办地，基本实现那份文告所畅想的各种功能，即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北温泉依然是重庆最有名的温泉和当地最有含金量的文旅名片。
若要真正实现上述的“补短”和“扬长”，当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和“长”需要建立在清晰且整体的计划之中。在北碚开展乡建实践两年后，卢作孚于1929年10月1日发表长文《乡村建设》，在这篇迄今为止全国最早系统论述“乡村建设”的文献中，卢作孚从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做了全面分析。在随后一篇总结性长文中，卢作孚进一步指出，乡建北碚的目标是让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让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游览”。
正是这种重点突破与整体发展的同步推进创造出了新增量和无穷活力，同时还让各种存量资源实现建设性转化。回到历史现场，为了真正做到“保障三峡”，卢作孚并非简单的武力剿匪，而是采取“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针策略，在全力剿匪的第一年，他即开始试办兵工织布事业，“买机头数架，令常队、练队士兵练习织布”，并设立工艺部加以管理，后来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工厂恰由此发端。“如果有匪来了，我们拿起枪背起弹就是兵。把匪打了，放下枪就是良好的百姓，并且工业办好后，不仅人人有红息分，队兵的家属还可以搬到这里来住家，帮我们些事”。如此做法，既让士兵们有一技之长，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避免剩余时间的胡思乱为，同步达成匪的转化(劳动者)与兵的转化(工人)，让潜在风险转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从而实现治安和建设双丰收，真正根绝匪患。
也可以说，在盗匪横行的年代，“在地化”资源常因缺乏开发的环境和条件而无法充分利用，和平条件的形成有助于产生和平红利，但这种和平红利的真正实现还需配合以转化思维和更多的建设性努力，毕竟有不少有安定秩序的地方同样困顿，只有当“补短扬长”和“建设性转化”有机结合，才能让过去潜在的要素重新被刚形成市场的制度条件得以定价，从而产生“盘活存量”和“创造增量”的双效果。
事实证明，正是以上努力让“后发”的北碚除“和平红利”外，还收获了“资源红利”“区位红利”(通航对交通要道的改变)和“人才红利”这三大红利，它们共同支撑了北碚建设，并为后来抗战时期更大规模引进人、财、物而形成“内迁红利”打下基础。
二“活教育”与“善组织”
如上所述，峡防局实行“寓兵于工”，通过调整编制和加强管理，让他们既从事打草鞋、织布等“副业创收”，同时还从事种田、筑路、修公园、淘滩等公共建设工作，成为峡区乡村建设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深处各地士兵普遍“痞化”的军阀混战年代，要“逆向”转化为地方建设的积极力量绝非易事。北碚实践不是简单地依靠强力(实际上峡防局当时只有600名官兵，卢作孚也非手握重权的军人)，富有创造性且广泛深入的教育组织是促成该转化的重要因素。
卢作孚在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前，已经在川南和成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教育探索，他把成功的经验带到了北碚，并将其作为新实验的先锋与灵魂。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汇聚北碚的乡建先贤一样，他也认为乡村教育不应是城市教育的翻版，而应是“大教育”视野下的“再乡土化”努力，应通过与各种组织进行有机联结，充分发挥教育在乡土秩序重建和文化传承发扬等方面的独特功能，让教育真正“活”起来。
在此基础上，卢作孚认为“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真正的教育不应限于学校，其因与社会的紧密互动而存在于四面八方，不仅要以教育推进北碚建设，同时也要把北碚建设成真正能够教育人的环境。因此，无论是北碚试验中各类型的民众机构，还是《嘉陵江日报》、小朋友剧社等都具有教育功能，只有更多人受到教育，才会改变社会风气，进而带动各种产业的发展。
关于北碚当年的“活教育”，峡防局1933年的《工作周刊》记载了一个生动例子：有电影院要来北碚放电影，需借用民众会场地址并请当地人维持秩序，因此峡防局获赠免费票80张。如何分配这些电影票，峡防局最后决定“用油印小传单分散各茶园酒肆，写大广告十张，贴于各处及各茶社揭示牌，并由特务队学生挨户催请，小甲沿街鸣锣，使市民知道，拿耗子两只，苍蝇一钱，向特务队领取收据，向民众问事处换欢迎票。又农、工、劳动者小贩来民众问事处考验识字及常识，合格者给票入场，来者甚多，可惜后来的票子嫌少了”。
透过该记述，见缝插针且善于和各种契机结合的“活教育”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如此教育不是为教而教，而是随时在与建设联手，努力与社会融为一体，也不是等到经济发展后才能做，而是一开始就有所自觉且想方设法地转化为行动。再如，当年的北碚平民公园就不仅是公园，而是动物园和公园合一，目的是让民众能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实现娱乐与教育两不误。据当事人回忆，1930年出川考察路上，卢作孚等人不顾舟车劳顿，在路途中为同行的青年同仁分门别类的安排文化补习，让时时成为可教之时;峡防局职员则在民众会场演川剧间隙教农民鼓掌，在新年放电影间隙向民众讲演公共卫生和市面上的清洁秩序，让处处成为可教之所，构建起真正的教育社会。
