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潘家恩老师的文章《艰难的回归——返乡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如何可能？潘家恩老师文章指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同时警醒于悲情与自恋，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们该做的平常事！本文转自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2017年1月28日）。
本文作者潘家恩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1980年代出生，生长于南方小镇。自2001年参与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至今，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放弃留京，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工作生活三年十个月，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随后到香港读书，现居重庆北碚，教学之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继续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潘家恩：艰难的回归——返乡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
十八载归途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意识到时光的飞逝，更体会到岁月的力量，它既让坚硬变的可疑，也让模糊变的清晰。
小时候，城市对我来说，是漫长夜路前方迎面扑来的璀璨灯光与车水马龙，虽然嘈杂，但对日复一日的数星少年来说还是别具魅力，星空虽美，可毕竟太远且过于冰冷。陌生而热闹的都市，给我一个美丽的梦，指向着更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
带着这个美梦，18年前的我向着远方背起行囊；也冲着这个梦，铁下心来在家人和师长的不解中将绝大多数高考志愿填成农业大学。弹指一挥间，十八载时光像双向延伸的意义圈，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与离乡，却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与回归。
也就是这18年，乡村的状况如过山车般，既有新世纪前后令民间揪心高层震动的“三农”问题，也有税赋减免投入加大后旧矛盾缓解但新矛盾蕴藏的淡出与转化……当然，乡村并不会真正消失，近年来各种“乡愁热”不正让乡村以另一种形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虽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有些是资本吸金的噱头掩护，有些是都市中产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与趣味投射。但不管怎样，再次热起来的“乡村”毕竟充满着新的可能，就看我们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恰如家乡的小镇，在外18年似乎很少与人提及，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与旁人没有关系的地名而已。虽然也模糊地知道千年古镇的悠远与价值，可在童年记忆里，门前布满青苔与岁月印记的石板路或许别有韵味，却不利于大人们的粮食运输，也不方便小伙伴们跃跃欲试的自行车通行，所以当年进行水泥硬化时，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在内都一致欢呼。今天看来，那似乎是对千年古镇不可逆的景观破坏，但以当年眼光看，却是一种很难否定且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需要。可就在一周前，我的家乡竟然登上CCTV-4的《记住乡愁》，虽也知道节目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当得知这个消息，仍然会十分欣喜且不遗余力地在微信朋友圈呼朋引伴，似乎那是18年来首次为故乡而自豪。短短30分钟的节目激活了关于家乡的各种记忆，却也让自己觉察到，原来十多年来看似归乡的目光仍然向外，最熟悉的，却常也最陌生。
作为“80后”，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这个时代的剧烈变化，纠结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纠结，在青春与暮气混合的奇特氛围中，拥有着自嘲互黑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作为小镇青年，我也曾有过对大都市的无尽向往，但却迅速在所谓“小时代”和“小目标”的碾压下觉知“都市梦/逆袭梦”之虚妄；作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且亲历着乡土的凋零，同时也感受着土地上的挣扎、不甘与坚韧。
又是一年春节到，再次攀高的城市房价和更为耸人的连城“霾”伏继续制造着乡愁土壤，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变形如魔方般重构着我们的时空图景，穿越城乡且意义独特的假期给了你我一个抒发积闷的难得机会。
前年的“博士返乡笔记”和去年的“农村儿媳乡村图景”将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百态呈现出来，并借助文学所特有的温度与力度让新形势下的乡村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十分重要且可贵。然而，似乎“假期返乡者”和各色“见闻”才是这场“返乡大戏”的主角，更多的“在乡者”与“返乡实践者”却不无遗憾的再次沉默，拒绝刻板和偏见的多元化思考反显得不合时宜。
身处这个因长期“都市中心主义”而“目中无乡”的时代，与其在焦虑中纠结滑动于那无处安放的乡愁，不如认真从容的反思“愁从何来，通往何处”？需要再思考的不仅包括乡村怎么了？还应是城市怎么了？时代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春节综合征
我这里说的，不是节日中常见的暴饮暴食与黑白颠倒，而是经常发生在乡村建设实践者群体中因春节返乡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据我粗线地观察，不少身边同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节后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甚至自我怀疑的状况。
