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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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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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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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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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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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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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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国际比较
2018 - 09 - 05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
2018 - 09 - 04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关键词: 抗美援朝 人民战争 朝鲜停战 核威慑 国防战争 国际主义战争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2018 - 09 - 12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日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中国的银行业在 2001 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 WTO 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接着是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 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 从 2011 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 5...
2018 - 08 - 25
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过去30年中,世界体系在地方和国际、经济和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盟的几千家大公司和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已经把国家和全球的生产体系降至分包商的地位。金融寡头们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劳动者以及已经变成租赁生产者的各个公司的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获取垄断利益。在收服了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工会以及那些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这些寡头们现在也行使绝对的政治权力,指使隶属于他们的媒体制造其所需的去政治化的虚假舆论信息。寡头们已经把传统的多党制消灭了,代之以由资本控制的近乎一党制。代议制民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正在失去全部意义。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晚期制度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它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人们谨慎地不这样去命名它。虽然这个极权主义仍然是“软弱”的,但一旦受害者(大多数工人和人民)开始反抗,它会随时准备使用极端暴力。必须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待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切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重大生态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包括信息科技和产业)都严格受制于垄断经济利益要求的原因。卑躬屈膝的媒体把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吹嘘成民间社会自由和效率的保障,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在现实中,现有寡头各派别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寡头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全球性”掠夺剥削劳动者,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成为主要目标在世界层面,当代资本主义始终遵循同样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帝国主义最初开始全球化时(19世纪开拓殖民地显然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就很典型了。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这种逻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没有任何定义而又经常被使用的“全球化”这个词,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通过部署由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西欧和中欧国家、日本,...
2018 - 08 - 02
原编者按: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时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18日,由亚际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在中国美院举行。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学者和思想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将追问第三世界在21世纪的新含义,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团结新形式。“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通过录音形式发表了开幕致辞,本文为开幕致辞全文。 朋友们,同志们:我是萨米尔·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刚刚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接下来,我将谈谈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二战后的多极化体系以及多极化的背景下,万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第二,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第三,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要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主要西方媒体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不一样。据西方媒体报道,后二战时代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说,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二战后,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
2018 - 06 - 07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
2018 - 09 - 29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关键词]代表性断裂 后政党政治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超代表性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 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 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 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
2018 - 09 - 13
【摘要】2010 年 7 月 17 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 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 —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 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 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本刊编辑此专题,旨在期待中国学术界在媒体及社会大众关注“汪晖事件”的同时, 能够建设性地开展出超越“左” 与“右”的胸怀与视野。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 被“左”或者“右”的立场所化约的。本刊欢迎读者对此专题发表不同意见。 一、引言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
2018 - 08 - 22
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 是否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把这种意识重新变成一种生产性、建构性的力量?重新使得中国道路成为全球化的“另类出路”?1989年发生了一连串国际事件,一个曾经叫做“苏联”的大国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一夜之间西方不战而胜,东方世界不战而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终结,冷战时期结束。人类由此进入“后冷战”年代。此前,西方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最多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也没敢预言社会主义阵营会一夜之间在地球上崩解。也许,我们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能理解苏联解体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意义。大概每一个讨论“后冷战”的人们都会告诉你, 这个英文单词是“post-coldwar”而不是“after- coldwar”,“post-coldwar”强调的不是“冷战之后”, 而是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之后,冷战结构、思维、沉重的历史债务及其遗产在当今时代的延续。今天,如果要以个人身份直面今日世界,我会试图用一个语言游戏来进行描述,用它来传递我对今日世界的进一步思考,这个词就是“after-post-coldwar(后冷战之后)”。几个事实将我们带到了“后冷战之后”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9·11”事件已经变成遥远的记忆。我还记得,那天傍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打开电视之后我看见第一架飞机已经撞上了双子楼,看到了倒塌的大楼,绝望的人群。“9·11”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变局,引发了文明冲突论,引发了全世界以反恐为名的神圣联盟,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当今热点话题“维基解密”,其中所提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令我们不禁追问,伊拉克战争究竟是以终结恐怖为目的的有效行动,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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