这种“活”还体现在化被动为主动，以创新思维不断突破各种成规与限制。比如，为推行识字教育和普及教育，峡防局在民众聚集处设平民露天娱乐场并设置当时比较先进的幻灯，据1931年8月27日《嘉陵江日报》报道，卢作孚感觉仅放映不够，就直接去“手持传声筒，口中不断解释幻灯片中各时代的车和船，中间的口吻不少传神处，故很能引人入胜，洗耳恭听”。为了让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1931年11月，峡防局正式成立以“办理民众教育、推行社会运动”为宗旨的民众教育办事处，并由之先后兴办了民众学校、民众俱乐部、民众会场、民众职业介绍所等机构，举办了露天教育、挨户教育(挨家挨户之意)、船夫学校、力夫学校(服务“棒棒”)、场期学校等活动，同时经常举办各种有示范作用的展览，以便随时能与民众发生关系。与此同时，组织士兵们“送书下乡”并建立“巡回文库”，让稀缺的图书在乡间流动起来，使更多人在耳濡目染中产生影响。除此外，为保障这些措施能落地且发挥更大作用，峡防局还自办媒体。1928年3月，卢作孚创办《嘉陵江》报并自兼社长，该报很快成为峡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平台与载体，除分送各单位人员外，及时在各场街和腰店子(旅社)等处张贴，通过传播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当然，这些教育若要持续下去并发挥出更大作用，既需要成批量有动力有方法的实践者个体，更要把各种分散的资源有效组织起来。正因如此，从1927年起，卢作孚亲自主持，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在峡区招收了500余名16至25岁的青年，先后组建起学生一队、二队、警察学生队及少年义勇队一、二、三期，并由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卢子英担任队长，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青年们进行体质、组织、能力、思想等多方面的训练。据首期少年义勇队成员高孟先的回忆，那两年中不仅需接受各种科目的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与日常生活中努力形成：(1)忍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分四季在嘉陵江中的晨间冷水浴，平时吃最粗劣的饭菜，旅行时在冰天雪地风餐露宿，过着极艰险的生活);(2)提倡“积公众难，造公众福”的社会服务，并通过接种牛痘、填沟、修路、淘河滩、植树等实践进行贯彻。
正是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成为北碚乡建的先锋力量，不仅亲自推行了各项建设，还开风气之先，“造成功一种社会的环境，以促使人们的行动发生变化，进而让死的乡村可以运动到活起来”。如有研究指出，正是在这些组织起来青年的带动下，北碚“焕发了新的社会风气和面貌，同时以较低的社会组织成本实现了社区公共管理”。
可见，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低成本、能落地且能与教育、农业及各种建设事业联手的“善组织”，其不仅是汇聚建设力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有利于各项资源的整合，普遍具有“善凝聚”“不生硬”和“多形式”的特点，它既可以是少年义勇队，也可以是峡防局下设的各种事业或民生公司生发的各种企业，还可以是一个具有动员力和高参与度的运动会或成功展览。在卢作孚的认识中，这些都是形成现代集团生活的有益手段，“所谓集团，并不止于共同吃饭、睡觉、游戏而已，最需要的是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擅长数学且被公认为优秀企业家的卢作孚不是在简单地服务北碚或教育北碚，而是因势利导且巧妙智慧地经营北碚。正是通过对各种“组织”的培育与灵活运用，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还让各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避免其他地方几件事同步发展时常失败的困局，反而相得益彰。
三“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
乡村建设的资源和视野从哪里来?如何做到本土力量与外部资源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在地化”与“开放性”有机融合。“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本来是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的当代乡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实际上，它也体现在北碚的历史乡建实践中。深处当年来说相对“偏僻”的小镇，为了让北碚的乡村建设保持活力，同时也让各种“教育创新”与“组织创新”获得源源活水，卢作孚不断施行“走出去”与“请进来”方针。
