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横看由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应知乃基本性质使然；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辑结果。经济基础虚拟化危机直接作用于具有“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内在机制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

[关键词]现代化危机；资本全球化；上层建筑成本；国家负债

一、基本判断：政府信用过度扩张带来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识到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双手扩张信用造成的。

长历史周期去看，第一个经验层面的危机由核心区向全球蔓延，本质上仍然在表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二八开”与全球危机具有内在相关性的原因，即：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利益集团）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推动制度变迁，其对应的成本是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的；当核心国家从制度变迁占有的收益弱化、成本不断显化而发生经济危机时，还是通过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危机代价来应对。

500年来，我们看到的只是这条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主导者转嫁成本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当代处于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达国家利用两手创造出的财政信用和货币信用/金融杠杆，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集聚财富的规模都是空前的；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双输博弈，遂有发生于金融资本核心区再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

而第二个经验过程，即资本主义核心区的金融危机引发债务危机，深层次上是内含着成本不断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西方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辑结果。而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基础虚拟化，更使危机直接作用于具有“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内在机制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

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其中发达国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70%以上，美国约占其中的50%。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的危机，因此，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本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

从比较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它是一个本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为内涵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内生性、综合性的财政和金融问题，因为政府依赖的财政体制和政府强权作为信用依据的金融体制，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

综合以上两点，本文指出，本次危机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而是现代化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双重、内生性危机。

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一）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的将近80%（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占比为115.2%。2008年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即使考虑到日本经济的特殊状况，债务规模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二）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地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从目前情况看来，任何主义、制度、领袖的政府都无法遏制这种自身信用的过度扩张。

三、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一）政治体制原因

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概念，如果作为理念和信仰，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得到秉持其他理念的社会文化群体予以的同等的尊重。

但人们应该了解，理念信仰与理性讨论不同，至少得有支付这种制度成本的官方与民间的承受能力。如果某个具体的国家试图贯彻落实为有既定运作形式的政治制度，则至少需要对这种运作形式的制度产生的过高制度成本有所了解，尤其需要对其累积政府债务如何化解、如何降低财政赤字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所研究。唯能以此为据，才有符合国家治理常识的理性讨论。

因为，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某种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在转化为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从经验过程来看，发达国家政府信用扩张的内在逻辑是：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因产业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其国内社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由于在产业资本阶段阶级冲突最严重的劳资矛盾及其面对面的对抗斗争大部分已经随着产业一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遂有条件从劳工群体占绝对比重的两大主导阶级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转化为追求稳定的松散小资群体为主的“中产阶级”占绝对比重。

于是，一方面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紧张情况大为缓和；另一方面，以往坚持百年的劳工运动推动社会进步到因认同“劳动者创造世界”而认同“劳工神圣”，因而认同劳工运动占有内生性的人权和自由等道德高地，这些广大被剥削者在斗争中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也静悄悄地随之转移到社会新的主流利益群体手中。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当他们把自己的福利需求泛政治化提出、再通过现代化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就造成了政治成本极高。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二）经济原因

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其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发达的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裹挟进入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以来的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也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越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棘轮”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是继续深化其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

四、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而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亦即：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欧元区国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无异于双手“壮士断腕”、双腿“自断骨肱”；更不会自觉于制造业大多移出之后剩下的只不过是中产阶级消费和福利不断扩张的臃肿社会身躯，以及意识形态自我膨胀凌驾着的上层建筑。

因此，发达国家的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既有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是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而是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在选举实践中内在形成政治成本上推机制而客观地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虚拟资本泡沫化危机中发生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则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

五、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过度竞争阶段的寄生性所导致的内在矛盾，总之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早在20世纪欧美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的1934和1935年，银本位币制下的中国就因美国单方面抬高白银价格和日本在华势力恶意收购而发生国内白银外流、信用萎缩，导致有“黄金10年”之称的工商业发展深受挫折；当局不得不于1936年厉行金融改革取消银本位，但“法币”脚跟未稳即因应对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遏制地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更无力遏止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社会动荡，遂使民国“经济先亡”。

无论主观如何，中国人恰因在1950—1980年代客观上处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去金融化”阶段，才有效规避了一般发展中经济体都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得以在1960年起发生“去依附”条件下完成了国家工业化。

综上所述，本文希望从三个方面坚持中国这种超“三个坚持”如下：

一是坚持近年来初见成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针，其中关键是夯实而非破坏乡土中国作为应对危机的“劳动力池”基础，进一步统筹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开发的国家长期投资，继续创新和完善虚拟资本服务于实质经济的国内政策；二是坚持对市场的动态监控，随时打击和曝光囤积居奇炒作物价牟取暴利的投机资本，适时调控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和粮食进出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坚持国家经济核心主权，做好政策准备，必要时改出与西方主要货币的联系汇率制，让人民币根据国内需求独立运作。

这三个坚持组合起来，似可阻击正在汹涌而来的输入型恶性通胀.

文章出处：中国知网 

文章链接：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ccd8993f90be9b8d147f8de4880ac47b)&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E5%8F%91%E8%BE%BE%E5%9B%BD%E5%AE%B6%E5%85%A8%E7%90%83%E9%87%91%E8%9E%8D%E8%B5%84%E6%9C%AC%E4%B8%8E%E7%8E%B0%E4%BB%A3%E5%8C%96%E6%94%BF%E4%BD%93%E7%9A%84%E5%8F%8C%E9%87%8D%E5%8D%B1%E6%9C%BA&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us=46279944098595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