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5日下午，在卜卫老师的召集和主持下，我们召开了《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主办方是北京工友之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众多刚刚参加了打工春晚的演员、志愿者和长期关心工人文化研究的10几位学者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本文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研讨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到4点钟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发言越来越踊跃，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思考。 下面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
心比脑重要
我想从我和重D音的董军的2次聊天说起。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女工群像做为封面，当时社会议论纷纷，有种议论是认为承认了中国工人的重要性。我当时正好在深圳出差遇到董军，我们聊天，董军说：“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让人压抑和郁闷，但是你为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就开始思考董军的郁闷：做封面代表一种认可，但是这种认可无法让董军有荣誉感，我们中国工人付出了、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甚至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严，那这是一种什么认可？难道是让我们认可做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吗？不是所有工人都会有董军这种郁闷的反应，但是如果不是工人却不会有这种郁闷，这种基于身份的体会是这种郁闷的本质，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工人文化的核心和本质。也许工人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郁闷数不清道不明，但是其中却一定有道理、有原因。
前天，在文化馆彩排现场，我和董军聊天，因为知道我们要开这个研讨会，我对董军说我很希望听他发言，董军说：“我说不出来。我很糊涂。工友中大多数都不认同我们提倡的工人文化，那工人到底有文化吗？”我理解董军的郁闷：“文化就是生活，工人不认同我们的劳动文化却去认同资本文化正是今天工人的普遍的文化状态啊，这也正是我们要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打工春晚的宗旨所在：倡导劳动文化，反抗资本文化。”
董军做为工人的身心体验让他有很多体会，这体会让他对事情有态度，比如：郁闷、愤怒、不喜欢，但是，你让董军用感念和逻辑去分析自己这样的态度和反应，董军不一定可以一下子说清楚。而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核心问题，董军用心体会到的是对工人文化的良知，只有具备劳动的身体体验的劳动者才能具备这种用心感悟良知的能力，这样的感知融入他／她的身心，融入他／她的情绪和表达；也许工人不能一条条进行理性分析，但是再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很多时候即使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却可能说不到工人的心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工人站在舞台上的气场和一个演工人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的理解在我看来是我们打工春晚的灵魂。
我们的文化表达：我们不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
文艺节目是一种提炼和集中的文化表达形式。让我们回顾一下2016打工春晚的节目，很多都反应了我们想要什么和我们不想要什么：
深圳满天星合唱团《可我想家》。不想要“黑白颠倒的生活”，不想“孩子出生我就走了。”，我们知道“机器自己不创造价值，我们养活了你们老板。”“我们要在北京、上海、深圳拥有自己的家。”
北京木兰文艺队《我是女人》。“我不要像蜗牛一样走到哪里都背着个家，我不要像风筝一样掌握不了自己的方向”，“我要拥有一片天空和海”。
邬霞诗歌《吊带裙》，“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我体会到了是邬霞对劳动产品的热爱和对美本身的热爱。
唐以洪《退着回到故乡》，“那里没有荣辱、没有贵贱、没有城乡之分。”表达了不想要的，和想要的。
深圳重D音的《青春》，“青春像迷失的船，永远靠不了岸，青春一去不复返，青春孤单、惨淡。”
深圳蔷薇女工合唱团，“我们是产品的主人，不是奴隶；我们要争取自由，捍卫我们的尊严。”
北京同心实验学校《爸妈在哪，家在哪》，让所有在场的观众潸然泪下。
这些文艺节目，反映了工人，男工、女工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体会和问题，也反映工人的诉求和方向。
