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我开始认真思考乡村复兴的意义，并做了大量的实践。作为一位行动者，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带领的中国乡建院最近十年所做的“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新村复兴实践与思考。
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
2003年，我决定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去做乡村建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好不容易进城了，却又回到农村去，这个抉择是很艰难的，但却是基于我认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后所作出的职业选择。因为，我觉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应该复兴乡村的时期了，这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
乡村会进入一个“复兴时期”，理由是什么呢？
我十年前发明过一个词，叫做“中国拐点”。“中国拐点”说的是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拐点——“中国拐点”。具体来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前，全球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过剩了、不赚钱了。如果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的话，一般性的制造业是普遍亏钱的。
中国加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也就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所谓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普世经验”，即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5%以下的“普遍经验”，可能就成为了谬误。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8600美元了，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依然有9亿多，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出2亿。
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问题就基本解决（80%多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后就出现严重过剩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工资收益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只生产了几亿农民工，却无法产生几亿市民，我们的工业化没有能力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据此，我认为中国农村在乡镇以下长期生活6亿人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已经是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了。在生态文明主流化的当今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既往的发展模式还能走多远？我认为，未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技术进步、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农村的价值会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主流化背景下体现出来。
第三个判断是，随着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逐步均等化，会导致“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我所说的逆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还包括产业。比如中国乡建院总部就设在村庄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网络和城市一样快，交通更通畅，空气比城市更好，吃得更便宜、更安全，住房和办公条件更好、更实惠。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和机构把总部放在村庄里，所以全面出现逆城市化，将是一个与城市化并行的大趋势。
第四个判断是，农业和农村投资的比较效益已经到了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种30亩地、养30头猪就可以是万元户，让农民七口之家生活得比城市居民更好。而现在养30头猪、种30亩地、收入几万元，三口之家其实都难以养活，很难维持家庭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和家庭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农民必须出来打工才能维持小农家庭不破产。在此意义上说，农业的比较效益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农村资产的价值也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比如，如果我是上海人，我在上海卖出300平方米房子，可以去农村把一个两千亩地村庄买下来。
现在上海300平方米房子的价值比一个承载农村几千人生活的村庄的土地价值还要高，这是因为城市资产价格连续涨了数十年，而农村资产价格数十年非但没有涨，甚至一直是下降的。这其实有点荒谬。所以，我认为未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比较效益会迎来一个上升的阶段，农村财产的价值也会迎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否则，我国经济会因为内需不足而难以持续，甚至可能滋生系统性风险！
基于上述四个判断，我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乡村会步入一个复兴的时代。
乡村复兴的沉重和意义
