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左右，母亲便起床，从鸡窝里挑来几个鸡蛋煮好，炸好糯米粑粑，再取来一些干花生，和一些简单的行李一起，装进了一个有些破旧的牛仔布背包里，就这样送走了父亲，那是2003年初冬，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打工。
2001年冬天，父母带着打工多年积攒的所有积蓄，响应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号召，带着再也不打工的必胜信心，回家创业搞养殖，可惜还没熬出两个年头，父亲又不得不负债累累的踏上打工的路，从此一蹶不振，得过且过，创业欠下的债，我和母亲足足还了好几年。
我出生在生产队最后一次土地调整的第二年，所以我和弟弟都没有土地，一家四口只能在两个人的土地里刨生活，每年都是青黄不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不喜欢种地，经常捣鼓一些小买卖，但也挣不来钱，吃盐也得去小店里赊账，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的事吵架、打架。
1994年春天，家里又爆发了一场战争，父亲在姑妈家借了路费，第一次踏上了打工的路。父亲临行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托人留给母亲，那是一张哭红了双眼的相片，而在生活中，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
直到年底父亲扛着一个装有糖果、新衣服的化肥袋回来，全家人才知道关于父亲消失这大半年的所有消息。父亲去了陕西挖金矿，那是一个睹命的地方，父亲比较走运，没被骗进黑矿井，他带回来的六百元钱还清了日积月累的陈年旧债，他的腰杆也终于可以挺得笔直。但他也决定，从此再也不也挖金矿了。
1995年春天，父亲决定前往浙江打工，母亲精心为父亲准备着行李和路上吃的东西，还从我们家土灶堂底下取出来一团灶心土带着，说是怕在异乡水土不符，容易生病，取他乡水泡家乡土服用，就能渐渐适应他乡生活。
几乎每个月，家里都能收到父亲写来的信，有时信里还会夹着父亲的相片，母亲总是像宝贝一样收藏在箱子里，偶尔也会收到邮局捎来的汇款单。
秋天，母亲生病了，在家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后来病情越来越重，邻居们借来靠背竹椅，捆上竹杆和支架，用床单盖着，一群人轮流着才把母亲抬到镇卫生所去，后来又给父亲发去电报，告诉他母亲病危，急回。父亲收到电报并匆忙回到家，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那张电报纸也被他粗糙的手拽得皱巴巴的。
外婆一直照顾母亲到出院，住院的费用大部分也是外婆卖掉粮食换来的钱。
没过多久就快开学了，那时我上二年级，母亲用一个背兜装上我的衣服，还有家里养的几只鸡，把我们送到了外婆家，然后和弟弟、小姑一同随父亲去了浙江。自此，我成了一名留守儿童，后来我还在姑妈和小叔家生活过，共换了5所学校才把小学上完。
1997年，弟弟回家上学，我和弟弟同奶奶一起生活。随后小叔也去了浙江打工，婶子、堂妹、堂弟和爷爷一起生活。
2000年，婶子也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了爷爷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一起生活，这意味着当时我们家的所有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2007年，我在老家工作了一年，由于老家工资太低，无法偿还上高中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学费，到2008年春天，我还是决定了外出打工，但我没有选择亲人聚集的浙江，而是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2009年秋天，母亲住院手术，我赶回医院和堂妹一起照料，不久堂妹开学返校了，亲人们也觉得长期耽误我工作不太合适，因为手术后康复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于是就想到让父亲回来照顾，可父亲创业失败后一直在外两手空空，怕别人笑话总是不愿意回家，最终在亲人们的劝导下才很不情愿的同意回去，从些他再没有外出过。
2010年，康复后的母亲也很难承受家里繁重的农活，但又看不惯不愿干活的父亲，加上两人感情不好，母亲便再次到浙江打工。同年，奶奶也被小叔接到了浙江生活。
2012年，堂妹卫校毕业后在宜宾工作。
2013年，堂弟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这意味着时隔13年，我们家的第二代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至此，我们家从父亲外出务工算起的22年里，除小姑外的8人已累积务工84年。按我国男性工作满60岁，女性工作满50岁计算，由于父亲也不打算外出，母亲也达到退休年龄，父母辈只剩下小叔和婶子可能还能务工18年，当然也有可能提前结束务工回家，他们四人可能共计务工77年，而我们兄妹四人可能共计务工151年，因为我们这一辈没有务农经历，走出学校便开始进城务工。
父亲是我们生产队外出务工的第一人，记得那时他每次回家探亲，都会有邻居来家里找他帮忙，希望能带他们一起外出打工挣钱。听母亲曾讲起，那时他们的出租屋里，经常都挤着三五个刚出门的或者工作没了着落的老乡。有的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那时外出闯荡的，几乎都是生活比较艰难，兜里揣上两个借来的路费就上路的人们。那时偷抢猖獗，人财两空的故事经常听父母讲起，父亲几乎每次回家都穿着那套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裤脚和衣领都有些褪色的没有肩章的武警服，侥幸的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有时还靠它为同行的人们声张正义。
