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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张兰英、钟芳:当代乡村建设五大体系

 

    作为对90时代末期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的建设性回应,当代乡村建设以针对“三农”问题的不同面向为着眼点,逐步发展成如下文所述涉及不同重点与主体的五大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几方面并非预先整体的设计,而是在实践过程与现实互动中,根据实际需求与现实问题不断展开的。

    第一大体系: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

    自2000年始,后来发展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4年)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在负责人刘老石的带领下,发起“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和“大学生新农村建设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活动通过组织动员高校学生利用“五一”“十一”及寒暑假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支教扶贫、社区培训、建立信息站,以及组建农民合作与文化组织等,十多年来吸引了240多所高校的学生广泛参与,同时在校内组建涉农社团,至今已连续举办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培养骨干成员近千人,影响大学生志愿者达10万人。

这些完全民间且自下而上的支农活动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初期阶段发挥着“酵母粉”的作用,既在与农民的结合过程中激发大学生内在的自信与创造力,并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信息传播到农村,农民则因对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的崇敬而产生一种凝聚和协力的可能。

    十年来,该实践由假期支农等较为单一零碎的形式逐步扩展为包括休学支农、毕业蹲点、返乡创业等多元化参与形式与另类教育系统。为了点面结合地进行深度支农与人才培养,自2005年起,梁漱溟乡建中心已举办十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项目,每年通过组织几十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各类乡建基地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实践,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在对乡土社会的近距离观察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为乡村建设多面手。

利用很低的成本却获得巨大的社会价值,该实践不仅在建设乡村与自我成长两个层面发挥着积极意义,还为更为广阔之当代乡村建设做了重要的出发点准备、人才储备、思路铺垫与基地建设。无论随后成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是河南兰考、安徽阜阳等遍及全国的各类乡建试验点都深受影响。

看似分散随机的支农实践自有其内在动力与社会基础,其意义除行动本身所产生直接效果外,还有力挑战了教育人才城市化的主流思路,进一步从教育支农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开启了引发“三农”困境之外流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的率先回流,同时营造有利于城乡平等互动与乡土价值体现的新舆论环境与社会空间。

    第二大体系: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

    如何理解田间地头所观察到的乡村现状与关键问题?如何在调研所收集并呈现各种“缺”(钱、人、市场、技术、信息……)的纷繁复杂中找到主线?如何挑战先入为主的“匮乏视角”,去发现并激活底层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类似困惑成为青年学生在下乡和支农过程中不断面对的问题。

与这些困惑同时存在的,则是支农队员和乡建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的当下乡村基本现状: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渐成规模之资本集团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社区凝聚力很难得以建立,无论是农田建设、还是乡村道路基本建设等公共事业常陷困境,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更日益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程度。

作为下乡支农总指导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起人,温铁军结合自己长期的农村调研经验认为: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压力不可逆的条件下,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在乡土社区内部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增加其谈判地位同时减少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以此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因此,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在动员组织下乡支农的同时,将各种类型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区别于建国初期服务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所需要的合作化运动)作为学生和农民结合后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向与内容。自2003年至今,在国家政策与现有乡村经济文化条件下,推动包括购销、金融、文化、养老、技术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在全国十几个省近百个村庄推动建立以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与内容的当代乡村建设试验基地。与此同时,成立于2003年7月19日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从2004年4月18日开始面向全国免费举办农民合作组织培训班。截至2007年4月16日止,学院共举办农民培训17期,培养各地农民带头人779人,推动全国范围内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的成立。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组织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帮助农民从“个体”转化为“主体”,不仅可以弱化风险、提高自身能力,更为当前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重新整合以促使“三要素”回流提供载体。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同样也发现:新兴单一形态或业务的合作组织常显后劲不足且遇到较大困难,既因力量单薄和空间有限,更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整体不利于农民走向合作,各种有利政策与扶持都存在可能的“被精英捕获”。在此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应分别朝业务上的“多元综合”与区域上的“跨越城乡/产销对接”方向拓展。

    第三大体系:农业创新 城乡融合

    2005年11月,经青年学生支农动员与农民组织培训后,河南兰考南马庄村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并在随后朝生态方向转型,然而合作社一年辛苦所生产的10吨无公害大米却在洛阳销售时被骗,证明在一个亲资本且脱嵌于社会的经济环境下,组织起来的单一合作社仍然无法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的社员将大米拉到北京闯市场而引发广受媒体关注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在此基础上,2006年11月29日,时在河南兰考挂职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何慧丽在北京探索形成市民预付定金的“购米包地”机制,同时组建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以将合作组织与可持续教育从单独的生产者扩展到都市消费者与普通市民中。

    除南马庄合作社个案外,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与单纯生产者合作无法解决市场出路等困境在此前后则在不同合作社广泛存在。为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联合并对接同时组织起来的城市消费者,2006年4月28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七家农民合作社在北京成立国仁绿色联盟,希望通过在城乡两头协力工作以破解难题。与此同时,先后开展免费农民合作组织、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各类乡建培训等教学试验研究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于2007年因不可抗力转型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并与由“购米包地”所引发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结合,将工作场域和业务领域拓展到城市与消费者,于2008年3月在北京郊区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发展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推动归农运动,实践融合都市与田园的“半农”生活,让市民在农耕中生产食物、锻炼身体、滋养心灵,建立新型人际网络和城乡关系,恢复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探索新条件下的农业“三产化(农业与服务业结合)”与“社会化”创新。