在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乡村复兴存在诸多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上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乡村建设健康发展及乡村复兴的进程。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优先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体制化，农村的各种要素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体制力量虹吸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甚至乡村建设本身也是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务的。
二是以农村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农村现代化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推进之后，“城市先进而农村落后的观念”深入到了人们的血液。从规划设计开始，乡村建设就无时无刻不在走全方位的农村模仿城市的道路，以至于乡村建设和乡村破坏并驾齐驱而全然不觉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是由于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门）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建设中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乡村建设变成了各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乡村建设(包括扶贫)过程中以“形式主义、走群众路线”来反对“形式主义”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乡村建设是系统工程，而政府部门相对各自为政，导致乡村建设中的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由来已久。
四是乡村建设中一些以防止腐败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败和浪费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一笔用于乡村建设的政府部门支出（如农民建房的政府补贴或政策性贷款）都要走公开招标程序；而一旦进入招标程序，接下来有时就是“高级黑”了，没有人会对此承担责任，因为这样的腐败和浪费是“合法合规”的。
五是中国当下的农业制度（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和数千年前的农业制度几乎没有显著差别，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小农长期陷于“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而无法追求农业生产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甚至越积极生产越贫困。
六是中国农村当下的财产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实非常落后，农民的财产无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里获得抵押变现的权利，因此乡村建设的过程永远都是“活钱变死钱”的过程，没法“死钱变活钱”。城乡各种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导致农村很难追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投资也不得不瞻前顾后、望而却步。
七是几乎所有农村孩子自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即使是在大学里接受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回到家乡，也不知道如何具体建设乡村（包括规划设计专业）。因此，乡村复兴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乡村建设中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建设的现象尤其严重，有90%的政府资金用于硬件建设，只有不到10%的资金用于采购“智力”“软件”等。而没有“软件”支撑的硬件，再好、再新的硬件也只会变成新的存量。比如，农村的沼气池、污水处理厂、农民集中上楼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闲置。即使是经常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由于“软件”建设滞后而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片面理解“少数人先富起来”，依然依靠能人、强人、资本主导乡村建设，而忽视农民及其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因此，不少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异化为少数人的乡村建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边缘化。
十是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认识误区。比如，垃圾本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是人的行为出错的结果。现在治理垃圾的“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模式，实质是鼓励人的行为出错，垃圾只会越来越多。好多地方的财政已经为此不堪重负，这是不可持续的环境治理理念和方法。
综上，当下的乡村建设，“千金拨不动四两”很普遍，“四两拨千斤”比较少见。靠外部输血的乡村建设普遍存在，靠内生动力为主的乡村建设比较少见。然而，这并不说明乡村复兴没有希望，恰恰意味着乡村复兴大有可为。乡村复兴对中国意义重大！
如果农村的土地、山林、房屋等都能够通过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由农民自主实现农村资源资产的金融化、证券化、股权化、货币化过程，农民的财富就会增加数百万亿元以上的市场价值。这应该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不二选择，也是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举措！
如果通过乡村建设和复兴，农民增加了数百万亿市场价值的可支配财富，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也就会真正回归“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自主性就会大大增强，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水平将大大跃升。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是决定性的举措。
