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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芝:印度的扫盲运动 ──农村贫困者自主力的开发

什么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我们会想到国家赋予他们公民权利,他们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也就是说,现代国民应有能力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所以,识字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其中一个指标。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奋力扫盲却依然徒劳;国民的“落后”被看成为既是国家落后的结果,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

在印度,情况最恶劣的比哈尔,识字率是47.53%(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水平是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却在十多年前──19914──便已经成为全民识字邦。这个不平凡的数字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扫盲故事。

1962年,一批科学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学知识,让民众能掌握对他们有用的技能。首先,他们把英语科普读物翻译成喀邦语言马拉亚拉姆语。“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简称“喀科运”)就这样诞生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78年在全国990个乡之中的600个乡,逐步成立了“农村科学论坛”,目的是与村民一起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喀科运”的构想,是每个村庄有两三名“喀科运”的活跃成员,对当地问题有具体细致的了解,带动村民建设社区。

经过几年实践,“喀科运”发现,几名活跃成员可以起带头作用,但社区整体发展必须靠民众积极参与,尤其是最底层的人、最边缘的人不能被遗弃。1986年,“喀科运”调整策略,将重点放在推动全民识字,让识字的人不只学懂看书读报,还培养能力掌握知识,创造知识,以改造他们生存的环境。“喀科运”决议在五年内令喀邦全民识字,于是筹划一个行动纲领,送交印度国家教育部。试点建议在十七万人口的安那库林区(Ernakulam)进行。国家扫盲委员会在1988年审批拨款。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喀科运”从未肩负这么大的项目,国家扫盲委员会也从未将这类工作交给一个民间志愿团体来推行。

“喀科运”的计划,是在该区动员一万五千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的扫盲活动。这种庞大的动员史无前例。上街示威、罢工抗议之类的行动是印度公民惯常见到的,但大量义工动员做社会公益事业,则出乎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意料。1989年试点工作开始进行,同时,“喀科运”组织文艺演出队,巡回到全邦1600多个地点作宣传,印制、售卖大量小册子,宣扬与扫盲、发展、自治相关的理念。

19902月,安那库林区宣布成为全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区,参与的义工有23千名。试验非常成功,旋即在全邦开展,动员30万志愿者;19914月,喀邦成为全民识字邦。国家扫盲委员会非常赞赏这个成绩,邀请“喀科运”和“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全印科联”)协助在全国推行扫盲运动。为此,“全印科联”专门成立一个教育机构,名为“知识与智能促进会”(BGVS),在接着的几年,在全国多个邦约400个区推行扫盲运动,报名参与扫盲运动的学员有1亿2千万人,报名的义工有1千万人,实际完成比例甚高。

数字固然可观,但扫盲运动的真义不在量,而在质。“喀科运”的出发点,并不把文盲的村民看成愚昧无知、缺乏教养。相反,他们相信民众之间流传宝贵的民间智慧,人人有学习能力、应变能力。现代社会的大小事务总离不开文字,民众识字,能更有自信参与,能更好地谱写自己的历史。

这个出发点非常重要,与一般的现代化、都市化社会的主流观点迥异;它不把农民看成落后可耻,看成现代化的绊脚石、包袱,而是正视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被牺牲被边缘化的遭遇,对非西方国家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统治下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而接受的西方发展模式,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它看到这样的发展是狂妄的,满足的只是少数得益者偏执的欲望,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命却被严重破坏,从包裹大气层的臭氧层到海洋深处到地下水,都受到不可逆转的污染破坏,同时,社会分化和地区冲突也随着所谓科技发达文明进步而日益严重,越来越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有必要抗衡这种狂妄。

这个问题涉及的不单单是农民的出路;全社会的出路也在农民身上。因此,他们要协助农民在自身、在社区、在本地,寻找力量寻找资源,改变生活中不如意不合理之处,扭转狂妄自大、不懂节制的欲望所推动的发展之路。他们的发展观以民为本,以大多数人利益为依归。

