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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新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1年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作为中国的新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

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

“农民工”

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语”冲突中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赞同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人大都认为,这个词说的是现象,是事实,并没有歧视的意思,认为这个词说的是,打工者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这样认为的人是否能再进一步想想,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工”这个词的确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打工群体中的主流人群了,因为它不再代表客观事实。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季节性外出打工,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这个词用来描述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多数打工者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期持续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时候如果继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词不达意,因为打工者从事的是工业或者服务行业的工作,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不是农民;第二,因为打工者户籍是农村,所以使用这个称呼,这样的逻辑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歧视,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需要改革的旧体制,而且用户籍身份来制约人口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第三,很多时候称呼隐含着一种权益,用“农民工”来称呼打工者所隐含的意思是:打工者不是和城市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和工人;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人数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打工者说道:“称呼我们为农民工,就感觉我们好像永远不能翻身一样。”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词语已经到了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不接受“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体现的是这个群体主体性的崛起。社会上普遍使用“农民工”一词是因为话语权并不掌握在打工者的手里。话语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2009年10月28日,在“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小山有个发言,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称呼的道德和意义。小山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谈一下自我认同的问题,关于农民工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们站得高看得远,

但是对于我们很重要,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的实践就没有意义。我们一直很排斥这个称呼。很多人认为我们有病,怎么会在乎这么个名字。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忽视了道德。作为一个主体不能同样是两个东西,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不能买相反方向的两张火车票。这样的一个认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我们是谁?由谁说了算?我自己说了算。自我认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是两样的东西,我们必须作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不作出这个选择,按照这个称呼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境地。我以前在很多建筑工地做访谈,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忍受那么恶劣的条件,问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农民工啊。认同了,接受了这个身份。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实践者,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农民工,那么我们就丧失了能力。

“打工者”辩

有一天,我和一个大学教授聊天,他说:“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很无语,我在想:“教授的老板是谁?”

有一次,在一个工友座谈会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来参加了,他说:“这个世道谁不是打工的呀,我也是打工的呀!你们不要就想着普通工人需要维护权益,我们也需要维护权益。”

过去,大学毕业生倾向于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广泛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工友告诉我,他们在生产线上经常会遇到大学毕业生和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

过去,国企的工人不被称为打工者,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被赋予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的地位。换句话说,对人的称呼不是由做什么工作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

在一个快速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如何称呼也需要三思了。从现实状况来看,进城务工人员是被雇佣的,是在给别人打工,所以可以被称为打工者,但是很多其他人也是被雇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者就不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专属称呼。那么到底谁是打工者?是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除了资本家以外所有人都是打工的?

本书最常用的称呼是打工者。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被资本所有者雇佣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打工者,那么这也许就包含了现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口了。就本书而言,这里说的打工者是狭义上的,主要指在城市打工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者。

“新工人”辩

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是有着历史的烙印的,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工人有一个概念;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做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那么就必须重视这2.5亿打工群体的诉求。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

用新工人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

第一,用于区分国企的“老工人”。今天,我们新工人争取的很多东西是国企工人曾经得到过然后又正在失去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又要去创造下一个三十年了,而这个任务落在了新工人群体的身上。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ChingKwanLee写了一本书在国外很有影响,书名是《依靠法律/违法》(“AgainsttheLaw”),书中对比了国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她称呼老工业区为“生锈带”(rustbelt),称新兴工业区为“阳光带”(sunbelt)。她认为在生锈带,老工人所拥有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单位、政府和国家;而移民工所拥有的是一种“法律契”,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同意这样一种观察,不过我们不能忘了,法制并不是孤立的,现在保护工人的法律一一出台而且正在完善,但是损害打工者权益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打工者维权也是步履艰难。可见新工人要依靠法制,但是社会的进步又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健全。

第二,“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用的劳动者。

第三,“新工人”是我们的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这里用新工人艺术团2010年出品的第4张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中的一首歌曲来表达一下工友对称呼和身份的反思:

我的名字叫金凤

词曲:段玉

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在一家工厂打工。

长长的流水线,流走了我的梦想,

双手每天都在忙碌在那针线中,

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两年整。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

不甘于生活的繁重,我就去学了美容。

学习的日子很愉快,但工作却不是那么简单,

我要起早贪黑地把技术练,唯独是梦想着,

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

可天不遂人意,让我再一次地离去,

对生活热情的心,也跟着迷离……

后来我又去了饭店,做了普通的服务员,

被别人呼来喝去地使唤,不能有任何怨言,

觥筹交错的是杯杯的辛酸,

盘盘碗碗承载着多少梦幻!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啦…………啦………………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二、新工人群体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新工人群体的形成,指的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新工人数量一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些人作为中国新的工人群体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二是新的工人群体作为产业工人和服务行业劳动者的经历和体验已