2013年，我们的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通过工人现实生活和工作的描述，总结了打工群体的现实结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是现实，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现实，如果继续这样的现实，我们只能迷失和痛苦，我们必须争取另一种未来：在城市拥有做工人的权益，回农村可以具备条件和创造条件建设新农村。
工人文化与工人方向的关系
回到前面和董军聊天中董军的糊涂：工人大都认同资本的文化，那工人还有文化吗？的确，对工人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主流文化：消费文化、资本文化、拜金文化、成功学、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在这样的文化之下，社会没有前途，工人没有前途，大资、小资和大学生同样没有前途，不仅没有前途，其实是生活在痛苦和精神分裂之中。我们坚持劳动文化是为了为社会和工人群体谋求一个出路。
打工春晚的宗旨是：倡导劳动文化、反抗资本文化。
打工春晚的形式决定了这个宗旨能否实现：打工春晚的节目主要由一线劳动者创作和演出，直接发出劳动者的声音，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和诉求。
宗旨和形式是一对辩证关系，保持打工春晚宗旨的条件包括：不被收编、业余、各地多机构独立自主（多元化、多样化、生命力）、纵向联合。
不被收编。想到大型选秀的舞台，我就产生这样的联想：把一棵新鲜的水灵灵的大萝卜从充满滋养的泥土里拔出来，清洗干净，装上真空包装，呈现到光鲜亮丽的舞台上，萝卜还能回到大地吗？回去了还能活吗？很感谢朝阳区文化馆这个舞台，让我们带着原滋原味、带着家属和孩子展示我们的状态，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舞台，却不收编我们。
业余。我总是很好奇，一个人如果只做歌手，那他／她唱什么啊？怪不得职业歌手最后都言之无物了啊。一个真正的歌手一定不是职业歌手，一定是在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中，积累了很多感受，实在积累得太多了，就涌现出创作了。职业歌手，为了创作而创作，必然脱离生活。这让我想起《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也难实现、也不难实现的图景：一个人上午可以是农民，下午可以作诗……
多元化、多样化和生命力。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五届打工春晚，我们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机构的工友和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北京新工人艺术团、深圳重D音、北京木兰花开、深圳蔷薇女工合唱团、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天津蒲公英艺术团、深圳满天星合唱团、北京富平家政女工艺术团、昆明劳动互助合作、武汉星辰等。还有工友组合和独立艺人的参与。
再回到和董军聊天的内容，董军对工友现实的文化状态很不乐观，大家认同消费文化，认同成功学这些资本文化，那么我们工人到底有没有文化。在我们2015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有论述，我们要面对现实，工人群体中有积极的工人文化，有消极的工人文化，当工人认同了资本文化以后，工人一定会颓废，因为认同了资本文化的工人群体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颓废虽然也是工人文化，但是却是我们要批判的工人文化。所以，不能一说工人文化，就假想一种：我们工人有力量的虚假状态。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中国现状之下，如果不反抗资本文化对中国的破坏中国将没有前途，而反抗资本文化的力量别无来源，只有来自新工人。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工友都被资本文化所腐蚀，但是，工人的生活现实和身心感悟是产生反抗资本的劳动文化的源泉，纵观中国各个阶层和群体，新工人群体也是产生这一可能性的唯一力量。
刚才大家都对昨天袁立说的话有些反感，尘肺病的发生就如同一种谋杀，而在袁立的眼里我们工人都很无知，都不知道戴口罩。袁立说她不用考虑谋生的问题，因为她安排好了，她的钱可以自动生钱。钱可以自动创造钱吗？当然不能！今天，钱却可以自动生钱，这是一种合法的抢劫，资本文化如何大获全胜可见一斑。这又一次说明了，工人如果想建设积极文化，其实是要投入一场战斗的，这就是文化的战场。
批判资本文化、批判消极的工人文化都是我们的任务。批判的同时必须建设。建设工人的劳动文化，工人才有出路，社会才有前途和方向。让我们继续下去。让工人在城市可以获得应得的权益，安居乐业、家庭团圆，回到家乡可以建设新农村，而不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文章出处：“当代文化研究网”；2016年1月24日晚7点，“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文化馆行动剧场如期举行。这一由工人自己搭台、自己演出、自己发声的晚会，到今年已经举办过五届。《工人有文化吗？——“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转自吕途老师的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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