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农地流转造成的“非粮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与农地“非粮化”的关系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其代表性观点是：第一，农地流转导致了“非粮化”，即由于粮食价格偏低且农地流转成本较高，转入户更可能从事“非粮化”生产；第二，农地流转不会造成“非粮化”，且转入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第三，关于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行为选择，也未达成一致性结论。显而易见，已有研究均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来阐述农地流转与“非粮化”间关系的，忽略了中国特色的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属性。

实际上，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内含了两种不同的交易逻辑，即以人情关系为主要机制的内圈交易和以市场价格为主要机制的外围交易。前者因人情关系网络的互惠机制得以维系，并以生存风险最小化和非正式保障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因稀缺资源的市场竞争而出现，并以谋求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和合约实施风险最小化为目标。显然，如果着眼于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外围交易，市场逻辑和交易价格将决定流转农地的使用方式，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约束则可能加剧农地“非粮化”趋势。如果关注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内圈交易，市场逻辑对农地流转的约束力、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约束均会变弱。然而，新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内圈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尤其考虑到仍有超过50%的流转农地是由同村农户进行的交易，如果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撕裂使得这部分农地的“非粮化”比例显著提高，那么我国所面临的“非粮化”风险将显著加大。

本文首先剖析了已有研究在农地流转与农户种植行为选择关系上产生分歧的局限约束，即对于那些发生于熟人网络之中，且以人情关系为主要媒介的流转交易，一方面不具有追求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另一方面，小农户更倾向于将劳动力置于非农行业，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益。此时，以机械替代劳动，由此诱发的农地“趋粮化”则成为了与“非粮化”不同的种植逻辑。显然，针对不同转入主体的分析，实质上是从不同农业经营动机出发进行的讨论，从而发现了差异化的要素配置和种植行为，这是已有研究出现分歧的关键。

其次，本文借助农地流转“差序格局”中的内圈交易和外围交易概念，了识别具有不同经营性动机的农地租赁行为，进而探讨其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由此得出，在传统的农地流转“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越紧密，农地流转越可能被用来维系人情和巩固社会网络。此时，不以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为交易动机的小农户，在逐渐依赖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将以机械替代劳动，从而呈现“趋粮化”生产。社会关系越疏远的交易双方则更可能借助市场机制进行流转，转入主体则以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在粮食生产利润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更大可能地进行“非粮化”生产。然而，随着熟人流转的市场化转型，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应的差异化经营目标将趋同。显然，当价格被视为市场型交易的标志时，农地租金的趋同反映的是，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正在撕裂。

再者，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依次检验了：（1）不同流转交易对象是否伴随着差异化的种植结构选择；（2）农地租金的提高是否会促成农地“非粮化”生产；（3）农地租金是否是农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的重要渠道；（4）农地流转市场呈现的特征，是否已经暗示着人格化交易正在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型。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金融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农地转出对象对流转农地种植类型的影响，以及农地租金在其中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与亲友和本村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外村农户或经济组织导致农地“非粮化”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其原因在于，农地租金具有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农地租金的提高会增加流转农地“非粮化”的概率，且农地租金是农地流转对象作用发挥的重要途径。业已出现的农地租金趋同意味着，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将逐渐瓦解，并可能导致流转农地的“非粮化”，进而加大粮食安全压力。尤其考虑到仍有超过50%的流转农地是在同村熟人间进行的交易，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撕裂应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密切关注。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当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不仅意味着农地流转机制的转换，也隐含着农业种植行为的转变与结构的调整。因此，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相关政策切忌一刀切。从发展规律上来说，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是不可逆的，由此引发的“非粮化”压力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本文旨在提出一种预警，使相关部门对农地流转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给予充分重视。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较早探讨农地流转市场化与“非粮化”生产的关系，为揭示农地流转市场转型过程中种植结构调整的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引入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概念，将农地流转与“非粮化”的分析置于不同的交易特征之中，从而有助于根据交易目标来讨论现有研究关注的要素替代问题，进而弥合已有研究的分歧。在农地流转“差序格局”逐渐被市场机制取代的过程中，本文还为未来农业农村政策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未来可能的拓展方向可能需要着眼于回答如下问题：（1）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流转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或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将如何互动，进而影响农地“非粮化”；（2）在市场型流转会导致农地“非粮化”情况下，应如何对市场机制加以引导；（3）在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兼顾传统习俗在文化建构、社区关系维护和粮食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大约是在2019年年底完成的，写作的主要目标在于诠释农地流转诱发“非粮化”与“趋粮化”的争论何以存在，并拓展当时作者正在研究的主题——“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换言之，本文其实是作者在前期完成的《种粮的逻辑》和《中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逻辑》两本著作之上的一个总结与拓展。

完稿之后投给《管理世界》杂志。先后经历了三位审稿人认真负责的评阅以及三轮的修改，修改回复加起来不下于20页的篇幅。为此，作者一方面要感谢编辑部与审稿专家的细致与认真，另一方面也感叹顶刊发表的不易。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阐述了中国特殊情景下农地市场转型及其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但其中引申出来的含义则是，传统的信任差序格局正在撕裂，农村社区关系正在转型。对于乡土中国的治理来说，当人们都在以价格或市场逻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这或许真的需要引起重视了。