特别是当下，党的基层组织服务农民和治理乡村的能力的提升遭遇瓶颈，扶贫攻坚也处于拉锯战和攻坚阶段，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乡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模式来推动乡村全面复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乡村复兴的路径和方法
河南信阳郝堂村是我在2009年开始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村，2013年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第一名，成为著名的休闲旅游村，村民的收入水平由贫困村一跃成为富裕村，村民生活水平让不少城市人也颇为羡慕。此后，我们在全国建设了100多个各式各样的示范村。从2016年初起，每月26日我基本都到郝堂村举办一期“乡村复兴讲堂”，讲如何复兴乡村。
当下乡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不是中央财政没有钱，我们比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时的条件好多了，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政府只给村庄一些钢筋水泥等物质，让农民自己去搞乡村复兴。现在的中央政府每年转移支付乡村复兴的资金是2万多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资金就更多了。我们的问题是“千金拨不动四两”。当然不可否认，乡村建设做了不少的实事，但很多钱的确“打水漂”了。因此，如何去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复兴乡村的办法来破“千金拨不动四两”的局，这就是中国乡建院的使命。
我认为，中国乡村复兴首要解决的就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我曾经去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游学，那里农民的主体性和我们农民的主体性比较起来，我们的农民组织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主体性。当下的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我们必须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其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基石。
而重建主体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五大方面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
（一）王垸村：五位一体试点
能不能将这五个方面统筹起来增强村社组织的主体性，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起点。我开始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而以村社内部合作金融的方式重新组织农民是最省力的。于是，我就做了一个“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实现村庄复兴的模式。
我有一段在乡镇工作的经验，还有10年左右在公益组织做农村扶贫的经验。第一个试验点我选择的是自己的村庄王垸村。我带10万元“种子资金”回去引导村民做资金互助社。王垸村里有渔场（集体的），原来是承包出去以后收回7万元，每年每个老人分300元。我和村干部建议由我出10万元，村集体出资25万元，每个老人出2000元，组成一个养老资金互助社。我的10万元和村里的25万元资金的收益分配给老人以吸引他们参加，这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益敬老人”。
村民可以从养老资金互助社里贷款，前提是先存款后贷款，贷款的利息收益分配给老人。这样一个老人一年就比以前多分好几倍，而本金还在。村里当时觉得这个方案还不错，一拍即合，我就协助村庄把养老资金互助社建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只有80多个老人相信，开业的资金规模只有87万元，当地信用社贷款的年利率是14.4%，而当年产生的收益就超过10万元。第一年人数不多，每人分了500元。第二年资金规模翻番了，人数也翻番了，每人分800元。去年我回去的时候给村庄的老人分红，每人分900元。
当然，我也有一套管理机制，这些老年人8人一组，组成贷款评审小组，由理事会最终决策。也就是说，理事会最后放贷款都必须由8人小组通过评审之后才能进行，这样就解决了贷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有些年轻人向老人小组提出贷款申请，老人觉得他们不吸毒、不赌博、不干坏事，才把钱贷给他们。贷款者如果不还钱的话，村庄下一次调整土地就不给他们了，也就是把成员权作为抵押。如此操作下来，目前这11年来没有一笔坏账。
王垸村的试验证明：有了村社内部的养老资金互助社——内置金融之后，农民的主体性就增强了。一是农民重新组织进入了村社，有的老年人差几个月满60岁，还要到派出所改身份证加入进来。二是村社组织有了力量，过去村两委基本服务不了农民，现在村社内置金融以后就可以充分服务农民了。村社有了信用体系，比如农民要肥料、饲料等时，村社就可以代购，村社服务村民的工作就可以开展起来。三是村民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成员权等也可以做实，可以抵押贷款了。
村社内置金融接受农户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的这个做法，其实回应了两套话语：一是回应了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土地制度话语，即让集体成员权和农户承包权抵押贷款权，照样可以在土地集体所有制背景下实现。二是回应了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科斯主义土地制度话语，即不搞私有化也可以实现集体成员权和农户承包权抵押贷款。所以我想，贺雪峰教授不会反对我，因为我虽然实现了土地抵押贷款权，但没有破坏集体土地所有制；厉以宁教授也不会反对我，因为我虽然坚持集体所有制，但依然让农民的承包权、集体成员权用来抵押贷款。这也是我这个实践派必须要做的！
土地、组织和金融要素相糅合后，再一个要素就是社保。我认为，我们国家每年给农民几百元钱是一种社保，那么在村社内置金融产生收益以后可以给老人们分红，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保”，是社区共同体的“合作社保”。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后面我还会探讨如何把这个社区共同体“合作社保”的功能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便是社区共同体的“合作社保”功能带来了文化改变。有了村社共同体为村民服务，我们把“乡贤”文化找回来了，把传统“孝道”文化找回来了，把“合作”文化找回来了。我的感受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文化整体上其实是大倒退的。小农是有依附性的，当小农依附于家族共同体时，家族共同体下就生长出了传统文化。当小农依附于村社共同体时，就有了毛泽东时代村社共同体内长出的合作文化。到了邓小平时代，农民变得“原子化”了，农民无所依靠、高度分散，这样的农村也生长出对应的文化，比如笑贫不笑娼、自私自利等。
