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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猛:漫漫打工路

凌晨四点左右,母亲便起床,从鸡窝里挑来几个鸡蛋煮好,炸好糯米粑粑,再取来一些干花生,和一些简单的行李一起,装进了一个有些破旧的牛仔布背包里,就这样送走了父亲,那是2003年初冬,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打工。

2001年冬天,父母带着打工多年积攒的所有积蓄,响应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号召,带着再也不打工的必胜信心,回家创业搞养殖,可惜还没熬出两个年头,父亲又不得不负债累累的踏上打工的路,从此一蹶不振,得过且过,创业欠下的债,我和母亲足足还了好几年。

我出生在生产队最后一次土地调整的第二年,所以我和弟弟都没有土地,一家四口只能在两个人的土地里刨生活,每年都是青黄不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不喜欢种地,经常捣鼓一些小买卖,但也挣不来钱,吃盐也得去小店里赊账,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的事吵架、打架。

1994年春天,家里又爆发了一场战争,父亲在姑妈家借了路费,第一次踏上了打工的路。父亲临行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托人留给母亲,那是一张哭红了双眼的相片,而在生活中,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

直到年底父亲扛着一个装有糖果、新衣服的化肥袋回来,全家人才知道关于父亲消失这大半年的所有消息。父亲去了陕西挖金矿,那是一个睹命的地方,父亲比较走运,没被骗进黑矿井,他带回来的六百元钱还清了日积月累的陈年旧债,他的腰杆也终于可以挺得笔直。但他也决定,从此再也不也挖金矿了。

1995年春天,父亲决定前往浙江打工,母亲精心为父亲准备着行李和路上吃的东西,还从我们家土灶堂底下取出来一团灶心土带着,说是怕在异乡水土不符,容易生病,取他乡水泡家乡土服用,就能渐渐适应他乡生活。

几乎每个月,家里都能收到父亲写来的信,有时信里还会夹着父亲的相片,母亲总是像宝贝一样收藏在箱子里,偶尔也会收到邮局捎来的汇款单。

秋天,母亲生病了,在家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后来病情越来越重,邻居们借来靠背竹椅,捆上竹杆和支架,用床单盖着,一群人轮流着才把母亲抬到镇卫生所去,后来又给父亲发去电报,告诉他母亲病危,急回。父亲收到电报并匆忙回到家,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那张电报纸也被他粗糙的手拽得皱巴巴的。

外婆一直照顾母亲到出院,住院的费用大部分也是外婆卖掉粮食换来的钱。

没过多久就快开学了,那时我上二年级,母亲用一个背兜装上我的衣服,还有家里养的几只鸡,把我们送到了外婆家,然后和弟弟、小姑一同随父亲去了浙江。自此,我成了一名留守儿童,后来我还在姑妈和小叔家生活过,共换了5所学校才把小学上完。

1997年,弟弟回家上学,我和弟弟同奶奶一起生活。随后小叔也去了浙江打工,婶子、堂妹、堂弟和爷爷一起生活。

2000年,婶子也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了爷爷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一起生活,这意味着当时我们家的所有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2007年,我在老家工作了一年,由于老家工资太低,无法偿还上高中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学费,到2008年春天,我还是决定了外出打工,但我没有选择亲人聚集的浙江,而是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2009年秋天,母亲住院手术,我赶回医院和堂妹一起照料,不久堂妹开学返校了,亲人们也觉得长期耽误我工作不太合适,因为手术后康复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于是就想到让父亲回来照顾,可父亲创业失败后一直在外两手空空,怕别人笑话总是不愿意回家,最终在亲人们的劝导下才很不情愿的同意回去,从些他再没有外出过。

2010年,康复后的母亲也很难承受家里繁重的农活,但又看不惯不愿干活的父亲,加上两人感情不好,母亲便再次到浙江打工。同年,奶奶也被小叔接到了浙江生活。

2012年,堂妹卫校毕业后在宜宾工作。

2013年,堂弟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这意味着时隔13年,我们家的第二代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至此,我们家从父亲外出务工算起的22年里,除小姑外的8人已累积务工84年。按我国男性工作满60岁,女性工作满50岁计算,由于父亲也不打算外出,母亲也达到退休年龄,父母辈只剩下小叔和婶子可能还能务工18年,当然也有可能提前结束务工回家,他们四人可能共计务工77年,而我们兄妹四人可能共计务工151年,因为我们这一辈没有务农经历,走出学校便开始进城务工。

