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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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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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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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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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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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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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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国际比较
2018 - 08 - 15
[内容提要]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Abstract:TheproblemofRyukyuliesnotonlyintheU.S.occupationofRyukyu,orinsuchquestionsaswhetherRyukyuisapartofJapanoritisindependent,butalsoinourinterpretationofsuchachangeinitshistoricalrela-tionship.Suchkindofchangeisactuallyuniversalandisaruleprescribedintheframeworkofmodernnationalism.TheproblemofRyukyuhasprovidedaunique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modernnationalismandimperialism.Whatdoesitmeaninthecontextofcoldwar?WhydoescoldwarstillpersisttosomeextentintheAsianregioninthepost-coldwarperiod?ProbingintotheproblemofRyukyumayprovideussomeinsightsintocoldwarandthepost-coldwarsituation.一、从北海道到琉球2...
2018 - 08 - 08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我希望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之内来考量。  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形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法国大革命之后最终确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19世纪是它最繁荣的时期,那个时期有工业化、法国大革命,和经济上的发展。但是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或埃及人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了。但也就是这100年的时间,对整个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人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这不仅仅是局限于生产力、生产方式上的一种超越,和一种量上的关怀,而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变革,和质上的变化。资本主义以垄断、全球化和金融化来应对危机  资本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衰落的趋势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迎来资本主义的胜利,反而它始终在衰落。这种衰落在可见的未来会长久的持续。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种系统性的危机。  1875年到1945年或者是1949年期间,我称之为第一次系统性的危机。第二次系统性的危机开始于1975年,至于仍然在持续。  在第一次系统性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发生了如下三点变化:  第一点,从资本主义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竞争;  第二点,资本主义走向了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也不意味着平等,它实际上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亚洲、非洲都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第三点,全球的金融化。金融化的概念实际上是长久的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也并非新英美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在这个过程中,欠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到全球的资本发展体系中。  面对着比较长时期的经济危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采取的措施,一个是垄断,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金融化。所以这使1890年到1914这二十四年里,资本主义貌似又取得了...
2018 - 07 - 12
内容提要: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的制约长期存在是讨论中国农业本体论问题的基本前提。根据农业经济活动主要与自然过程结合的本质特征,世界农业可以划分为三种经营类型:大农场农业、小农场农业和小农户农业,任何不顾客观条件推进以大农场规模化为经验原型的“农业现代化”都会造成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双重负外部性。中国2007年提出“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属农业政策的重大转变,需要进一步探寻新的激励和补偿机制。    关键词:生态文明;现代农业;多功能性;转变;政策导向 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明确作出“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的论断**。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进而服务于国家宏观发展具有重大战略调整的历史意义; 2007年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新目标。本文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本体论的结构转变的讨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中提出的。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是讨论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三农”问题事实上产生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1996年作者首次正式提出“三农”问题时就明确强调“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紧约束下加快工业化必然造成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在这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继续恶化的客观趋势。  显然,这个客观趋势不是个别的农业微观领域的政策调节所能够根本缓解的。农经理论界普遍认同:只有国家政策体系朝着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的方向转变,“三农”困境才有可能得以改观。因此,当2005年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社会各界都对其深寄厚望。  正如十六大所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将长期存在,...
2018 - 09 - 29
1.过时资本主义的自由方案的优势与缺点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
2018 - 06 - 06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撰写的《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以及前三卷的新版本在2011年5月陆续出版。《每月评论》2011年3月号刊登了他题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并可能一直持续到2050年左右,美国霸权在这一时期也面临加速衰落。世界同时面临一个光明的和一个黑暗的未来。作者还为左翼指出争取光明未来的五个策略。全文翻译如下。我曾经多次论述过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问题,新近撰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新左翼评论》。因此,这里只是概括一下我的看法而不进行详细论证。我将把我的观点阐述为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即我对我们目前处境的描述,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些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我提出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第一个前提是从浩瀚的宇宙到最小的物理现象,当然还包括历史社会体系在内的所有体系都有生命。它们在某一时刻出现,并有着“正常的”生活,它们的形成及其生活规则都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正常生活的运转使它们远离平衡,在那时它们进入结构性危机,并且到一定时候将不复存在。必须根据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对它们正常生活的运转加以分析。周期性节律是许多体系性波动(上升或下降),在这些波动中体系定期地回归平衡。然而,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因为当下降到底时,体系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到开始上升时的位置。这是因为长期趋势(体系的某个特征缓慢的、长期的加强过程)推动这一曲线缓慢上移,如果用那个特征在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最后,长期趋势使体系的移动太靠近它的渐近线时,该体系就无法继续正常地、有规律地、缓慢地向上推进。于是,它开始多次大幅波动并导致分叉,也就是说,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稳定的平衡也就不能再保持了。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建秩序,或者一个新的稳定体系。我们可以...
