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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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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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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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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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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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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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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专题策划
2018 - 09 - 01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       自2001年至今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先后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读书》、《青年研究》、《天涯》等处发表中英文文章30余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多项课题。《读书》杂志原编者按:近年来,“回不去的故乡”“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等,不断充斥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中。如何理解这种乡愁及其内在张力,或许回到对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阅读,能获得更多的启示。在作者看来,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一书,最难能可贵的是把乡村与城市放置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化研究无农民”的盲区,是对主流城乡论述的挑战,更是对“双面浪漫化”的批判。从威廉斯出发,作者又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分析了“乡愁论述”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以及真正的“三农”问题被挤出、抽空的危机。 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潘家恩二〇一五年初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春节返乡笔记”引发热议,重要的不是笔记及所描绘的乡村本身,而是其升级为公共媒体事件后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同年十月,习主席访英时东道主安排住“乡间”,以体现昔日工业文明之都的最高规格,在微信朋友圈中引发关于“打翻了多少中国人的乡愁”的对比和讨论。实际上,面对全球金融危...
2018 - 08 - 17
编者按2014年以来,“乡愁”日益成为社会热点词汇,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的讨论很多。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为此组织了“穹顶下的乡愁——当代青年与乡村建设”专题讨论,并产生了刊于《新华月报》2015年6月上半月"乡村建设"专栏的这组文章。今天推送的为本组文章第三篇。本文作者为张宗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每当我们想象当代中国青年,清一色的中产阶级城市面孔占据了今天的银幕和我们的脑海。在这个世界政经格局转型,中国强势崛起的大时代,他们并行不悖地在“青春”的小时代里舔舐着飞蛾扑火后的一己悲欢,或荒唐、或颓废,或歇斯底里,或迷茫踟蹰。他们沉浸于电脑桌前和网络上的“宅”文化,也爱盛大的户外cosplay,又或者把同性之爱的“腐”文化当做日常的谈资与标新立异的资本。这一切在今天都似乎已经变为一种青年的“共识”,可当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外人冠名“小清新”的群体开始试图把“乡愁”也变为“共识”俱乐部的一员的时候,我们却又难免好奇,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青年在城市化的大潮里有一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伤感与无助,那这些憧憬着哈根达斯和星巴克这类有闲生活的小清新们,何以要对永远赶不上城市的乡村强说“愁”呢?无论是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归乡日记引发热议,还是柴静的《穹顶之下》引发全民大讨论,“乡愁”已经越来越不再独属于乡村,而似乎更被城市吸纳,尤其成为小清新们在糟糕的空气里自由呼吸的最后依靠。不过诚如众多青春片中主角们痛彻心扉的幡然悔悟,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城市青年们无根的“乡愁”也当然不会是为了乡村的当下与未来。正如《穹顶之下》中提出的解决与雾霾私人,当然也是全民恩怨的出路之一,去工业化一样,今天城市小清新们热衷的“乡愁”与其说是一种对乡土的爱念,对城市化与消费主义的自我反思,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乡愁”的文化想象里成...
2017 - 12 - 06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12月号“乡村建设”专栏,节选自《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陈顺馨: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项目统筹人;陈惠芳:资深农村发展工作者、“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推动者;赵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罗燕:“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研究助理。“和平妇女”是谁?2003年3月,一个名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在全球展开,目的是在全球提名一千名女性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从而引起世人讨论何谓“和平”,并确认女性对和平的贡献。发起这项活动的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说:“和平不可能是个人可以达到的,因此妇女走在一起,结成网络、团体和联盟。从每天的工作,她们看到,和平并非仅仅是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消灭……而是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是获得自在和安全的日常生活。而且,只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和平才能持续。在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男性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女性的角色被视为无关宏旨。诺贝尔和平奖从1901年设立一百多年至今,只有13名女性获颁和平奖,就是一个例子。文高博士认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暴力——包括个人和制度层面的暴力——跟战争中出现的暴力息息相关,而女性往往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女性也是日常生活的守护者和和平的缔造者。从守护家人和维护自身权益,到扶助弱小、结连社区和保护生态,女性都是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也是在消除暴力的根源。“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突显了“和平”更广阔的含义,以及女性在创造和平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也有108名女性获得提名,被统称为“和平妇女”。但无论是1000名世界各地...
2017 - 12 - 06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6年3月号“乡村建设”专栏。作者简介::“农村人才计划”三期学员,结业后一直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曾任“人才计划”第七、八、九期负责人,现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昆山项目点负责人。“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主持人语:新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处于困境之时联系在一起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乡建中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前身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发起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三农问题”视野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乡建中心启动了“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简称:人才计划),旨在构建一个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推动青年人走入农村,关注农村发展;同时也尝试促使青年人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与农村的互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人才计划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一年一期,每年在全国各地选拔学员,并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通过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农村发展领域理论视野,同时具备行动能力的有志青年。截至目前完成十期,共有186位青年参与了该项目,结业后仍在农村领域工作的学员超过一半。“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这是写在乡建中心青年公社院墙上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
2017 - 12 - 06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6年3月号“乡村建设”专栏。白亚丽: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部统筹,2003年起开始参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2004年休学一年到湖北房县三岔村志愿工作一年,是全国大学生“休学支农第一人”,并作为人才计划第1、2、3期的负责人参与该项目的管理。“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主持人语:新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处于困境之时联系在一起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乡建中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前身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发起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三农问题”视野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乡建中心启动了“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简称:人才计划),旨在构建一个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推动青年人走入农村,关注农村发展;同时也尝试促使青年人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与农村的互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人才计划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一年一期,每年在全国各地选拔学员,并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通过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农村发展领域理论视野,同时具备行动能力的有志青年。截至目前完成十期,共有186位青年参与了该项目,结业后仍在农村领域工作的学员超过一半。“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这...
