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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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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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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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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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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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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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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专题策划
2018 - 09 - 06
编者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此次会议使我们感受到,在党和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下,乡村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重新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塑城乡关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汪洋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图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兰考南马庄乡村建设试验区(2009年4月),前排左一为曾挂职兰考县副县长的何慧丽教授,左三为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村...
2017 - 11 - 23
编者: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网站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今天推送的是张慧瑜老师的文章《时代的石头——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经验”》,原文发表于《艺术广角》2017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张慧瑜老师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文化经验作为时代“症候”进行把握,尝试追踪、梳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并且在对这一变迁的讨论中连带出“世界—中国—乡村—我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慧瑜老师1980年生于山东郓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国电影史和文化研究。近些年在《文艺...
2018 - 09 - 06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而且也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乡村价值的若干理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进行过理论上的激烈讨论。以Lewis为首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和两个区域,即生产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生产率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凋敝的农村和繁荣的城市,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上要求采取工业和城市优先或者说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下,乡村建设与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被动式的满足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的方式进行。与Lewis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完全以自由的方式流动,且它们首先是向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流动,因而这些地区发展得更快、更繁荣,相反,不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发展更慢、更落后,从而形成工业部门和城市处于经济区域发展的中心或者核心地带并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部门和农村则处在经济区域的边缘,从属于中心地带的工业部门和城市的不对等的发展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促使中心—外围经济形成,而且随之而来形成了中心主导外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无论是Lewis关于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农村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的观点,还是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首先要服务于城市和工业需要,这是乡村应有的价值。这些学说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理论突出了工农两个部门和城乡两个区域之间的被动发展和“极化”发展关系,并认为这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没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来纠正。但后来的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尤其在看到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对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强调政...
2017 - 11 - 23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灯老师丈夫、广东金融学院杨胜刚老师为黄灯老师的新著《大地上的亲人》所写的“跋”。2016年春节,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巨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亲历者和在场者(儿子),杨老师对家庭三代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回顾和叙述,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与黄灯老师作为介入者(儿媳)的叙述和思考构成了互补和对比。抛开当下对返乡书写的各种定见,这种个案式的叙述,毫无疑问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是在小叙事背后承载了与时代的同构和深刻关联。杨胜刚老师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杨胜刚:回望我家三代农民去年此时,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使得农村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而是知识界观照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的节制和理性,但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网友认为的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苦与难(第二声)、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
2018 - 08 - 24
刘映升:1942年生,退休回乡的中学教师,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人,历经艰辛三十载,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手绘1949年前家乡地图,为挖掘、普及和弘扬巴渝农耕文化而原创乡土诗歌1000余首。被评为“2014中国爱故乡十大年度人物”。乡村建设·爱故乡大会主持人语:故乡远去,乡愁袭来,复兴乡村已成为当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内在共识,并日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传承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从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就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人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本刊2015年9月号第17期曾做过专题介绍)。为揭晓“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交流各地的爱故乡行动经验,吸引和鼓励更多人士参加到共建我们生活家园的爱故乡活动中来,2015年12月19-20日,以“寻根乡土再造故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国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个高校、100多个社团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公益人士及各地爱故乡工作站代表一起,围绕“故乡价值”“故乡文化”“故乡行动”等议题,就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在地化知识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乡贤文化发扬、爱乡平台建设和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开展了4场讨论,收获了来自12个省市地区的15位爱故乡年度人物的精彩故事,大会同期还举行了“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事迹展”“故乡情怀—乡情·...
