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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青年艺术团,为打工者歌唱——孙恒

1998年7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小伙子,正在抱着吉他卖力地弹唱着。与发出的声音不和谐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忧郁或者是冷漠。

他叫孙恒,当时29岁。那是来北京的第二年。

这个学习刻苦的山里娃,考上了一家师范学院,走出了大山。毕业后留在河南开封四中。小城里的天空比在大山里要大得多。但是孙恒的心却要比这个城市的天空还要高。教了两年书后,他放弃了曾经的梦想,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

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

2001年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

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孙恒对他做过访谈。歌词基本上是他的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身边有很多像他这样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来源于他们。

一次他到工地唱歌,工棚很简陋,挂着晾晒的内衣裤,但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

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们的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可能别人感受不到。给他们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学里、酒吧里唱歌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

“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样: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

在外打工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在艰苦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歌声,歌声对孙恒来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孙恒经常会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工友们中间唱歌,为自己也为工友们带来欢乐。

在各种演出中孙恒认识了一些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打工青年演出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创作,专门 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演出。

“对于成功,不能只用钱来衡量,重要的是发挥出一个人的价值。我的价值在于,我喜欢唱歌,我会唱歌,我唱了很多歌,大家爱听,能对别人的生活起到积极、健康的影响,这就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成功!”

打工、打工,最光荣

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这次演出,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

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当孙恒他们演唱《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在场的500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但工地老板害怕了,出面干涉,要求马上停止演出。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但大家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工友们应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能替他们说话,这也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获得劳动报酬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能说我们是闹事呢?”

演出中,艺术团经常会发一些普法的宣传材料,经常是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板,讨自己的工钱。孙恒说他们的演出,非常受工友们的欢迎,但最大的阻力是资方,就是老板们。他们联系演出,联系20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的托辞是: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

事实是,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工地包括一些工厂,完全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权益。作为一个个体,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这个成本太高了,无论时间、精力、金钱上都耗不起。现在,农民工想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并不很畅通。”

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偶然认识了孙恒。李昌平说:“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我多次观看他们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2002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资助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陆续添置了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后,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肖家河街道居委会,三方共建成立了“农友之家”,现有300多个注册会员,二三十个骨干,3名固定工作人员。

肖家河是打工者聚集的社区,这里常住居民4000人,外来人口却有1.2万。成立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想给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训,灌输一些知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他们建起了电脑室,20多台旧电脑都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维修,到现在为止,一共办了3期电脑免费培训班,每期3周,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他们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社区快讯》。四开杂志,每出一期要120元,一共印2000份,由志愿者发放给打工者,文章都是自写自编,已经出了3期。

有一篇属名“小山”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种人’前边还要加上‘农民工’,合起来叫农民工人,然后简称‘农民工’,再然后简称‘民工’。这样就打了个三折。看看,做人难呀!”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在没有财产、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

天下打工是一家

2004年7月,打工青年艺术团签约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同样是打工出身的京文唱片老板许钟民表示:这张CD不仅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有成千上万农民移民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要把听到的声音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中去,您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

孙恒说:这张唱片我们没有想到要赚钱,但会搞一些义卖。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来唱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者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


文章出处:“肖东坡”公众号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29668745&ver=954&signature=rBsdhWID3g9TkFvqc7T-2xHhLxesRyJRfqbhD3FkvpvFx75YVquI*QldSz3USRnPCodzLde7IaxRnG56m1ythKbLZ-QSQ1lMLUnHhUpMgDKC1C3TDXElVJyx0cEd6vZC&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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