农民只有生活在共同体内，农村才可能生长出优秀的文化。在没有共同体一盘散沙的农村，五千年文化中间最糟粕的东西，就会像肿瘤一样膨胀。农村优秀文化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共同体里长出来的。当农村有了好文化，农村善治也就有了希望！
村社内置金融试验，把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等都统筹考虑于村社共同体之中，农民和农民村社共同体的自主性就回归了。
（二）郝堂村：新农村建设样板村
2009年9月，我把王垸村的成功经验带到河南信阳的郝堂村。郝堂村所在的信阳市是我们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是按照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的顶层设计方案进行的改革。这个改革简单来说，就是把农村土地进行确权颁证到户以后，农民拿产权证可以到银行去抵押贷款。当农民拿到了土地产权证到银行去抵押贷款时，银行其实并不认这个产权证。我去信阳党校讲课，当地官员问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说村社内置金融后，农民土地承包证就可以在村社内置金融抵押贷款了。这样，我就在当地官员的引领下走进了贫困的郝堂村。
进入郝堂村，我最开始依然是做养老资金互助社。我带了5万元，政府给了10万元，7个乡贤一人出2万元，这14万元“公益”资金的收益用于老人。最开始只有15个老人入社，每人2000元。3个月以后到了小年分红的时候（腊月二十四），每个老人分了330元。这个互助社一建立起来，土地就可以抵押贷款了。养老资金互助社越办越好，第三年100多个老人人均分配700多元。
由于郝堂村内置金融试验非常成功，当地官员问我能不能就在郝堂村做新农村建设试验？我强调一点，那种集中多个村的几万人安置在一个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闹得“鸡飞狗跳”的乡村建设，一定不能搞。我还和当时的平桥区书记“约法三章”：水利、修路、中心学校建设、农民建房贴息这些由政府出资；行政工作由政府负责；技术工作则由我组织来的专家负责，不管多大的干部来了，也不能就技术问题随意指手画脚。
郝堂村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件事是把农民拉出去参观学习。第二件事是在村里搞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花一两年才能做好，而在郝堂村一个半月就搞定了。一般的村子要开会，发钱给村民也开不起来；郝堂村一说开会，齐刷刷地立马都到了。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分散的农民就是不一样。
第三件事是村社集体土地“收储”。政府给了郝堂村148亩新农村建设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村民根据自己参与做的规划，第一期需要从村民手上收储83亩土地，一亩土地流转到村集体里面搞建设，最贵的2.4万元/亩，最便宜的1.8万元/亩。第一期收储土地83亩需要170万元，村庄没有钱就从内置金融里贷款，成立村集体的“土地银行”。村里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划，83亩储备土地的价值就展现了，现在郝堂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格是40万元/亩。
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不仅使农民富裕起来，也使集体经济呈爆炸式增长，而之前这笔收益基本都被开发商拿走了。现在村社有了内置金融以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农民分享。郝堂村（包括周边村道路/学校/水利）整个建设政府共投资了3200万元，郝堂村村集体至少投资了4000万元，前前后后收储300多亩土地，现在还有110多亩储备地。郝堂村村民从2011年开始建房子，一共花了8000多万元，2013年项目结束时成为全国示范村、旅游村。为什么迄今村民还在投资？正是因为“活钱变死钱”后，“死钱又能变活钱”，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三）全国试点：内置金融村社的体系化
中国乡建院从郝堂村出发向全国发展，新农村建设样板村现在做了大概20多个。乡建院的实践也在不断改进，原来是在单个村做内置金融，现在是以县为单位做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再借助大数据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形成联合社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属于农民的“合作银行”，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供销社和电子商务部，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保险公司、产权交易所。
比如，有的村庄成立了“苗木银行”，农民把苗木当做存款使用，内置金融合作社可以拿这些“存款苗木”去做市政绿化工程。有的村落则成立了“房屋银行”，农民把破旧的房子当存款存入内置金融，存的时间越长收益就越高。珠海有个三农村，用内置金融收储的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企业，企业直接把总部放到村里，企业部分职工及家属也可以住到村里，而用集体建设用地造的房子，企业职工付个首付就可以入住，还可以在内置金融按揭贷款。
内置金融村社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实现和交易起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再变股民。这样，农村资源资产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当许许多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农民的需求量集合起来，农民就有了市场话语权，可以和供销商议价，甚至可以“改造”供销商。
这些年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农业产业的收益都被资本家拿走了，土地的级差地租都被老板拿走了，供销商业利润分不到，金融服务收益更是无从谈起。而当我们让农业产业收益重新回到农民手中，级差地租收益回到农民手中，供销商业利润回到农民手中，金融利润回到农民手中；不仅农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合作社保”能力和水平也大大提高。
