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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导读:

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

3、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及“为什么打工?”时,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4、打工者的“过客心态”

“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对居住条件和环境、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

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在调查中曾遇到过很多故事。一个工友苏浩民,他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了30多万,自己存款20万花光,又借了10多万)。另一个工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后来,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

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生活,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实际上流动儿童的情况很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在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工作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政治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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