经形成。这两个方面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物质表现,并不能体现一个群体的精神内涵。从精神文化角度,新工人群体还有待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由孙恒和他的同事们在2008年5月1日创建的。孙恒是这样叙述创建这个博物馆的初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主流的历史中,我们听到的只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听不到劳动者的声音。我们这个博物馆就是要记录普普通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历史放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

博物馆中央大厅中悬挂着温家宝总理的话:“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口号是:“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一进门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下面这张“打工三十年”的历史图:

下图对过去的三十年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艰难的流动”,时间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从打工人数来讲,估计到1988年的时候达到了两千万。在这个阶段政府对农民外出打工是进行控制的,到城市打工的务工人员被称为“盲流”。

第二阶段是“打工热潮”,时间段是从1989年到2002年。从打工人数来讲,估计到2002年达到了1.2亿。在这个阶段,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外出已经没有什么控制了。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农村户籍人口进城打工提供了机遇,但是打工者在城市是暂住的身份,而且随时面临被遣送的威胁。

第三阶段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时间是从2003年到2008年。从政策沿革来讲,2003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打工者的身心得到了解放,不再为随时可能被遣返而寝食难安了。从打工者的数量来讲,到2008年年初,中国移民工的总数已经达到2.1亿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馆,该展图也是那个时候设计和完成的,所以,三十年的历史截至2008年。

新生代打工群体

根据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抽样调查,新生代打工群体已经占到整个打工群体数量的60.9%。当新生代打工群体从人数上占到大多数的时候,打工群体的整体诉求就发生了变化,这直接影响了新工人群体的认同和精神文化层次的追求。经过三十年的代际变化,新生代的打工群体已经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诉求决定着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也就是说,第一代打工者到新生代打工者诉求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必将发生的变化。诉求并不是凭空降落的,而是打工者在长期生活、工作的物质和精神积淀中产生的。

下表对第一代打工者和新生代打工者进行了粗略的对比。

1 第一代打工群体和新生代打工群体的对比

对打工群体的划分

出生年代

经历

认同

第一代打工者

70年代及之前出生

当过农民,会种地。80年代开始出来打工,很多是季节性工人。

认为农村是自己的归宿,觉得最后要回到农村度过晚年。

新生代打工者(约占整体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1%)

第二代打工者

80年代出生的

很多没有当过真正的农民,大多长年在外地打工。

虽然没有当过农民,但是,因为觉得无法在城市购房和长期稳定地工作,所以出于迷茫之中。

第三代打工者

90年代出生的

大都没有种过地,很多在城市出生和章大。

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真正的认同,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年纪大一些的人倾向于从时间上纵向对比,来评价此时的状况。而年轻人倾向于从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对比,来评价自己的位置。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打工给打工者带来的不只是工资收入,而且是整个视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新生代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横向的对比中,他们看到社会的不平等,同时萌发梦想和诉求。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应该由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而决定,而不是由其从哪里来或者老家在哪里来决定。如果社会不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就会产生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移民人口的发展困境。

三、新工人群体的概况

谁是我们说的新工人群体

本书所说的新工人群体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是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或劳务报酬的广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人数

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表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打工者占总数的60.9%。

打工群体的收入水平

打工群体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是以他们的低工资和大多数人没有社会福利为代价的。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据统计,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在1417元。”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家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人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

年龄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16~30岁的占6l%,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性别比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深圳市人事局200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深圳的农民工中女性比例较高,男性占48%,女性占52%。

教育程度

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10月所做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移民工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5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7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0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6.6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98%。

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是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62.5%)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的比重尚不足四成(37.5%)。”

在总述的最后,和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在2004年出品的第一张专辑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中的一首歌曲,共同倡导劳动的价值:

打工、打工、最光荣!

词曲:孙恒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

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

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

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

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

顶天立地做人

——勇往直前!

(摘自:《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


文章出处:中国知网

文章链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14&filename=WSYK201402026&v=MDEwMzJyWTlIWW9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S2ZZT1p0RkNua1VyL0lNajdTWmJHNEg5W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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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07
    编者按语: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张  聪(跨文传媒)2011年底,我辞掉工作20年的大学教职,携怀孕的妻子去美国游学。转眼7年过去,我们在美国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也有了一些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国内的家人朋友,多以为我们从此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不会再回来。不过于我们自己而言,计划一直都很清楚:当初出国学习和工作,乃是为了今日更好地回到国内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若非孩子年幼、工作的牵绊让人无法一走了之,或许我们早已回国。经过1年多的预备,半年之...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07
    编者按语: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一)三年前,我与家恩兄在十堰的一座茶园里闲聊时谈起,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游学。起初的想法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在思想和学识上能够互相产生一些影响。家恩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一谈,发现周教授多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只是一直未能成行。于是周教授就成了我们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的团长。家恩组织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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