关于“走出去”，卢作孚强调既要埋头努力，让各种建设理想通过实践落地，更需要“顾到周围”，因此很重视各种方式的参观学习。经过几年努力而让北碚乡建打开初步局面后，1930年卢作孚亲自率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有关人员赴华东、东北、华北进行系统考察，历时五月有余。为确保出访效果，不流于形式，出发前明确要“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同时要求大家在此过程中做详细记录——卢作孚带头写《东北游记》，不仅详细描述所见所闻所思，认真分析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些地方值得借鉴的经营经验，并努力转化后带回北碚。同行的少年义勇队成员高孟先则专门撰写《合组考察团报告》并在《嘉陵江报》上分五期连载。
借鉴已有的各地乡建经验无疑是此次联合考察的重点之一，据记载，1930年4月6日，考察团与黄炎培、李石曾、江恒源等到上海徐公桥参观中华职教社乡村改造实验;5月18—21日，专门到江苏南通考察张謇办的工厂、交通、金融、公共教育事业并表达了羡慕之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卢作孚第二次参观南通，七年前他就认真参观并专门拜会了这位“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先驱;5月28日，参观南京燕子矶和晓庄师范，专门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7月在天津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陈筑山汤茂如等骨干见面并了解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经验。可见，北碚乡建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各地已有探索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推陈出新，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格局，为后来北碚成为各派乡建汇聚之地奠定了基础。
除见识、经验和未来拓展事业所需的人脉资源外，同时带回的还包括北碚乡建稀缺的物质条件，既包括各厂矿急需的机器设备，也包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史料中就有联合考察组1930年在青岛购买“柳藤篮子、山鸡”并在沙滩捡“螺蛳、蚌壳”以带回北碚做陈列用品的记载。
与“走出去”相对应的是“请进来”，正是“走出去”所结识的友人与社会名流成为了“请进来”推进事业的重要力量。2017年出版的《民国时期嘉陵江三峡地区演讲集》就收集了1929—1949年在北碚进行的演讲90余篇，包括李石曾、翁文灏、马寅初、任鸿隽、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刘湘、陈立夫、太虚法师、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及不少外籍人士，内容包罗万象，既包括全国及世界形势分析，也包括新思想介绍和各地建设经验，还包括“杀白菜虫的方法”等实用技术，演讲对象既包括少年义勇队成员、峡防局工作人员、各类学校的教员学生，也包括北碚广大民众，举办地点则在民众俱乐部、平民会场等便于公众参加的地方，且演讲信息和内容也会及时在《嘉陵江日报》上刊登并流传到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与“走出去冶相对应的是“请进来”，正是“走出去”所结识的友人与社会名流成为了“请进来”推进事业的重要力量。2017年出版的《民国时期嘉陵江三峡地区演讲集》淤就收集了 1929—1949年在北碚进行的演讲 90 余篇,包括李石曾、翁文灏、马寅初、任鸿隽、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刘湘、陈立夫、太虚法师、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及不少外籍人士,内容包罗万象,既包括全国及世界形势分析，也包括新思想介绍和各地建设经验，还包括“杀白菜虫的方法”等实用技术，演讲对象既包括少年义勇队成员、峡防局工作人员、各类学校的教员学生，也包括北碚广大民众，举办地点则在民众俱乐部、平民会场等便于公众参加的地方，且演讲信息和内容也会及时在《嘉陵江日报》上刊登并流传到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正是这些外来力量让原本封闭的山乡开放起来，使各种资源的“回流”成为可能，并引发自身力量的发育。其之所以发生，既源于内部的实际需求，也离不开自身的有效组织与前期的各种建设努力，也即“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是循环反复且相辅相成的。例如，在联合考察组出川和随后的中国科学社来碚开年会前，1929年7月峡防局即邀请中国科学社派人来川，之所以有科学家千里迢迢的愿意深入西南，当地有团体全力配合并具体组织，共赴峨眉、峨边、大小凉山等处联合采集自然标本无疑是个重要理由。此行由卢作孚弟弟卢子英率领，最终采集回标本二十余箱，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开创性任务，这与两年前即已组建少年义勇队并进行过严格有效的训练分不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标本不仅为后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物馆打下家底，也是1930年出川考察所带的重要“礼物/资源”，以标本为纽带，不仅“交换”回了峡区发展急需的“人、财、物”，也让“走出去”与“请进来”更好地互动起来。