带着这种理念推行的扫盲运动,重点是个人及社区的长远变化。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内洛尔区(Nellore),一些农村妇女参加扫盲班,每周聚会。扫盲班不少教材是学员表达兴趣和需要后,与教员合编或改写;在一地编写的教材会在各地流传。这就是说,扫盲班并没有呆板地规定学员学懂什么字,才算符合“脱盲”标准,而是让教材和学习灵活配合学员的处境。

内洛尔区的扫盲运动在19901月宣布开展,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宣传推广──主办者组织歌舞创作、街头剧团、家访等等,到各村各户动员教员和学员志愿参与。19911月,扫盲班正式上课。在杜巴贡德村(Dubagunta),学员有三本教材,其中一本有一个《丝妲的故事》,说的是丝妲的丈夫酗酒,她无法改变丈夫的恶习,自杀了。杜巴贡德村的扫盲班妇女学员,读到这个故事时百感交集,纷纷诉说她们自己的故事。59岁的玉婷(Uddin)说,她的丈夫14年前被酒精夺命,死前经常酒醉闹事。在这个贫穷的农村,自然环境恶劣,农作物经常被台风摧毁,失业普遍,更糟糕的是,仅有的一点钱,常被男人拿去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虐打妻儿。

扫盲班的妇女,诉说各自的不幸,有的说,丈夫打她有了新的理由,就是她这么大岁数,还要什么脱盲识字,是疯了。妇女们商议后,决意村内不留一个酒鬼,于是行动起来。她们的故事迅速传到其它村落,也很快写入扫盲读本;新的故事叫《如果妇女们团结起来》。这一课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我们上扫盲夜课的妇女的成就。我们的村叫杜巴贡德村。我们用血汗赚取工资,从土里生产金子,但有什么用?钱都花在土酒上,我们的男人没有钱买酒,就卖掉家里的米、油、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后来我们读到丝妲的故事,我们开始想,弄死她的是什么……第二天,我们几百人走到村口,截停一辆酒车,叫商人把酒倒掉,我们一人拿出一卢比赔偿他的损失。他吓怕了。就是这样,那天以后,再没有滴酒进村……我们现在有力量,也有信心。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取得这次胜利。”

在之后的村民自治选举中,玉婷被选上村委主任,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是不简单的。如星火燎原,各地妇女纷纷起来反对土酒。在1992年的民间反酒运动压力下,邦政府在1993年宣布全面禁酒。在里贡达伯度村(Leguntapadu),一名政府官员应邀参加反酒集会时,问妇女能否一天储蓄一卢比。一名妇女上前,把一卢比放入他手里,其它妇女纷纷效法。官员问,为什么把钱给我,为什么你们不组成小组,把储蓄集起来,自己管理?储蓄运动从这个村开始发展,超过20万名妇女自发组织了妇女储蓄小组,接着逐渐有能力以集体名义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

印度有许多世界银行、联合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搞的小额贷款项目,但前述例子主要不同之处,是这些自发的妇女小组,是经过扫盲运动一段时期的个人能力和集体意识的培育之后,从妇女自身面对的日常问题出发,寻求解决。掌握知识、增加自信、维护尊严,是内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反土酒运动和妇女储蓄小组运动,是由扫盲运动引发的。卡拉拉邦带头开展的扫盲运动,最可贵的是它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让全民成为有知有识之士,这个目标是全社会接受的;运动实际开展之时,也卷入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不同党派人士和科技专才,充当义务教员,在与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学员共处的期间,打破隔膜,消除误解,增进相互的认识。扫盲运动推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整合和社区发展动力的开发。也因此,扫盲运动并不以民众脱盲而结束,而是全社区成员进一步卷入对社区本地资源的了解、探测、开发。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有了本地骨干人才带头,有了广大民众参与,也有了凝聚建设运动的公理人心和人际网络。扫盲运动奠下基石,让民间自发的社区规划行动可以开展,也让1996年史无前例的喀拉拉邦“人民计划运动”得以推行。

这里的“发展”,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它首先是一场文化运动,一场人的提升的运动。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天中土”,原载于《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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