中国乡建院首先对村庄进行分类，进而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建设办法。我们认为，30%的村庄将会成为中心村，要研究的是农业农村的服务业化。现在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向，比如企业下乡、人口回流、乡村旅游等，这意味着到农村居住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市场。10%的村庄将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要研究的是农民如何抱团进城，而不是被城市“化”掉。还有60%的村庄将会逐步空心化，要研究的是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方法。比如，通过内置金融的方式把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土地银行、房屋银行等将土地指标进行交易，搞现代农业主体再造，发展现代农业。其中，土地的问题、组织的问题、金融的问题、社会保障和文化的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农民和农民组织的主体性增加以后，农村的面貌自然会焕然一新。
新形势下土地会向哪里集中呢？一般有两个选项：一是向资本集中，二是向村社集中。农业部要搞地主制，乡建院要搞村社制。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农民会选择乡建院的服务，土地向村社集中。按照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农村是稳定器和蓄水池。考虑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未来，我们把农民再组织进入村社，而土地向村社集中一定比向地主集中要好，上述60%的村庄因此也是有希望的。广大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分子如果都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专心致志地把服务三农的产品做好，乡村复兴就会更有希望！
当然，中国乡建院的服务是有价的，我认为有价才能把服务做好。乡建院成立不到5年，完全靠市场养活自己，去年的收入超过了3000万元。我们到大学、科研机构和基层政府部门挖人，经过培训上岗服务后，他们都很有成就感。乡村建设的市场非常之大，预计中国乡建院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有不会少于500名员工。由中国乡建院带头，现在很多地方也成立了各式各样的乡建院。所以，从市场需求判断，乡村复兴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一直担心农民愿不愿意组织起来的问题，答案其实是肯定的、明确的。农民是愿意的，关键是要找到组织农民的有效方法，组建有效的农民组织；而村社内置金融就是一种组织农民的好方法，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就是农民希望的一种好的组织形式。
中共十九大以后的乡村复兴格局
中国乡建院在全国17个省200多个村庄的乡村复兴实践证明，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是“四两拨千斤”的乡村复兴之法，既能提升农民生产生活品质，又能为农民创造财富；既能促进全面小康，又能助力中国梦的实现。我是坚定的乡村复兴派和行动者，对中共十九大后形成以内生动力为主的乡村复兴格局高度期待。
（一）振兴乡村的基本法则
其一，如前所述，振兴乡村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农民及组织的主体性。而重建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重点在于：第一，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石的农民村社共同体重建，是巩固和提升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捷径。第二，村社共同体内置合作金融是激活村社共同体的捷径。村社内置金融是将农民再组织起来、将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财产权实现起来和交易起来、让成员权信用发达起来的最好办法。第三，将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起来，是追求农民市场权利最大化的捷径。
其二，振兴乡村的本质目标及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农民生产生活的品质。我们的口号应该由“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升级为“建设未来村、共创新生活”，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面向未来而创新。让农民生产生活的品质甚至比城里人高，农村才有希望，这就是乡村建设的本质！而其实现的关键着力点在于人的建设，也就是建设有品格和品位的人——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自然。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通过人的建设来实现的，人的建设的关键又是组织建设。新农村建设，好山好水好文化固然都很重要。但我以为，乡村民俗、旅游、休闲中最重要的“资源”，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人好”，其他条件再好也没有意义。
其三，振兴乡村，是对乡村复杂系统梳理、修复和激活的过程。乡村复杂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生计系统、人文系统、治理系统和基础性支撑体系（包括金融）。在当下农村产品、产业和资金总体过剩的背景下，知识增量投入其实比资金增量投入更有效。新乡村建设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有经验的人组成团队，为复杂系统的修复与激活提供综合性“组织乡村、建设乡村、经营乡村”的解决方案，并协助农民及农民组织主导实施。
其四，乡村规划设计主要是农民和农民组织自己的事情。乡村的硬件规划设计建设要以“三生共赢”（生产、生活、生态）为基本原则。乡村的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等软件规划设计建设，要以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村民共同富裕和党的领导为基本底线。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规划设计，一定是专业的人协助农民及农民组织依据一定的原则、底线和规律自主创造的过程。那些给农民一个规划设计文本后收钱走人的乡村规划设计服务，对农民的乡村建设来说几乎没有意义。把城市建设的一套规划设计服务与管理办法套用到乡村建设，也是不靠谱的。乡村建设需要在地化的综合服务供应商，是一个长期落地式、陪伴式的过程。