因为春节回家除亲人团聚朋友重逢，更是不同价值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现实财富与生存状况或明或暗的比较，许多压力变得无法回避：收入、地位、稳定、体面、尊严……这些本来就是一线实践者的心酸处，自然会让大家沮丧。
开始我还以为只是个别情况，或仅与家庭条件、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个人层面相关，后来发现其实际具有一定普遍性并蕴含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对于大部分乡村建设实践团体来说，你说志同道合也好，抱团取暖也罢，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在一起，并多在内部共建起彼此认同的基本价值。春节返乡不仅让行为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主流社会的强大力量开始显现，进而凸显出原来还可能将就的各种落差。举个例子，乡建实践者的衣着常是朴素的，如果哪天在乡建场合看见他们西装革履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不仅因为在田间劳作或与老乡交往方便，还因为周围大家都这么穿所形成的习惯与特定环境。而那些所谓“好看”的衣服其实是穿给周围人看，我们的感受本来就常由外部眼光所决定，既然周围的环境是以简朴为美，过于讲究反显得格格不入。
当实践者们春节返乡，虽然一般的乡村困境也会让我们揪心，但事实上大家本来就在乡村工作，类似状况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乡和故乡的叠加让问题更显真切，更大张力其实来自“个体返乡”与“社会去乡”间的冲突与拉扯。
“春节综合征”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乡村建设实践者个体意义上的纠结与无奈，不如说是当前日益加大的城乡冲突与阶层差距在他（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只不过春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让返乡实践者逆流而上的点滴努力集中遭遇到整体性的乡村破坏。
实践者的尴尬也提醒着我们：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从来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最新最美的图画，“建”的艰辛常常面对着“毁”的剧烈与“弃”的轻易，真正的建设事业自然会更加艰难，但难能才可贵。也因如此，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不仅是乡村，还包括新的价值、评价坐标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亦即，建设性实践和批判性思考都是返乡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个体困惑背后的社会困境同样存在于近年的“返乡书写”中，短暂乡愁一直就勾连着更大脉络：王磊光博士的尴尬与无力，难道不正内在于“中产蚁族化”的社会事实及知识远离甚至矮化工农的文化事实？黄灯四姐夫从体面的包工头堕为灰头土脸的城中村躲债者，难道能离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球转嫁的宏观背景？个人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实从来也都是城乡关系和政治经济现实的缩微与镜像。不能就事论事地把乡村问题仅当作乡村本身的问题，它既可能是城市的问题，全球的问题，也可能是包括你我在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问题。
从他乡到故乡
迎接返乡实践的很少会是鲜花和掌声，更多是难以为人道的压力、无奈与尴尬。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常靠“乡建式谎言”以“曲线返乡”，比如在地点选择上，先找个父母和同学看不见的地方，毕竟远距离沟通尚有搪塞与转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才会有“春节综合征”的累积爆发。
当然，也有直接返乡的同仁，那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同为“80后”的慧峰来自江西宜丰，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五年，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态水稻后，受到亲戚朋友和家人强烈地反对。刚开始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直接当他不存在，母亲则天天哭泣。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作为村庄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害怕，感觉他们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但大概经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大家的接纳，而这位返乡者也在此过程中形成更加平和积极的心态，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也借助新媒体和城乡互助渠道而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
返乡艰辛的例子其实很多，甚至有新闻报道河北老父因儿子硕士毕业后返乡种地而喝农药自杀的悲剧。归乡途中那无形却让人惧怕的高门槛，将无数“农N代”堵在“蚁族”围城之中，上学和进城本应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为何却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窄？与其说那是来自家庭和村庄的不理解不宽容，不如说也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关系的集中体现。“农二代”父母们之所以如此决绝不近人情，与其说是他们对乡村与土地的认同不再，不如说恰是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形而下的方式对家人的保护与救赎。一般看来，不合时宜的离城返乡与体力劳作难道不等同于竞争失败与不思进取？对于身处主流价值体系最基座，并在“你撤退、我掩护”中付出巨大代价的“农二代”家长来说，“跳出农门、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被理解却让人心酸的合理期待？
