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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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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编者按语:


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

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方  平

(广西民族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万分荣幸,在2019年的盛夏,笔者能与许多良师益友一道,参与“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主题调研。在丰富的行程中,逐渐理解了主题包含的两层含义:其一,研究的起点在乡村,其二,研究的目标是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

中国的乡村,孕育了重要的发展和变革动能。其丰富多元的经验素材,得到本土化研究学者一以贯之的青睐。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回响。乡村的回响总是掷地有声,以至于即便是在乡村完成的讨论,它的视野与关怀,也能跨越乡村本身,进一步照射出中国复杂、多元且充满可能性的现实。

事实上,发现中国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逐步走向复兴的内在逻辑。而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如何回应市场深化,并与之互动和共生,则成为了理解这个逻辑中的重心之一。

经过在西南地区13天的田野观察,以及之前超过10年的食物研究实践积累,笔者得出的初步认识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双重嵌入的转型。借助波兰尼的理论框架,双重嵌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市场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脱嵌,引发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双重回嵌的过程。在下文的叙述中,笔者将借助在丽江对种子网络负责人的访谈,以及随后在广西开展的跟踪调研,透过这场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运动,展开对双重嵌入转型的思考。

(一)双重脱嵌: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

我们希望,借助对种子的理解,恰如种子本身,从乡村的泥土中发芽,逐渐成长,为发现中国提供重要启示。若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种子必须得到更清晰的定位。

农民种子网络(下文简称种子网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成立于2013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和广西农科院共同支持和推进的非政府组织。此次调研,我们有幸访谈到了种子网络的核心成员李管奇老师。


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图1 调研团队在丽江与李管奇老师座谈

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70年来,新中国种子产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兴起及深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种业处在扎根于当地资源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科学家两脚插在泥土里,全心全意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将当地的种子资源收集之后,形成了农业物种资源库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的育种研究。

在研究者与农户的互动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几乎不存在。国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将基层的生产一线人员和科研一线人员紧密连接起来。从种子收集到品种选育,直至为以后的杂交种业发展作贡献,很多的研究基于土办法,过程异常艰辛。

第二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兴起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种业市场以自主技术为主。随着种业企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开发,育种技术逐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先进的技术伴随着工业化农业的话语,以绿色革命为旗号,进军中国。公共育种体系对于农户实践和在地知识的依赖性开始减弱。

第三阶段,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的种业向世界敞开大门,市场化推进如火如荼。主流的种业发展还是以技术和市场主导为主。市场深化带来的场景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不断丰富,但食物的品类数量和安全质量,以及背后的农业自然环境可持续性却在大幅降低。在老品种迅速消失的同时,众多的小农户在育种体系的话语权,基本被市场的洪流淹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无法留种。农户和消费者,作为食物生产和交换的最基本参与者,却失去了对食物和种子的选择权。该趋势迅速演变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食品安全事件,并在一场全国性的转基因食物大讨论中达到高潮。

第四阶段,在2016年以后,国家通过新的《种子法》修正案;同年,由企业主导的品种审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共科研机构的品种审定数量。这标志着中国种业市场深化开始出现质变,其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脱嵌,进入了新的阶段。

市场全权主导的育种研发方式,与之前的公共科研体系截然不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区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当种子市场被少数公司霸占之后,食物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资本手里。他们所倡导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能够阻断农户、土地以及乡村社区之间,在物种多样性、生产生活技能和历史情感上的关联;甚至瓦解农户的传统知识和村庄的文化认同系统;进而,市场深化背后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得以构建起以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为核心特征的食物帝国。

(二)双重回嵌:参与式育种的实践历程

种子网络强调还种于民,其本质是将已经被深度市场化的育种过程,重新回嵌于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之中。以参与式育种和种子银行为主要方式,农民种子网络在中国多地的乡村,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中外专家的指导下,广西上古拉、云南石头城、青海民和等18个村庄的村民,重新拾回原有的生产知识,开始了以老品种保育和在地品种研发为重要目标的社会实验。

以参与式育种为例,我们试图还原种子网络的实践历程。在育种实验的第一年,科学家先在育种基地向农户发放种子,农户回到村庄,进行小规模试种。第二年,规模扩大,更多农民可以在观摩第一年实验效果的基础上,参与到品种选育的过程之中;农户对品种的高度、抗病性、生长周期等核心指标进行评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应保育的品种。第三年,更多的种子被评分,据此确定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期间,越来越适合当地需求的种子品种被选出来,越来越多的种子数量被收集,存入种子银行。第四年,育种成果多数会被农户接受,同时,新品种会再回到育种基地继续培育;其他区域的农户,来到当地的种子银行,互通有无,进而推进其他区域的品种选育工作。

