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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下的粮食金融化威胁中国粮食安全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上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

粮食金融化:国际粮价波动主因

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

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

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产业都会发生金融资本控制产业经济发展的产业金融化现象,表现出产品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相关金融产品市场定价,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小。

粮食的金融化,在国际社会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它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由于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实体层面,而粮食则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国际市场粮食现货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农产品(000061,股吧)期货市场以及流动性本身的影响,而国际市场粮食供需基本面情况对其影响作用相对下降。

事实上,根据测算,21世纪以来,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等4大粮食作物的供需不平衡形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明显,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浮动范围分别为-6.56%~6.71%、-5.40%~4.56%、-4.82%~2.80%和-5.10%~2.64%,而且最近5年,各大品种的粮食供需形势还愈加趋衡。而正是在全球粮食供求处于基本平衡、没有明显供需缺口的情况下,国际粮价出现剧烈波动。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国际粮价上涨15%,与前一年相比飙升29%,接近2008年的粮食危机时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10年部分粮食价格已经破纪录,玉米价格暴涨了52%,小麦上涨了49%,大豆上涨了28%。可见,全球粮食供需基本面情况,不再是构成粮价剧烈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如果考察近年来4种主要粮食的国际价格走势与全球宏观经济背景的关联,不难发现国际粮价的潮起潮落与2008年金融海啸及美国连续3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而且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扩张对粮食市场影响的一个递增作用:QE1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还存在滞后影响,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则发挥了即期作用,而市场对QE3政策的预期或者说是美联储对外发布的信息就能够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近年来世界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根源都在于粮食金融化。

美元过量增发是粮食金融化根源

长期以来,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与原油价格变化趋势相同,呈现相当直观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美元价格变化趋势相反,呈现明显直观的负相关关系。原油价格与主要粮食产品价格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其导致其变化的因素有共同性,其共性因素就是美元价格。即:美元价格越贬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越强,则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就会持续上涨。

美国长期超量发行美元以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客观上造成美元长期贬值预期,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一个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无处不在且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势必向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渗透和向广度扩张,如果不能采取制约和减少流动性的有效措施,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还将不断加强。正如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所言,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美元危机。

事实上,美元的过量增发是美国为占有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制度收益并向全球转嫁制度成本的重要手段,这是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和竞争所奉行的以货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的体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3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

华尔街风暴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其发行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石油战略、粮食战略密切配合,造成美元币权对下形成“三角结构”,后两者像垃圾消纳场一样吸收过量增发的美元,并没有导致美国本土通货膨胀。这正是当前美国延续单极世界霸权的机制,即凭借军事优势构造政治强权,政治强权赋权于美元货币体系使其成为全球货币,三角币缘战略使全球成为美元过度增发的消纳场,并承担金融全球化下美国所转嫁的制度代价。

发展中国家陷入的社会危机

正如前文分析,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粮食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因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而在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承担制度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1年这短短一个年度内,大多数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获取食品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小麦、玉米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直接导致6800万日均收入在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中的4400多万降到赤贫水平。

很多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例如,非洲国家中粮食能够基本自给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粮食都依赖进口,自给率低,甚至一些国家自给率不足50%,这导致国际粮价高位运行时期非洲大多数国家都面临重度饥饿或相对严重饥饿,同时非洲也成为世界上营养不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严重者,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小麦进口超过50%的埃及等北非国家,相继遭遇城市贫民因不能承受粮食价格越长越高的危机而走上街头形成突发性政治运动。尽管埃及这样的北非国家在非洲饥饿状况并非特别糟糕,但城市贫民饥饿叠加青年学生超过50%的高失业率,是街头运动长期化的基本条件,虽然埃及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作用下演变为政权更迭,但并没有对解决既往难题造成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曾经是一个经济指标比中国还要好的国家,人均GDP早已超过5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也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空间;从国民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占比50%,农业占比13%~14%,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的现代化经济结构,一般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实现;而且埃及还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盟友,在国际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美国庇护。由此可见,粮食金融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危机代价是深层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中国亟需调整粮食安全保障政策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大幅度下降背景下,我国在遭遇生产过剩的压力之下推出支持产业资本下乡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战略。1998年全面推行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后,为顺应金融压减坏账而要求粮食改革实行“统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在分散农户生产基础上的改革难以全面贯彻,但所遗留下来的、更为集中地依赖于国家储备体制之最大弊病,就在于:与粮食安全实质性相关的农民生产者和种养殖企业、市民消费者和地方政府几乎完全不承担责任;诺大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这一个主体承担着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无限责任!


因此,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恰在于事实上已经承担了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需要认识“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的实质,不能再简单化地跟从已经日益被投机资本深度操控的国际市场做顺向调节;而必须从安全理性出发,加强有利于国家调控粮食安全的综合性改革,以此弱化跨国金融资本的粮食投机对国内安全的负面作用。

首先,在宏观政策上,要在专项转移支付向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让粮食主产区的县市得到人均公共财政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倾斜政策,这样才能使国家立足于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方针,有条件落实到产区地方政府。

其次,在微观制度上,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强农村综合性社区合作社建设,才能把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基本经济制度落到实处;只有在合作社综合经营所有涉农领域获取足额剩余、并且主要用于内部分配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复兴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藉此系统化的优惠政策,国家得以向合作社下达粮食全产业链经营责任,把粮食优惠政策及其相应的责任义务落实到双层经营的两级经济主体,方有可能促其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总之,在国家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前提下,在村集体和农民都得到充分发动的条件下,才可能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推行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导的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才可能适时地全面改造中低产田,也才保得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文章来源:《中国投资》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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