2017 - 11 - 23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潘家恩老师的文章《艰难的回归——返乡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如何可能?潘家恩老师文章指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同时警醒于悲情与自恋,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们该做的平常事!本文转自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2017年1月28日)。本文作者潘家恩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1980年代出生,生长于南方小镇。自2001年参与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至今,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放弃留京,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工作生活三年十个月,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随后到香港读书,现居重庆北碚,教学之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继续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研究。潘家恩:艰难的回归——返乡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十八载归途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意识到时光的飞逝,更体会到岁月的力量,它既让坚硬变的可疑,也让模糊变的清晰。 小时候,城市对我来说,是漫长夜路前方迎面扑来的璀璨灯光与车水马龙,虽然嘈杂,但对日复一日的数星少年来说还是别具魅力,星空虽美,可毕竟太远且过于冰冷。陌生而热闹的都市,给我一个美丽的梦,指向着更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带着这个美梦,18年前的我向着远方背起行囊;也冲着这个梦,铁下心来在家人和师长的不解中将绝大多数高考志愿填成农业大学。弹指一挥间,十八载时光像双向延伸的意义圈,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与离乡,却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与回归。 也就是这18年,乡村的状况如过山车般,既有新世纪前后令民间揪心高层震动的“三农”问题,也有税赋减免投入加大后旧矛盾缓解但新矛盾蕴藏的淡出与转化……当然,乡村并不会真正消失,近年来各种“乡愁热”不正让乡村以另一种形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虽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
2017 - 11 - 24
编者:今天推送的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家恩副教授发表在《天涯》杂志(2014年第2期)的文章《“发现故乡”视野下的青年返乡路》。文章强调,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正成为一种新的热点,但如何使其不至于沦为充满政治正确、浪漫化想像与道德姿态但却苍白无力的简单流行口号?如何将就业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转化为面对并思考当前社会整体性困境的“危中之机”?看似简单的“返乡”不仅涉及感性与情绪,背后还是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的复杂脉络,既是一个现实与行动的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在思辨中重置乡村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命题。潘家恩:“发现故乡”与“危”中之“机”(下)艰辛返乡与整体视野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当下“返乡”所处的新脉络:其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和被动逃离,也是尝试重新结合返乡个体、乡土社会及整体生活方式的自觉实践,更是全球性整体困境和“现代化乌托邦”幻灭后的反思重建、积极想象与可能性探寻。“返乡”除在实践层面上对主流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不合理城乡关系进行挑战与回应外,同时也正在认识及行动层面上发现故乡、理解故乡与重建故乡。而反思主流“意义系统”并尝试建立“另类”参照坐标既有助于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有利于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进行清醒的认识:“返乡”既非我们想象预设中的悲情与不可思议,也绝不是充满歌声掌声的“衣锦还乡”或集体行动(2011年河北保定研究生返乡务农导致父亲喝农药自杀即为一个极端却鲜活且不无残酷的案例)。现实生活的“返乡”光谱中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丰富可能性。比如,对于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者王宁夫妇来说,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自小离乡外出求学,但其却硕士毕业后直接回到自己的乡村老家,不只从事生态农耕与社区互助农业,还创办乡村社区图书馆以恢复传统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走出一条且歌且行的道路。前几年日本实践者探讨另类生活方式的著作《半农半Ⅹ的生活》在港台和大陆都产生了一定...
2018 - 08 - 08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农村地区面临日益深刻的人口过疏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大城市,这些成为大都市居民的年轻人,向大都市缴纳税款,为市政建设贡献力量,大都市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和资源,而处在另一面的是农村人口减少,产业衰落,地方财政收入萎缩甚至濒临破产。 为了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本政府设计了一项“故乡税”制度,旨在使资源和资本向地方回流。在2006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就提出了设立故乡税的制度以提升地方的经济。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表明了实施这一制度的决心。  故乡纳税什么是故乡税制度?“故乡税”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税金,而是一种可以抵税的捐款。纳税人向自己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缴纳故乡税,税款中除了2000日元部分是完全自己承担的税金,超过2000日元的部分就可以按规定进行折算,向现居住地的政府税务部门申请减免住民税,或者申请个人所得税退税。当缴税人向地方缴纳故乡税后,会收到地方寄来的纳税凭证和谢礼,下一年报税时将凭证一同上交,就可以抵消一部分住民税和个人所得税。(当然,故乡纳税的额度也是有上限的,纳税额不能超过所得税的10%+住民税的20%)虽然名称中带有“故乡”,故乡税缴纳的对象也不局限于纳税人的故乡,纳税人可以向全国1700多个市、町、村自由纳税。故乡税制度实施后,在有统计资料的第一年,即2008年,共有三万三千多人次缴纳了故乡税,税收总额达到了72亿日元,而所抵扣的住民税和所得税,达到了18亿日元。五年后的2013年,故乡税缴纳人次超过了十三万,税收总额达到了140亿日元,所抵扣的住民税和所得税则上涨到了60亿日元。 对于纳税人而言,通过故乡税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为自己想要帮助的地方贡献一份力量。故乡税被用于教育文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观光产业更新、市民福祉推进等多个领域,纳税人也可以指定故乡税的使用途径。在很多落...