2018 - 08 - 23
今天上午温铁军教授的发言、萨米尔·阿明教授的发言和大家的发言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图景,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都在寻找改变的可能性,但怎么去改变?我选的题目是“未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忙着应对问题,很少讨论未来。而即便谈及未来,也都好像都是在谈论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未来。历史的终结与未来的终结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内在关联的。未来是现实中被压抑的要素,,它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但的确是被压抑的。这也意味着未来不在别处,而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的行动里。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未来。我就想从这里开始,做一个引言。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拍摄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资本论》的克鲁格先生。他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答,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你能否用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代表中国的未来?他原来是阿多诺的学生,熟读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的著作,他的设问背后,站立着本雅明笔下的巴黎:巴黎是从十九世纪里面伸展到二十世纪里面来的,哪怕是在纳粹占领之下,这座城市也代表着一种精神或者说。代表着一种未来,一种从过去里面来的、与现实不协调却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的未来。什么是中国的未来?或许不是哪些摩天大楼。在1930-1940年代,在中国最困苦的时期,如果问一个进步的青年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他会想到哪儿呢?被占领下的上海、南京,或者苦苦撑持的重庆?大概都不会的。他们会想到延安,一个贫困的但却潜藏着未来的地方。我由此想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中的乡村在当代中国的位置——在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二十世纪的两个乡村建设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的例子、一个是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所代表的乡村建设的例子。他们的实践是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伸向未来的可能性的象征。1929-1930年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的时期,毛泽东发...
2018 - 08 - 03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默德· 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
2018 - 07 - 13
谈到区域整合,离不开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将两岸关系置于内陆与海洋的关系中去解释。日本的亚洲论其实是从欧洲的海洋论发展而来,现在的台独论也是一脉相承。用海洋来贬低内陆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主要的特点。海洋和内陆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世界史叙述才行,不能够只讲两岸关系。台湾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把台湾编织到海洋历史的叙述里面去,却省略海洋历史跟大陆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的确值得解释,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角度值得解释,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释。大陆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张承志,但他没有谈论台湾问题。张承志讲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将那个时代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张承志从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从中国内外到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世界史谱系。这个谱系是在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脉络中展开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哥伦布探险、美洲发现和印度问题均与此有关,但这些事件大多被组织在欧洲中心的视野中。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影响如何?荷兰人入侵台湾(1624-1662)也正是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适逢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无暇旁顾这一海疆边陲,直到郑成功于1661-1662年进攻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南,访问赤嵌楼,那个地方原是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也恰是郑成功军队占领台湾的第一个立脚点。占领那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补给,当地有不少汉民可以提供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即那是一个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线的战略要地。台湾跟东南亚是连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开辟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路线。台湾在欧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与因奥斯曼帝国崛起、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中断相互关联的。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
2018 - 09 - 11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时刻,1907年,年仅26岁的鲁迅在一篇古文论文中,用一种古奥的文风,谈及他对刚刚降临的“世纪”的观察: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也。鲁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这两句话中的“物质”指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即资本主义经济;“众数”则指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十九世纪政治文明”,即宪政民主及其议会–政党制度。鲁迅宣称:“十九世纪”的创造力在其世纪末已经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转变为凌越以往专制形式的新的专制形式。……因此,正在降临的新世纪为中国所确定的目标是超越欧洲双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人国”。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关于“二十世纪”的表述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十九世纪”,也不存在“十八世纪”。1907年是光绪丁未年,或清光绪三十三年。光绪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在鲁迅的文章中,作为“二十世纪”对立面的“十九世纪”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国历史,而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所开创的历史时代。但对于鲁迅而言,只有将“二十世纪”这一异物作为我们的使命,中国才算获得了“自觉”。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双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确立的目标。从1860年代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下,中国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伴随甲午战争 (1894) 的失败,...
2018 - 08 - 15
什么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我们会想到国家赋予他们公民权利,他们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也就是说,现代国民应有能力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所以,识字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其中一个指标。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奋力扫盲却依然徒劳;国民的“落后”被看成为既是国家落后的结果,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在印度,情况最恶劣的比哈尔,识字率是47.53%(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水平是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却在十多年前──1991年4月──便已经成为全民识字邦。这个不平凡的数字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扫盲故事。1962年,一批科学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学知识,让民众能掌握对他们有用的技能。首先,他们把英语科普读物翻译成喀邦语言马拉亚拉姆语。“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简称“喀科运”)就这样诞生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78年在全国990个乡之中的600个乡,逐步成立了“农村科学论坛”,目的是与村民一起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喀科运”的构想,是每个村庄有两三名“喀科运”的活跃成员,对当地问题有具体细致的了解,带动村民建设社区。经过几年实践,“喀科运”发现,几名活跃成员可以起带头作用,但社区整体发展必须靠民众积极参与,尤其是最底层的人、最边缘的人不能被遗弃。1986年,“喀科运”调整策略,将重点放在推动全民识字,让识字的人不只学懂看书读报,还培养能力掌握知识,创造知识,以改造他们生存的环境。“喀科运”决议在五年内令喀邦全民识字,于是筹划一个行动纲领,送交印度国家教育部。试点建议在十七万人口的安那库林区(Ernakulam)进行。国家扫盲委员会在1988年审批拨款。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喀科运”从未肩负这么大的项目,国家扫盲委员会也从未将这类工作交给一个民间志愿团体来推行。“喀科运”的计划,是在该区动员一万五千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的扫盲活动。这种庞大的动员史无前例。上街示威、罢工抗议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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