也因此，我们的返乡实践多有从“离乡”到“归乡”，从“走近”到“走进”这两个层面。既可以像慧峰一样一步到位，也可能分步走，先在异地和他乡做出探索，积累经验与资源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且看当代乡村建设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很多人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建生在近二十年的他乡实践后终于将乡村建设引回福建上杭老家，何慧丽老师也已从豫东的兰考试验扩展到豫西的家乡灵宝。他（她）们的实践虽然曲折却也让人钦佩羡慕,借用一位返乡实践者的话“不要等到叶落了才归根”，有乡可返其实是一种幸福。
从2012年推动“爱故乡公益实践”以来的五年间，常有朋友问我们，自己就出生在城市，不是“农二代”（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再往前推几代，似乎都要露出乡土胎记），是否也需要爱故乡？这让我想起民国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者梁漱溟先生和温铁军老师，他们都是生长于京城的“城二代”，乡村并没有他们的亲人和记忆，为何他们会去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乡村是中国的根，是理解过去中国并思考未来中国所无法绕开的底色与载体。况且，我们所说的是广义的“故乡”，君不见城市自身也正在大规模改造升级中面目全非，无论我们来自哪里，其实很难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故乡的重新发现与思考，可以理解为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应有自觉。
故乡就是脚下的一席热土，无关地面材质。
我们的“田园梦”
认识志友的人都知道，他对土地充满深情。13年前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录用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求职要求很简单，只是希望可以来学院种地，真正的脚踩泥巴、双手劳动。比起种地、养驴、盖生态厕所、做垃圾分类这些他钟爱的工作，原来的志友对现代科技有着某种近乎天真的拒绝，他几乎不用手机，电脑也因“废弃”太久竟然开机冒烟……正是这样一位志友，13年来一直坚守乡村建设第一线，并百折不挠的开拓新领域。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中止后，他和学院同仁们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凤凰岭山下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本以为可以重新回到土地上，可繁重的农场管理，络绎不绝的日常接待和各种资料的编辑传播，让农业劳动反成为一种奢侈，手机和键盘取代了铁锹，成为他最主要的劳动工具。从2012年开始，除继续农场管理外，志友又承担了爱故乡公益实践的创立与推动工作，生性腼腆的他最日常的工作却是要不厌其烦与各方面沟通联络，哪有时间种地……有天志友忽然说：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田园梦”就是帮更多人实现“田园梦”！
志友的悖论告诉我们，回归不等于逃避或者撤退，更非自娱自乐与孤芳自赏。真正有力的田园梦是清醒的、也是务实的。十多年前，当大家以城市为唯一归宿、以石油农业为不二法门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让大家意识到城市梦的可疑与裂隙；十多年后，当“田园”成为另一种众声喧哗的流行时尚与各种利益的文化包装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警醒大家不忘初心，并借力打力地促使长期外流“三要素”（资金、人才、土地）顺势回流。
真正有根的田园梦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它不应是有钱有闲者的专属与新的区隔来源，也不是叶公好龙式的想象性拥抱或对都市旧梦的简单替换，更不是继续不堪生活的点缀与理由。雾霾天里的田园梦当然应有着更多的反思与反抗，并为重新思考城与乡、人与自然、知识分子与工农诸关系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
志友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返乡不意味着与城市做简单了断，也不是将城市本质化，以“浪漫化乡村”的办法去解决“浪漫化都市”的恶果，去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净土”。与其被动地“城乡互损”或“城乡脱钩”（两者看似不同，却都不同形式地体现着排斥性），不如以“危”为“机”，在城乡良性互动中重新想象并创造出真正包容永续的新城市与新生活。
印第安人的雨
电影《驴得水》海报说“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里我也要讲个故事，你可别笑。
六年前，我们邀请当时已近80高龄的韩国自然农业创始人赵汉珪先生给第一期全国自然农业培训班授课，老先生一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分别来自美国的白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求雨，结果白人没有求到但印第安人求到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出了各种可能性，有人说印度安人会法术，有人说美国人得罪了天神……最后老先生说，其实很简单，因为印第安人一直求到雨来为止。大家哄堂大笑，可就在此时，我看到这位一辈子历经坎坷进行自然农业探索的长者眼里闪着泪花，我也进一步理解他讲课中所谈到的何谓“农者之心”。
我常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故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时下并不少见的另一碗励志鸡汤。然而，十多年来，我和许多返乡同仁们却实实在在地经历着这一笑中带泪的“简单道理”，就在老先生讲这个故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那头“形象代言驴”几年前还作为遭到无数人嘲笑和挖苦的象征，生态农业也常被当作“不合国情”而轻易打发，青年返乡当年更被讥为“秀才下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果没有咬紧牙关地坚持，怎么会有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横空出世？或者说，谁能预测到2008年会有给举国上下带来震动的“三聚氰胺”事件，谁能想像“十面霾伏”已经在悄然改变我们对城市的想象与实际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