父亲也记不清他总共带了多少人出去，也记不清他们的出租屋曾经成为过多少人的落脚地。我记得他曾带出去的一个邻居家的叔叔，在外面老老实实的工作了几年后，开始“闯荡江湖”。拜了几十号弟兄，靠经营麻辣烫的生意一起混日子，后来一度发展到一二百人，靠麻辣烫的生意已经混不下去了，后来就带着弟兄们做白粉生意，最终被捕，搞得他们家人跟父亲结了好多年的怨。自父亲去浙江起，一家人的团聚将变得越来越难，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有女朋友和我回家，还有爷爷去世时，是全家人都聚齐的时候。
我喜欢家乡四季分明的气候，喜欢家乡的空气、溪流、鸟鸣、一草一木，更喜欢家乡纯朴的乡土人情、团结的家族文化和近乎自然规律的慢节奏生活。
在我走出高中的校门后，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寻着父辈的脚步迅速混流到世界工厂的生产链上，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因为家乡经济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没关系也没经验，很难还上我上学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近一万元学费，在家折腾了一年多后，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进城打工。
我起初的计划很简单，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还债，另一个是攒点本钱回去开一个乡村主题的影像工作室。结果发现，债是省吃俭用的还上了，可本钱却怎么也攒不够，越到后来考虑的事情会越多，渐渐的也认识到创业并非易事，这事儿也就搁置了。前几年我会时不时的在招聘网站上寻找返乡就业的机会，几次面试后，发现要么是别人对我不满意，要么是我对工作内容不喜欢，能感觉到家乡的就业形势有很大好转，但离沿海城市的整体差距和某些行业的内部差距还是蛮大的，经过一次次的折腾和碰壁，现在已经不再考虑回去的事了，而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城市留下来。
在我外出务工的第三个年头，是我第一次踏上与亲人团聚的回乡路，那是2011年的元旦。“大娃，从你起身那天算起到今天，你出门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爷爷不紧不慢的比划着手指微笑着看着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这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数字，我们一家人除爷爷外，都有过外出的经历，但我们谁也没在意过自己离开家多久了，只有爷爷守在家里扳着手指头天天盼着亲人的平安归来，却从来不表露出来。爷爷把我们每一次离别的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他把和我们的每一次离别都当作最后一面来对待，却不表露出一丝的不舍，而是慷慨的送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爱。
爷爷下葬的第三个早晨，是所有亲人的第一次祭祀活动，称作“护山”。简单的仪式后，我们在坟上又夯了一些土，在坟头上各留下了一把花圈和花伞。次晨，我、小姑、小叔和婶子坐上了开住宜宾的汽车，他们订了傍晚发住杭州的火车，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颠簸后，再中转几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工作地了。而我订了下午发住广州的火车，三十六个半小时。再中转两个多小时就回到深圳了，汽车在高架上腾云驾雾，周围都是高耸林立的楼房。
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座城池接近四十年的开放史，也是我们跨省务工的流动史，足足两代人的青春奉献史和骨肉分离史。
至此，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父母，其他亲人都已陆续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其实母亲也非常想回北京继续工作，还考虑到邻居们帮了不少忙，自家事情完成了就离家不太好，于是便计划年后再做打算（在我们家乡，无论婚丧嫁娶，目前还保留着互助的传统形式，主要由家族和邻里组成）。回想起来，每次回家，就像是一次悄悄约定的等待着完成的任务一样，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驻足的客栈。
岁末已至，又是一个团圆的时刻，但我和弟弟都打算不回家，我要一月二十五日才放假，而弟弟天天上班，到过年也不放假，他在微信群里调侃着告诉我们：“回家，除非辞职不干了。”对于有的人来说，回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是一个很勉强的时间问题，但对于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普通打工者来说，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失去工作，而这样的代价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但，依然有人不得不无奈的承受着。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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