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的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时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个什么思路和内涵？

1.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序败亡。由此看中国，惟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在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4]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5]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6]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7]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特殊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殊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8]、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9]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却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10]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雅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2.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11]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12]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13]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上个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迫在眉睫。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研究。我们自提出“三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治）”。自19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推，二者之间的错配乃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愈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大量爆发对抗性冲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在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成为国家综合“不安全”的重要“贡献者”。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唐·吉诃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这个《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但也都不拘一格。如果从我80年代就职于中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期间，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以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能够有过硬发表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做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上个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数；本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何止数十万计！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

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潜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惟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西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作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

[2]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择要——难得5个11年》，其中对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作为两个11年的经历予以归纳。

[3]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

[4]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本来不是问题。

[5]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

[6]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

[7]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认同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

[8]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

[9]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

[10]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合作创办的海外参与单位，一个是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老师主持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另一个是张兰英老师作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三家联合创办单位最初全部投入约为20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获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们无偿使用的无形资产；我和这两位无私奉献的老师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后来有多家海外机构和基金会介入当代乡建，本应鸣谢；但碍于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取缔事件而不一一列举。

[11]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P2-19，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12]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也就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仁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13]国内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海外有香港岭南大学、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