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8年2月28日--3月1日在湖北省住建厅2018年度春季业务知识系列专题讲座和京山县“新时代湖北讲习所‘京山课堂’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的部分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此文为讲座第二部分。
演讲人：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乡建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对我们来说，2018年的开始，有点乍暖还寒。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所谓的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不能再跟着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走。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回嵌自然环境，与生态多样性结合到一起。
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
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多样性。那么，多样性能在城市实现么？城市到处都是“水泥森林，柏油沙漠”。所谓“高楼大厦，千城一面”！那多样性在哪？在乡村啊。工业客观上是反自然的过程，农业则是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由此看，中华农耕文明主要是在农村延续着。
中国进入工业化，主要是晚清时期以后。此前，在长期的几千年发展中，除了战争时期之外，中国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之首。走过农耕文明，经过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工业化极速的发展，似乎经过了这样一个轮回，中国现在又回到了工业总产量世界第一，贸易量第一，外汇与货币总量世界第一。那我们会沿着工业化成功的经验继续向前走么？由于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的一般性道路走下去，那就要转向生态文明，转向乡村振兴。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转型呢？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发达国家为主的制造业在下滑。
经济上看，毫无疑问中国是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的，而且中国拥有的工业门类也是世界最全的。由此，相对应的就是工业总量第一。那么，也就对应大规模出口大规模进口，因此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贸易总量第一的国家。
如用GDP来计算，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但实际上如果以工业总产值、贸易总量来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此外，如果以金融总量来算，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中国的M2比美国日本都高。
因此，如果我们仅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了工业总量、贸易总量第一；第二个十年达到金融资本总量第一。这么大的体量，已经到了一个很难维持靠国内需求来继续高增长。它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从消极角度看，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我们向世界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也是世界最大。
总之，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第一，2005年以后我们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2015年以后也是世界第一债务大国。过去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务对GDP的比重高于我们，从2015年开始，中国综合债务总量对GDP的比重超过了日本，排在了世界第一。
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人均资源的消耗，是最不可持续的状况，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改用水的厕所，水资源对整个北方地区来说，是严重短缺的，华北平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漏斗，用水靠超采，已经采到几百米深的古地下水去了，天然来水是不可回灌的！我们这种发展方式，连乡村农户都要硬化，天上来水很难沉降，我们进行基础建设的时候需要水泥，大规模开采山体破坏，大规模使用煤炭，烧出来污染空气同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从资源角度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可持续的状态。
为什么中央现在这么强调生态文明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不能实现生态文明，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活的下去，超采资源嘛，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之下，中央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全面转向生态农业。
我昨天一来，魏县长（魏明超，京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就说，1987年京山县就是国家最早确立的生态农业县，今天早上我还在问魏主任（魏会军，县委农办主任），这个说法有根据么，是有文件还是有领导人批复？如果有的话，京山县应该把这个生态农业第一县当作重要的品牌来打题材创意！因为，这是符合当前全国向生态农业发展转型的，只要说是第一生态农业县，那就是一个品牌。至少说全国各地的“小确幸”们，“小清新”们，那些最有旅游支付能力的群体，他们当然要找生态环境好的地方，难道还要找那些钢筋水泥、千城一面的城市吗？越来越多的人不仅需要逃离北上广，而且需要逃离二三线城市，因为城市越来越不再是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新的潮流是，农村人要进城，城里人却要往农村跑了，被称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
生态文明战略调整的重大背景
回过头来看，中央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是如何稳定中国，稳住现在面对的尖锐挑战的社会基础。如果国内稳不住，这个挑战很可能变成一种灾难性后果。
其实，如果愿意拨开历史看国民党执政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分割控制的局面，他们是做了努力的，不过不是很成功。诚然，没有哪个领导人是真心不顾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长期存在，只不过在策略实施、战略选择上缺乏全国贯彻的能力。
现在从应对危机的条件看，我们是相对比较有行动能力的执政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是目前最能够直接掌控军队的执政党，也是能够直接掌控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命脉的执政党。无论大家认同什么主义，认同什么宗教，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至今的漫长过程中当代人如何维系中华文明历史的一种努力，我们不论对错好坏。
在座如果哪位是学经济学的，对不起，大部分学的是被人为选择出来的西方的经济学，如果是学法学的，对不起，学的也都是西方的法学。客观上看，这些学科背后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若以那些学科作为知识背景，就很难应对现在的挑战！那些有明确价值观指向的理论判断，其实无外乎就是“政治正确”！
因此，先别把现有西方学科知识背景之下的某些社会反映当作我们价值判断的依据！先别说对错好坏，而是先从历史出发，看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历史挑战，将这些作为中国人的基本立场。至少，政府干部要延续作为中国公务员的国家意识，把这个作为一个干部基本立场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应对新挑战？只有超越西方理论才能理解现在中央强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转型。
我认为，中国已经沿着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现代化的一般发展经验走到一个极端了，现在变成全世界最高的经济总量。原来，4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于是，当时就说全国各级干部把所有的争论都放下，就像现在，对错好坏都放下，先看看面对的危机需要什么策略。他那时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让一部分地方先富，一部分人先富。那现在呢？可以看得到，邓小平理论中的一部分仍在坚持，一部分也在调整。比如这次十九大确立的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什么是最大的不平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区域差距。因此，而要做全面调整，才能减小三大差别。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应的是40年前先富理论演化的差距拉大。不过，既然已经两代人过去了，时过境迁当然就要有重大调整，当年邓小平提的对，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也对，这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