2017 - 12 - 06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6年3月号“乡村建设”专栏。刘老石:本名刘湘波,生于黑龙江黑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师从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2000年,刘老石任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文艺队、农民协会。2004年底发起成立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10年7月辞职专事乡村建设工作。2011年3月24日因车祸不幸去世。“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主持人语:新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处于困境之时联系在一起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乡建中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前身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发起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三农问题”视野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乡建中心启动了“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简称:人才计划),旨在构建一个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推动青年人走入农村,关注农村发展;同时也尝试促使青年人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与农村的互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人才计划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一年一期,每年在全国各地选拔学员,并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通过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实践,培养了一...
2018 - 09 - 13
最近十年,我开始认真思考乡村复兴的意义,并做了大量的实践。作为一位行动者,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带领的中国乡建院最近十年所做的“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新村复兴实践与思考。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2003年,我决定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去做乡村建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好不容易进城了,却又回到农村去,这个抉择是很艰难的,但却是基于我认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后所作出的职业选择。因为,我觉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应该复兴乡村的时期了,这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乡村会进入一个“复兴时期”,理由是什么呢?我十年前发明过一个词,叫做“中国拐点”。“中国拐点”说的是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拐点——“中国拐点”。具体来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前,全球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过剩了、不赚钱了。如果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的话,一般性的制造业是普遍亏钱的。中国加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也就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所谓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普世经验”,即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5%以下的“普遍经验”,可能就成为了谬误。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8600美元了,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依然有9亿多,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出2亿。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问题就基本解决(80%多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后就出现严重过剩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工资收益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只生产了几亿农民工,却无法产生几亿市民,我们的工业化没有能力...
2018 - 09 - 06
编者按“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创新。何慧丽教授写作于数年前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乡村振兴战略”,也许不无启示意义。本文发表于《绿叶》杂志2014年第8期,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何慧丽教授。近现代百年来乡村的受体角色,如今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具有了相对向主体角色改善的可能性。当下在全国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农村建设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乡村主体性的因子,才称得上为乡村复兴。这需要巩固既有乡村结构性的优良传统关系,并接茬于现代组织制度的宏观背景。具体而言,即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相对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个是漫长历史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一个是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否定式发展——我们姑且将自2005年以来中央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称之为“乡村复兴”,这是建立在历史变迁进程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谈谈乡村复兴的主体性问题。 一、近现代乡村从受体到主体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具有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主体性特征。近现代制度变迁下传统乡村地位发生了变化,乡村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汲取小农剩余的主阵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本转嫁事实,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受体,一个依附者:中华民国1927—1937年间工业化的黄金增长十年,是中国乡村民不聊生从而发生动荡并革命的主导性原因;新中国建立后集体化时期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成为建国后1978年以前初具雏形的中国工业体系汲取资源的客观受体;改革开放30多年,广大农村变成了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拓荒地,青壮年农民从以前村庄生活的主人变为工业产业化劳动后备军,老人妇女儿童“被剩余”在农村;广大小农因其散漫和被动...
2018 - 09 - 06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这句话在今天别有意味。三十多年来狂飙突进的发展建设与地景重塑,带来故乡感的普遍消逝,尤其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乡土的落陷。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下,各类社会资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向大城市集结,农村成了公众视野之中“落后”、“苦难”与“贫穷”的代名词——亟待逃离或“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的地方”。尽管近年媒体炮制了海量的乡愁叙事与返乡书写,但如何谈论“爱故乡”、如何践行“爱故乡”却成了少有触碰的难题。事实上,当代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一线乡村建设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回应。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乡村建设机构联合发起的“爱故乡行动计划”,便集结了农民、返乡青年、NGO团体以及乡建学者等,尝试以共同的乡愁来激活真正的建设性实践。这些乡建共同体经由自下而上的民间行动,为地方乡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2016年12月30日至31日,以“情归故里、共建家乡”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6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爱故乡·大地民谣音乐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化保护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齐聚一堂,围绕“在地化知识的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爱乡平台建设和乡土文化保护”以及“社区经济建设”等论坛主题,分享各自不同的乡建主张及经验。澎湃新闻作为特邀媒体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城市中心主义主导发展路径的今日,我们要如何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本次会议上从耄耋老人至90后青年对于故乡的自觉认同与深情付出、卓有成效的行动力,以及试图超越空间局限的种种“返乡”探索都让人开始重新思考“故乡”的内涵。相较那些由艺术家发起、符合都市审美趣味的乡建项目(比如终结于去年10月的“碧山计划”),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与实践往往淹没于网络的话题海洋之中,较少进入公共议题。就此而言,“爱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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