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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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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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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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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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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温铁军:CSA绝对不是乌托邦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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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对温铁军教授的采访,转自第一财经日报网站。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指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能够提供有机食物的农民建立经济合作关系。CSA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但这种旨在发展和谐人地关系的模式通常都会面临“乌托邦”的质疑。

针对中国式CSA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于十年前就开始倡导CSA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最初把CSA拿到中国来背景是怎样的?

温铁军:我们开始搞的就是农村中的有机生产合作社,走了10年的过程。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三四年,是帮助农民恢复有机生产。如果农民替你承担生态环保的责任,但是又不给他任何的投入,是不合理的。最早很多合作社还不合法,2007年以后才有了《农民合作社法》。所以我们还得联合市民。“绿盟”就是农民的联合,绿盟和小毛驴销售网络的结合,就是市民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日报:中国的CSA和国际意义上的CSA相比,各个环节都有些变形?

温铁军:当然,中国CSA和美国的CSA相比,当然不能照搬。中国CSA的概念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农场主,我们这儿是市民作为劳动成员,市民通过参与劳动来形成社会参与式农业。

所以,如果直译叫做社区支持农业,雅译叫做社会农业。我倒是建议大家不必非得坚持美国CSA概念,应该考虑宏观意义和它与资本化的产业农业之间的关系。CSA是社会化的安全农业,或者社会化的生态农业,本身体现的是生态化,生态化就是多样性,多样性就包括着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合作联合,这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CSA的解释,算是中国现代条件下的创新,中国生态化农业的一种创新方式。

日报:但国外的CSA农民是参与的主体,在国内农民更像是一个打工者?

温铁军:在城市郊区主要是市民参与式农业,郊区农民早就是中产阶层了,根本不可能要求郊区农民来参与CSA。到一个村里面,动员郊区农民进行有机生产,恐怕是事倍功半的。

而且,让农民重新接受最原始的生态种植模式非常困难。我们一般认为,用所谓高技术的方式盖大棚,有大量资本投入,这叫做先进。但是在生态农业的概念下,历来强调的是,没有什么叫先进或者落后。如果讲究生态文明,就得看哪一种生产最有利于生态环境,哪一种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最有利于安全。

打个比方,有人认为最现代化的农业是天上飞机,地上大型机械,什么东西一下都解决了,这是典型的机械农业,典型的反生态农业。对农民来说用了几十年的宣传教育,让他们接受所谓机械化、化学化、产业化。

现在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关于生态农业的有关税法,但是却没有配套优惠政策。如果你想要农民接受有机方式生产,没有优惠政策怎么接受?

日报:但现在大多数有机农业合作社、CSA农场经营状况仍然不好,原因出在哪里?

温铁军:无论绿盟也好,小毛驴也好,只要你不是背后有雄厚的大资本,光凭社会化的努力,目前都是困难重重。几百个回乡自己创业的人,目前也是困难重重。

消费者很想要有机产品,但是麻烦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关口,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可以直接见面,但即使是直接见面,也很难建立信用。

现在中粮这种大型国有资本也在搞有机,推车销售的小贩也说自己是搞有机的,但是信用在哪儿,怎么建立社会信用?

日报:CSA如何保证信用?

温铁军: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信用,一般来讲是需要一套契约形成信用,建立一套维护契约的东西就需要法律,所有这些东西成本都需要提高。

有机农业的信用怎么建立?有几种方式:第一是政府贴牌,但信用被很多假冒伪劣打掉了;第二是企业自己做标准;第三就是靠打广告、宣传来取得所谓的信用;第四种是我们这种,社会参与式信用。靠广泛的市民参与劳动,消费者通过直接劳动与农场共同分担风险,形成最低成本的有机农业信用体系建设。

消费者作为市民,同时又作为劳动者,建立了社会参与式信用体系认证,这比政府发牌、企业建标准、媒体打广告都更为真实可靠。

农夫市集其实是一个在有机农业领域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全没有任何隔膜的见面,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怎么让有机农业做到透明,怎么能够让双方建立信用关系。

在我们看来,社会农业最核心的、最可贵的就是社会参与式认证。

日报:CSA是一个乌托邦吗?

温铁军:十年前我们开始搞,就有媒体朋友不了解情况,用乌托邦这种概念吸引眼球。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搞农村基层试验、农村政策调研,一个成天在农村基层跑的人不可能会搞乌托邦。

世界上农业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澳洲这样的地区,大农场是外来白人殖民者的农场;在亚洲,则是原住民的小农业,除了菲律宾因为被白人殖民了四百年,所以有大农场种植园,但农场主也是外来者,不是本地土著。第二类是欧洲,欧洲也搞不了大农场,欧洲的人地关系相对紧张,只有小农场,慢慢又变成了市民经营农场占60%以上。因此欧洲农业是高补贴的,欧洲财政开支中40%都用于小农场的补贴。所以欧洲的农业是市民农业,走生态化和有机道路,但很难允许产业化和资源化大规模生产。第三类是东亚小农社会,比较典型的是日韩这样的小农模式,中国与日韩属同一种国情。

CSA这样一个试验性质的创新,开始很难被大家接受。现在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情况下,仍然让几十个省、一百多个地方,自发地搞这种所谓试验农场,这已经非常强大了。如果政府真的把政策优惠转过来,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生态化。但话又说回来,一旦真正转过来往往又变味儿了,我们在主流之外默默做一点试验,不论别人怎么看,先坚持下来。

日报:路子肯定走得通,只是时间问题?

温铁军:路子走得通还是走不通,得看社会如何发展。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继续按照造成严重破坏的方式去搞农业,代价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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