2017 - 11 - 24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志友老师的文章《关于永续生活的思考》,发表于《热风学术(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黄志友老师多年参与乡村建设工作,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成长和经历的故事出发,探讨了永续生活、乡村与城市、“另一种”农业与生活实践等问题。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近几年黄老师一直从事“爱故乡”工作,致力于帮助更多人实现田园梦,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董牧孜:《从“乡愁”到“乡建”:在今天我们要如何“爱故乡”?》一文。黄志友老师现任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自2004年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13年并持续至今,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和乡村建筑工作室主要创办人之一。2008年起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与运营工作。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评为“新乡村建设十大人物”。感谢黄老师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黄志友:原来我们的“田园梦”,是帮助更多人实现“田园梦”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淮南子》自然保护起步很晚是因为我们历来以为土地为上天所恩赐,可以任取随用。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物品,一旦我们视自己也属于土地群落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带着爱和尊敬来使用土地。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使土地在人类的机械化的作用下生存下来,土地给民族文化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也非用科学的眼光才可以看见。生态学的基本原则是视土地为一个群落,但土地应受到爱惜和尊敬却是道德伦理的延伸。土地为文化之母是早为人知的事实,但近来常常被人遗忘。——〔美〕奥尔多·利奥波德《原荒纪事》因为7月的“永续...
2017 - 11 - 24
编者:今天推送的是90后大学生苗苗的文章。苗苗生长于豫西乡村,长期参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乡村文明论坛等乡村建设活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校内人才培养计划学员。现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见习项目助理。这篇文章文笔虽略显粗砺,但情感真挚、思考严肃。她通过梳理自身成长经验,讨论了自己从个人奋斗的“希望”到“幻灭”,再到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的心路历程。苗苗:从逃离到回归——一名“90后”大学生的在校返乡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故乡》结尾的这句耳熟能详的话,鲁迅表达的并不是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对“希望”的肯定,相反,正是对“希望”的否定,对“绝望”的反抗,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越是在城市求学生活中体会到“扑朔迷离”感,我越是希望从鲁迅身上看到别样的姿态,特别是那种不为时尚所蔽,更不自隔于现实,一意要抨击所有黑暗——无论它顶着怎样的名号——的战斗姿态。他承认“绝望”的真实性的同时,对颓丧的精神状态予以根本性的否定。鲁迅不但深怀着真实的痛苦和悲观,更实践着同样真实的“绝望的反抗”。这是我从鲁迅那里得来的启示。 一、“逃离”寻求希望我出生在豫西秦岭脚下、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清贫的家庭让我的性格里便从小多了一份自强和担当,要为父母争一口气,同时“走出束缚数辈人的秦岭”也在自己的幼小心灵反复浇铸,不断地自我暗示下生根发芽。也因为生在一个比较守旧的家庭,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及小学,而他们宽厚的性情和忠厚老实,给了我性格以善良和质朴的熏染。也因此,父母只是以庄稼人的憨厚教我做人行事。所以,我的“逃离”至始至终都是个人为了寻求改变整个家族生活所寻求的“希望”,不同于那种构想个人成功背后所想象的一整套中产生活图景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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