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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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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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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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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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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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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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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实践前沿
2018 - 07 - 19
综合农协这种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方式,20世纪诞生于日本,并迅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全面推广。它依法设立、覆盖全地域和全体农民,以金融、经营、社会、文化等综合功能全面保障三农,使得农民组织及其组织保护下的农民成为合理共享市场利益的主体。无论风云变幻、政事更迭,该组织方式屹立百年不倒,且至今仍然拥有不断推陈出新的改善能力。综合农协的组织方式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实行呢?我们发现,在山西永济市,有一个自1998年设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历经15年,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输于日韩台的大陆本土的综合农协。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的蒲韩乡村社区。它缘起于1998年在蒲州镇寨子村建立的“科技服务中心”,2000年又建立了“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在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正式设立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2007年更名为“果品协会”。由于业务范围超越蒲州,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所以,自取了“蒲韩乡村社区”的名字。农民口头禅还是称其为“协会”。这个协会根植于规模足够大的农村社区——这是协会内部能形成长期可持续、循环式发展的基本条件。协会横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共24个行政村和19个自然村,会员四千多户,服务的农民群众超过2.5万人,占了两镇总人口的一半。这个协会拥有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功能——这是使得一个规模化的社会经济体成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紧密联系的有机体的根本举措。现在,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拥有大宗农产品运销、有机农业种植和技术推广、农资购买和消费品购销、手工艺品生产与销售、信用合作,以及老年服务、健康服务、垃圾处理、社区教育、农耕文化等多种功能齐备的综合性的“三农”协会。这个协会做到了农民共富、利益共享、城乡合作、社区稳定有序——而这正是我国破解“三农”难题所期望的主要目标。协会以农民土地入股方式推动土地流转,形成有机农作物机械化规模生产,并通过产后与...
2017 - 12 - 03
“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套的鞋;明天,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在一所大公寓里安放一套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油画和装饰品……”—— 列夫. 托尔斯泰(俄罗斯作家) 当大多数都说世界人口基数大是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最大原因,也有批判现代技术是“双刃剑”(见上一节),很少有人考虑到目前的消费是另一个症结,人们已经习惯被鼓励尽量购买物品,以为那是作为人天经地义的权力。不知什么时候读到一个外国学者写的一篇题为“人口和消费是两头大象(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two elephants)”的文章,我如梦初醒,消费真是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我现在认为消费是比人口问题甚至更大得多的问题,因为人口是自然问题,长消由自然因素制约得更多,消费是社会问题,长消全看人类自己。遗憾的是,人类仍然在加速在消费主义的方向上一路疾行。吉林人民出版1997年出版的“绿色经典丛书”之一的艾伦.杜宁(Alan Durning)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How Much Is Enough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一书(以下简称《多少算够?》,正是揭示消费及其主义是造成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杜宁说:“消费主义真正的精神实质就是让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追求的终极意义,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对人进行精神控制。”生活离不开消费,但消费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类还要满足其他精神上需要。然后自工业革命以来,消费被无限鼓励,成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人类深陷消费泥潭不可自拔,带来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难题。《多少算够?》出版时的1992年,全世界存在3...
2018 - 07 - 12
摘要:如果说《出梁庄记》,诉说的是工业化冲击下农村精英出走乡村的悲哀与无奈;那么,回归郝堂村,则堪称政府与民间公益合力孕育出的当代乡村复苏的一种希望。梁庄和郝堂都在河南,前者在豫东北,后者在豫东南,地理上南北呼应。 2009年之前的郝堂村,同梁庄以及成千上万个普通中国乡村一样:农田渐芜,青壮村民纷纷外出务工,村里连板栗熟了也无人采摘;但短短四年后,今天的郝堂村,已成为一种诗意栖居,不仅村民回归,村容焕然一新,而且通过内置金融发展起来的村社共同体,使其村级经济积累从零迅速增长到了2000多万。中新河南网信阳9月10日电 “不比邻县南阳,不仅历史上名人大家辈出,就是现在中国两院院士,南阳也有10多个,而信阳几乎为零。”每次向外地人介绍其家乡和境内的郝堂村时,信阳平桥区科技局长老禹总是有些为难。因为郝堂村,这个地处河南与湖北接壤处的信阳小山村,实在太过平凡普通了:方圆20多平方公里,村民600多户;村内有鸡公山,但不高,最高海拔700-800米;村旁有水,但无名,数千年来小溪静静流淌;距村子不远、虽有古书上曾记载的九里雄关,如今通高速公路后,也仅不浅不淡地在当地留下了一个牌坊,惹人遐想。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三农专家李昌平来到了这个小山村,让这个原本普通衰败的小村,命运骤然拐弯。  来郝堂村做实验如何?  2009年9月,曾经的“三农书记”李昌平接到一个到河南信阳讲课的邀请。他没有多想,就匆忙从河北赶到信阳。“那时,我正在河北一所大学任教,研究中国农村的内置金融问题,也在河北做了一些实践”,现任中国乡村建设设计院院长的李昌平称,他记得信阳举办的那个论坛叫“公民社会论坛”,自己当时也很想与其他“三农”专家进行一些碰撞。但那时的李昌平显然也比较郁闷。他研究的农村内置金融模式,在理论上已基本成熟,可自己一手在湖北、河北等农村的实践,却一直未...
2018 - 07 - 11
最近十年,我开始认真思考乡村复兴的意义,并做了大量的实践。作为一位行动者,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带领的中国乡建院最近十年所做的“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新村复兴实践与思考。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 2003年,我决定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去做乡村建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好不容易进城了,却又回到农村去,这个抉择是很艰难的,但却是基于我认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后所作出的职业选择。因为,我觉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应该复兴乡村的时期了,这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乡村会进入一个“复兴时期”,理由是什么呢?我十年前发明过一个词,叫做“中国拐点”。“中国拐点”说的是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拐点——“中国拐点”。具体来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前,全球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过剩了、不赚钱了。如果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的话,一般性的制造业是普遍亏钱的。中国加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也就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所谓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普世经验”,即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5%以下的“普遍经验”,可能就成为了谬误。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8600美元了,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依然有9亿多,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出2亿。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问题就基本解决(80%多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后就出现严重过剩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工资收益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只生产了几亿农民工,却无法产生几亿市民,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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