父亲是我们生产队外出务工的第一人,记得那时他每次回家探亲,都会有邻居来家里找他帮忙,希望能带他们一起外出打工挣钱。听母亲曾讲起,那时他们的出租屋里,经常都挤着三五个刚出门的或者工作没了着落的老乡。有的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那时外出闯荡的,几乎都是生活比较艰难,兜里揣上两个借来的路费就上路的人们。那时偷抢猖獗,人财两空的故事经常听父母讲起,父亲几乎每次回家都穿着那套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裤脚和衣领都有些褪色的没有肩章的武警服,侥幸的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有时还靠它为同行的人们声张正义。

父亲也记不清他总共带了多少人出去,也记不清他们的出租屋曾经成为过多少人的落脚地。我记得他曾带出去的一个邻居家的叔叔,在外面老老实实的工作了几年后,开始“闯荡江湖”。拜了几十号弟兄,靠经营麻辣烫的生意一起混日子,后来一度发展到一二百人,靠麻辣烫的生意已经混不下去了,后来就带着弟兄们做白粉生意,最终被捕,搞得他们家人跟父亲结了好多年的怨。自父亲去浙江起,一家人的团聚将变得越来越难,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有女朋友和我回家,还有爷爷去世时,是全家人都聚齐的时候。

我喜欢家乡四季分明的气候,喜欢家乡的空气、溪流、鸟鸣、一草一木,更喜欢家乡纯朴的乡土人情、团结的家族文化和近乎自然规律的慢节奏生活。

在我走出高中的校门后,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寻着父辈的脚步迅速混流到世界工厂的生产链上,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因为家乡经济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没关系也没经验,很难还上我上学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近一万元学费,在家折腾了一年多后,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进城打工。

我起初的计划很简单,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还债,另一个是攒点本钱回去开一个乡村主题的影像工作室。结果发现,债是省吃俭用的还上了,可本钱却怎么也攒不够,越到后来考虑的事情会越多,渐渐的也认识到创业并非易事,这事儿也就搁置了。前几年我会时不时的在招聘网站上寻找返乡就业的机会,几次面试后,发现要么是别人对我不满意,要么是我对工作内容不喜欢,能感觉到家乡的就业形势有很大好转,但离沿海城市的整体差距和某些行业的内部差距还是蛮大的,经过一次次的折腾和碰壁,现在已经不再考虑回去的事了,而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城市留下来。

在我外出务工的第三个年头,是我第一次踏上与亲人团聚的回乡路,那是2011年的元旦。“大娃,从你起身那天算起到今天,你出门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爷爷不紧不慢的比划着手指微笑着看着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这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数字,我们一家人除爷爷外,都有过外出的经历,但我们谁也没在意过自己离开家多久了,只有爷爷守在家里扳着手指头天天盼着亲人的平安归来,却从来不表露出来。爷爷把我们每一次离别的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他把和我们的每一次离别都当作最后一面来对待,却不表露出一丝的不舍,而是慷慨的送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爱。

爷爷下葬的第三个早晨,是所有亲人的第一次祭祀活动,称作“护山”。简单的仪式后,我们在坟上又夯了一些土,在坟头上各留下了一把花圈和花伞。次晨,我、小姑、小叔和婶子坐上了开住宜宾的汽车,他们订了傍晚发住杭州的火车,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颠簸后,再中转几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工作地了。而我订了下午发住广州的火车,三十六个半小时。再中转两个多小时就回到深圳了,汽车在高架上腾云驾雾,周围都是高耸林立的楼房。

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座城池接近四十年的开放史,也是我们跨省务工的流动史,足足两代人的青春奉献史和骨肉分离史。

至此,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父母,其他亲人都已陆续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其实母亲也非常想回北京继续工作,还考虑到邻居们帮了不少忙,自家事情完成了就离家不太好,于是便计划年后再做打算(在我们家乡,无论婚丧嫁娶,目前还保留着互助的传统形式,主要由家族和邻里组成)。回想起来,每次回家,就像是一次悄悄约定的等待着完成的任务一样,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驻足的客栈。

岁末已至,又是一个团圆的时刻,但我和弟弟都打算不回家,我要一月二十五日才放假,而弟弟天天上班,到过年也不放假,他在微信群里调侃着告诉我们:“回家,除非辞职不干了。”对于有的人来说,回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是一个很勉强的时间问题,但对于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普通打工者来说,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失去工作,而这样的代价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但,依然有人不得不无奈的承受着。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ffu3uvqkVmFFJRF9i6TV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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