那不平衡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发展的需求和资源环境之间的不平衡，这也不是习总书记个人提出的，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提出了。在1999年国家十五计划开始的时候，江泽民就提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人为本，中央调整的过程，把过去发展产业以资为本，调整为以人为本，中国最大的人群是农民，所以提出了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那时面对的主要矛盾就是资源环境不可持续。所以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江泽民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体现以人为本。那要怎样以人为本呢，三个代表第一代表的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就有了三个代表入宪。接着，按照这个思路就得调整发展方式，放弃单纯追求GDP。不再以GDP为发展衡量标准，这是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提出了的，并且在200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有领导提出改为绿色GDP，要把资源环境的消耗纳入到考核当中，不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而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作为考核指标。
虽然这个指导思想转变在2004年就提了；但，当时正好面对美国2001年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大量外资2002年开始从西方纷纷涌入中国，促使中国2003年进入外资推动的高速增长时期，各种利益群体都在大量增加自己的收益，这个时候就算总书记要调整也调整不了。紧接着又爆发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在外需大幅度下降的压力下中国要救市，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以抵抗全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就这样，在上一届交接班之前赶上了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因此这个战略调整任务延续到新一任党中央领导人，2007年十七大时就提出要全面落实生态文明。2008年没有来得及调，一直延迟到2012年中共领导班子换届的十八大才将生态文明作为五大发展战略之一，并且作为引领性的——生态文明引领中国发展战略，接着就提出深化生态文明改革。
所以，是一代代的领导人一直在延续调整战略，先确立指导思想，紧接着在十九大提出了新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在新的生态文明提出的时候，希望大家考虑一个问题，生态文明是什么，生态文明是不同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一百年所追求的产业文明的一种人类文明，产业文明追求的是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内涵着资本的扩张。也因此，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无论是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都要发展产业，发展产业只要资本不足，政府就会建立吸引资本的政策，各地政府就会营造亲商环境，这意味着亲资本是政策的主要内容。所以，各地政府一直在招商，无论是谁，面对资本短缺，都不能形成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既然加入资本的全球化竞争，就不能责怪任何一种政府执行产业扩张的历史任务。
但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产业资本最高层次了，谁还是你要去跟从的榜样呢？中国在成为世界最大产业资本国的情况下，已经造成了世界最大量的污染，所以我们必须得调整。
现在即使没有严重污染，如果按照产业资本道路往前走，也已经走不下去了。客观上看，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不仅在工业领域生产过剩，在农业领域也生产过剩。
昨天在马岭村，村书记张立说他为什么不养猪，因为现在养猪市场太不稳定，赚一年赔两年。要我说，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养猪场，当把一个领域仅仅当成产业来搞的时候，那是集全党全国之力，于是乎我们是世界最大的产业国，也造成了世界最大的产业过剩：中国一年有7亿头猪出栏，有100多亿鸡鸭鹅，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产业扩张到最大，不能再扩张了。
现在老辈干部一上来就说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其实没得调了，调什么就什么过剩。我们还有些同志说，是因为中西部的干部思想不解放，那套30年前的说法也早已经过时了，现在没谁思想不解放！要说是改革力度不够，对不起，没谁改革力度不够，现在都想改革！但是往哪改，改什么？继续为了追求数量增长，对不起，现在数量全面过剩。
因此，十九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强调的是放弃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益。然而，这难道是现在才说的么？1991年，田纪云是管财政和农业的副总理，他当年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的就是向质量效益转型。我们现在是再度提出要从数量型增长转为注重质量效益。那，从91年到现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过，怎么就没有变为一个追求质量型的农业增长方式呢？
我们说过绿色GDP是2004年就提出来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无外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国际局势，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是什么，而是如何应对全球危机，中央政策层次的讨论一直都有，现在才到了一个必须要转的局面。
而当我们要转向生态文明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句，生态文明的基础是乡土社会，为什么乡村振兴战略提的这么高，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告诉你，不要再追求数量增长了；那我们21世纪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什么，就是乡村振兴。
所以，十九大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明确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财政金融等各种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要想应对全球危机，要想应对海外越来越尖锐的挑战，我们先得稳住自己；现在能够稳住的最主要的领域，就是乡村振兴。简言之，练好内功，才有条件应对外部的紧张局势。
早在2003年，我们在河北办了一个村里的学院——晏阳初乡建学院，当时正在进入高增长，有记者问为什么大家都往城里跑，你偏要往农村去办学院？我就说：我们要在农村造几个诺亚方舟……那时候我们全国各地农村布点，无外乎就是能稳住多少稳多少！对未来而言，那都是我们应对危机的基础。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长期传承的社会。
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泰国曼谷遭到严重危机，很多人跳楼！危机爆发之后，我去泰国东北部的农村调查，跟农民座谈，我说你们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受了很多苦！他就问我：你说的是什么啊？他并不清楚曼谷的金融危机。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长期接触自然的农民来说，他并不知道泰国曼谷爆发的经济危机，对泰国曼谷发生的政治动乱也都不知道，这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记。
我在很多地方，包括海外跟那些金融投资的大鳄的策略部门对话的时候，他们说现在的经济危机越来越紧迫，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们的家在农村，千万稳住你的家，将来还有退路。这个世界无论是老天爷也好，还是你们信奉的上帝也好，都容忍不了人类如此疯狂。如果我们沿着一个过度发展的方式走，是走不下去的。人类社会只有回嵌于自然，经济只有回嵌于社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日后大家会理解我们现在的战略困境，希望能更多地理解乡村振兴本来是为生态文明打基础的，是为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打基础的。
所以我们说，要把三大差别里面最主要的城乡差别如何缓解作为我们现在工作的努力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1世纪重大战略调整：乡村振兴+生态文明，这本身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爱故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