    这些见招拆招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一方面,单纯的“就农业论农业”已经不能解决当下农业的深层困境,在普遍而又急速的城市化影响下,传统乡村不再是当代乡村建设更为恰当有效的分析/实践单位。不管承认与否,经由大规模城市化、二十多年持续务工潮与大众文化的乡村覆盖,城市与乡村之间实际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常见的“城乡脱钩论”看似保护乡村,实则不利于对刻板定型化的城乡关系与困境现实构成实质性挑战。当代乡村建设希望以更为积极的角度,在组织农民和生产者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市民和消费者,以公平贸易为手段,让来自城市和消费者的合理利润直接返回生产端以进行生态补偿,这种参与既有利于让农民和其他可持续农业的从业人员获得必须且可贵的尊严,还可能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的大联合,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乡建视野下的农业创新不是一般意义的破旧纳新,也非让农业在与“二产”比较中强化其基础却弱势的地位,更不是以消费为导向的空间开拓,而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根本转换。它通过与“三产”的联手及以“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为表现之多元探索,重新认识土地价值并审视城乡发展,进而探索城乡良性发展道路。

    第四大体系: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

    在当代乡建初期,有实践者指出应该将“三农”问题拓展为包括农民工议题在内的“四农”问题,因此,从文化、经济、法律等角度对农民工的各种服务与组织自然成为当代乡村建设另一重点工作领域,同时也是相较于历史乡建的新问题与新发展。

    乡建视野下的工友工作,由于充分认识到乡土作为底色的国情特点与城乡双向流动的长期性,一方面通过前述在乡村推动的合作组织与社区建设以稳定乡土社会基础与可持续条件,为未来可能的各类返乡做准备,同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下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积极引导工友通过城乡互动与农业创新等方式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开展包括文化、法律、经济等在内工作,培育新工人的主体意识与地位,以互助实现自助。该部分工作与前述参与式社会农业共同构成乡村建设在城乡间开展互助创新的两种主要类型。

    最早在城市推动工友服务与互助组织的乡建团体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该组织成立于2002年,立足农民工聚居区,致力于服务工友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主要项目包括新工人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教育项目、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新工人网等。此外,杭州草根之家和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所推动的国仁工友社区大学也分别在杭州、天津、福州、厦门等地开展以服务和互助为主题的相关实践,以让工友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同时面向打工者进行平民教育探索与推广。

工友服务与其他三种形式的乡建实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虽然从文化入手,但却尝试突破一般的工具性手段或意义,通过创造一种源自生活的新文化以重建让新工人富有尊严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高打工者组织化程度与主体意识,学习应对城乡二元体制与外部风险转嫁的各种能力,夯实新工人群体在日益激进社会变革中进行自我保护的社会基础。虽然以日常点滴的服务和类似公益项目为表现形式,却在城市中心与消费主义的重围中艰辛可贵的开拓延伸出与成人教育、生态农业、新媒体、流行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不断扩大实践边界与辐射影响。

    第五大体系:社会参与 文化复兴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形式却彼此配合着逐步展开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与多元空间。就在当代乡建团队规划讨论未来新十年的2012年底,包括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多家着力于不同对象和领域的乡建机构联合发起“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系列活动。该活动主张跨界行动,希望打破乡村建设专职专业的主体限制,挑战乡建内部可能存在的自话自说与情感牢笼,通过广泛发动高校大学生、打工青年、定居城市“农二代”、文艺/建筑工作者等群体,利用各种“回乡/去乡”机会重新认识与理解乡土,让百年乡村建设所传承和蓄积的生态文化底蕴和具有现代批判反思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创造有利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社会建设的文学、音乐、绘画、体育等文化,以对抗乡土社会所面对过剩生产压力下流向农村之资本化大潮的卷入与冲击,提升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价值自信,动员更加多元群体参与到重新发现故乡的乡村建设中去。

该活动只是引子,由此展开了当代乡建的第五个重点内容与领域。此处之“故乡”,非个别或地理范畴,更广义指称乡土社会这一梁漱溟归纳下中国文化“有形之根”及生态文明视野下多元社会的别样可能。需要“发现”的非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逻辑面前的陷落与节节退败,还包括主流逻辑本身及其与资源环境各种限制间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厚重乡土所产生无声但不息的突围努力与各种新可能性。

    所以,发现故乡视野下的跨界联合不限于具体实践之间,还包括“实务行动”与“理论生产”这样的互动跨界,其也是近年来乡村建设实践努力在学院体制内部生长,希望通过新的视野坐标重新梳理百年中国的进程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草根弱势群体与生态环境的新知识再生产,以对抗主流精英话语体系的用意所在。

如果说“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三要素”大规模净流出农村。作为尝试面对且缓解“三农”问题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复杂多样,但如何让这种纷纷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则是关键与核心。以上五方面工作即在此方向下的不同面向与展开,分别涉及青年学生、农民、市民、农民工、知识分子等群体。

    新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挑战着人们对乡土未来的单一想象与定势思维。因此,当代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意义,非事实层面上的简单回归或主流视野下的建设乡村,而必须回到具体脉络,重新连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立体纬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结合起“可持续生产生活、乡土社会、社区重建、平民文化”等层面内容而进行整体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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