其五，破解乡建“千金拨不动四两”难题是王道。新农村建设必须探索“四两拨千斤”的乡建方法。道路、水系等是农村各种系统有效运行的硬件基础体系。乡村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和产权交易体系等，是乡村各种系统有效运行的软件基础体系，甚至是更加重要、更加稀缺的基础体系。村社内置金融将农村农民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和产权交易体系建立起来，农民能够自主将资产资源资金集约经营起来，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振兴乡村自然就可“四两拨千斤”。
其六，学习型村庄是经营村庄的捷径。对于至少30%的村庄而言，建设村庄就是为了经营村庄，而新的生产生活是经营村庄的基础条件之一。乡村建设既要留住优良的乡愁，更要勇于创新符合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学习型的示范村正是经营村庄的捷径。
其七，把乡村建设成开放的价值创造平台，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同主体（全社会所有主体）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共振。新乡村是各种要素（包括集体成员权）可以自由流动的村民共同体，村社内置金融是支撑村社要素（包括成员权）流动的基础。封闭的乡村一定不是新农村，而是没有前途的乡村。
其八，乡村建设服务专业机构要有情怀和信仰。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单枪匹马在农村建立起党支部、农会、根据地，为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提供大后方，正是因为有信仰。“技能+信仰=事半功倍。”我认为职业化的专业乡建机构，最好的体制就是“社会企业”。
其九，当今的乡村建设基本是县委书记的乡村建设，县委书记必须懂得乡建并且亲自抓。因为乡村建设是对复杂系统的修复和激活，除资金外，涉及组织、制度、体制、政策等，也只有县委书记才有能力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对于不懂乡村建设的县委书记，专业的乡建服务机构必须对其进行培训后才能启动双方的合作；否则，搞的极可能又是农民集中上楼式的乡建面子工程。
其十，只有在“三起来”充分实现之后，乡村振兴的重点放在生产和产业发展上才有意义。在生产和产业过剩的大背景下，所谓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或产业发展优先的乡村建设，很容易掉入小农生产积极性的陷阱，往往劳民又伤财。通过创建内置金融村社新型组织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把产权交易起来”，“三起来”后的产业发展才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发展。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由其收入所决定的，农民组织和地方政府应牢记，千万不要盲目刺激农民直接搞生产。
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改进
中共十九大后，如果我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做进一步的改进，相信会迎来乡村复兴的崭新局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财政制度要改革，中央关于三农的转移支付体制要改革，专项转移支付为主的体制应该改成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体制；财政资金直接投入项目为主的扶持方式，应该改成直接投入支撑农村产权实现的合作金融体系建设为主的扶持方式；财政资金补贴项目以补为主，应该改为以奖为主；财政资金使用的部门事后审计为主，应该改为人大在项目过程中的监督监察为主；财政投入硬件建设为主，应该改为硬件和软件并行，多多采购专业乡村建设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招投标制度一定要做系统性改革，清除制度性腐败和浪费。
二是教育科研要改革，要面向三农发展和乡村复兴培养人才，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要在参与乡村复兴的过程中办学和科研，有些专业要在乡村落地生根式地开展教学和科研，涉农大学及专业都办在城市的局面要改变。
三是引导乡村建设（包括扶贫）要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乡村建设中“无牛使、狗耕田”的现象一定要有所改变。四是从政策法规和体制上为市民下乡参与乡村建设，以及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扫除一切壁垒。五是实施农村业态多元化战略，农村网络和交通便利化已经为农村业态多元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六是坚持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七是建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抓乡村复兴工作。
从微观层面来讲，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始终把村民及其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放在乡村建设的第一目标位置，并由村民村社共同体主导乡村建设。
二是普遍引入乡村建设专业服务机构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陪伴式服务，进行分类指导和协作。
三是以政府财政资金为种子，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构建农村“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新型农民组织体系，完善村社共同体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社共同体成员的民主自治制度。支持农村产权（包括集体成员权）在内置金融中抵押变现和有偿退出，内置金融为市民下乡“长期租用”农民财产提供“按揭贷款”服务，破除城乡壁垒。
四是以“三生共赢”为乡村建设的基本理念，环境治理以村社为基本单元，推广以村社为边界的“小闭环”循环利用为主的环境治理模式，做到垃圾不落地、污水不出村。
五是鼓励和扶持城市社区内置金融消费合作社和农村内置金融生产合作社结成互惠互利联盟，促进农业制度的升级和农村农业的服务业化。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原标题为《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
李昌平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中国乡建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