而此处的“内联”既包括峡区内把原本分散的人力和资源整合起来的各种组织，也包括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与联合。上述1930年的出川考察就是包括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人员在内的联合考察，而在日常的建设实践中，促使“民生公司”与“峡防局”进行多种方式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一直是卢作孚的努力方向，他还要求峡防局各股各机关经常要与中国西部科学院、三峡厂、农村银行等开联席会议，以形成进一步的建设合力。
正是这种内外连接，让北碚既融合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德国建设青岛的城市经验，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以及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同时还出现抗战期间“三千名流汇北碚”的壮观景象，与其说是抗战特殊背景下的机遇使然，不如说是“内外”持续良性互动后的水到渠成。
四欲化社会，需先社会化
作为对乡土社会的建设性改造，北碚之所以成功，与其对“社会”的重视及积极有效的“社会化”努力分不开。关于“社会”在卢作孚思想与事业中的位置，可以从他凝毕生心血的民生公司说起，虽然成立之初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公司，但却坚持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并明确提出“民生公司不是只图资本家发财的，(它)的经济立场可以说是站在整个的社会上面，纯粹是一桩社会事业”。可以说，社会不仅是企业要支持或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企业或地方建设的力量源泉与生存土壤。同理，北碚的各项建设既要服务社会，也是“替社会找出路”，建设力量来自社会，收益自然也由社会共享。
什么是“社会化”的建设方式，卢作孚曾以四川人爱玩的麻雀牌(麻将)为例，做过一个有趣的阐释，他认为搓麻雀的过程包括社会组织中的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失败了不灰心，重整旗鼓再来，这是第四个运动。笔者认为，这四个运动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社会化特点，正是北碚成功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这种“社会化”强调社会视野，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教育都应发掘其社会面向，既努力将大小社会作为开展教育、组织和建设的可为空间，同时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实现社会参与和社会整合。正如卢作孚对北碚实践如何得以展开所做的总结：“我们利用人们农隙的时间做副业的工作，更利人们工余的时间作社会的工作。促起大众起来解决码头的问题，道路的问题，桥梁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公共会集或游览地方的问题，不但是大众出力，大众出钱，而且是大众主持……(同时还利用这些契机)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正是如此充分的社会动员与广泛参与解决了各种建设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北碚建设的各种档案，不仅可看到北温泉公园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设中的“众筹”动员，还能发现峡局职员减月薪储作资本去上海购买染织工厂机器的义举。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与此同时，卢作孚还通过持续有效的干部训练，让行政人员努力实现社会化。例如，他在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署纪念周会上要求机关人员“不要专门坐在办公室里弄笔墨，尽量减少办公室的人数，每个人要多到社会去活动”。即使必要的室内办公，也要求集中在大办公室，因为其“便于联络、便于照料全部、便于提起办事精神”。正因有如此要求并付诸实践，北碚建设者们显得更有“活动力”，无论你往(北碚)哪里去，都看得出来他们的活动，而且是活动得非常有兴趣、有条理，有步骤，并且是一面活动，一面找问题，一面找问题，又一面解决问题。如此“社会化”不仅突破行政化可能引发的官僚化顽疾，改变常见的“行政乱动，群众不动”困境，也有助农民主体和社会参与地真正发挥，实际也是十九大以来对社会治理应注重联动融合、多元共治的内在要求。
本是“落后地区”的北碚通过社会整合、冲突转化、各种资源价值实现等方式既发挥了“后发优势”，又获得包括“和平红利”在内的多重红利，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且符合城乡社会转型需要的治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发展出以民生为导向，强调社会参与的创新性社会企业与城乡融合的新局面。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本文转自《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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