参与式育种的核心理念是还种于民,它实际上改变了品种审定与农户接纳的关系。与传统市场化的育种相比,体现出三个具体不同点:第一,育种进程由农民和育种专家共同决定。这个进程,通过构建土地、物种、环境、村民、科学家、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直至组织农户与其他村庄的农户互动,重新塑造育种过程与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关系。第二,具体的育种过程从实验室移到了田间。科学家和农户之间的直接沟通,降低了农户参与门槛,同时,农户借助政府和科学家的话语,以及种子网络等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实际帮助,提升对种子选育、农业生产、当地生态环境,乃至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第三,实际生产的品种体现了在地化原则。选育的品种可以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并符合当地人对于食物的传统需求取向。虽然种子种植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本地,若超过相应的区域,其生长性状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但这恰恰说明了物种在地化的价值,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种子具体选育的过程,可以相互借鉴和复制。

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图2 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三叉村代表黄英莲以及外国专家座谈

在与农户的对谈中,笔者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参与式育种的热情发自内心。很多农户对于重现老品种的多样价值,具有深刻的认同感。从农户们认真的笔记,互动之间的言语音调,以及脸上自信和喜悦的表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这种认同感。

例如,在种植稻米时,农户通常只将自家留的种子作为晚稻种子,进行种植。这是因为,晚稻的种植时间更长,口感更饱满;而且,选择当地的老品种,往往意味着口感更独特。事实上,农户对味觉的强调,凸显了他们对于当地稻米品种的深层次心理体验和情感寄托。对成长环境的依恋,对淳朴乡风的传承,对传统农耕系统和村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更复杂、更深刻的故乡归属情结,就是农户寄予老品种身上的那份对美好乡土生活的向往。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种子的需求,与市场所主导的需求,并非同属一个行动逻辑。或者说,主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需求效用理论,很难对此进行完整的理解。

反复体会农户与种子重新建立的联系,最重要的发现,是他们行动所引发的改变,承载了自然对于市场的回嵌,以及社会对于市场的回嵌。还种于民,让种子的多重属性开始回归,并形成多元价值,被参与其中的农业生产者所认同。

具体的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农户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系统性地拒绝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选择有机的种植和养殖模式,这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与土地、社会之间的裂痕,被种子重新缝合,促使有价值的社区认同感开始回归。农户与农户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并开始长期合作。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种同时叠加了熟人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是非常可贵的体验。

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图3 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种子网络代表座谈

换个角度看,参与式育种对种子市场的核心利益,以及占据主导的权力主体而言,是一次颠覆式的冲击。在市场主导下,种子身上所有的多元价值,包括它原先所蕴含着的文化、地理、自然、社区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丰富内涵,被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动逻辑所剥离,唯一剩下的只是逐利。只有符合逐利目标的品种,才有资格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科研资源。

种子市场常常以无限市场的方式出现,权力中心所能汲取的利益网络,可以漫无边际地生长。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互不相识。他们在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无需为种子本身的命运负责,也就无需为种子依附的自然环境负责,更无需为种子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负责。而在种子网络的实践中,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被重新归还农户。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利益蛋糕的分配格局,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和对应的科学家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

但参与式育种的内在价值其实更深入人心。种子网络通过一步步地分点推进,让科学家能扎实地开展工作,并选择让农户自己认同自己的互动方式,鼓励所有利益相关的主体,都参与到育种进程,展开自己对当地种子和土地的关联的重构,在反复的摸索中,深化对种子和家乡的关联。而农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又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知识,在种子网络的帮助之下,产生基于在地知识和文化背景的科学话语体系。

构建这种另类科学话语体系是极其难得的,毕竟它要对话的对象,是跨国资本所主导的食物帝国。但这种改变,的确同时发生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以及拉丁美洲多国参与的食物主权运动中都有所体现。替代性的尝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印证。换句话说,种子网络的实践,再次验证这种具有双重嵌入的社会运动,正在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三)双重嵌入:还种于民与中国乡村的巨大活力

种子网络的尝试,形成了认识中国所必需的实践感,也促成了种子繁育过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回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还种于民的双重嵌入路径。在种子生产和交换的场域之中,真实地还原了食物、自然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连接。它不仅仅是源于市场的逐利原则,同样也要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

同时,种子网络的实践具有可推广的价值。它们选择的试验点,往往已经有自发的农户组织。在参与式育种实践的激励下,能够实现有效的组织扩张,并进一步稳定其内在组织架构,促进农户自我组织能力提升,进而有效收集和梳理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和人文技艺,继承和发展传统农业系统的深层次智慧和价值。在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组织形态,能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这个模式的生成,也恰是中国乡村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体现。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的乡村承载了太多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农户的可持续生产实践,及其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回嵌,在市场深化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绘制出一幅多元而多彩的图景,体现了双重嵌入的转型进程。而复杂性和多元性所蕴藏的可能性,迸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也许正是双重嵌入的转型动力来源。


(方平,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乡村发展研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am0L3n7hbgPfXkPo4W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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